富永正三
1941年7月末，我當上了見習士宮，與此同時，從熊本的步兵第13團調到中國湖北省荊門縣的支那派遣軍（即中國派遣軍——編者注，下同。）第39師步兵第232團。8月末，我被任命為第10連第2排排長。當我來到排里見到自己的部下的時候，心裡感到很驚訝，士兵們的目光很兇，充滿了野獸一般的殺氣。他們都是身經百戰的老兵了，而我卻是沒經過任何戰鬥考驗的一介書生，這使我當排長的自信心都動搖了。
第二天，我奉命到團部去參加為我們22名新任野戰部隊排長而舉辦的現場教育培訓班，時間是一周。教官是田中少尉，他帶領我們到所經歷戰鬥的戰場上，把戰鬥的過程、勝利的經驗、失敗的教訓詳細他講給我們聽。
培訓班的最後一天，進行「勇敢測驗」，內容是「斬殺俘虜」。當時，我的腦海中出現了疑問：這種行為合法嗎？可惜，當時我並不懂「戰時國際法」。
那一天，當我們乘車來到現場時，看到那裡已經挖好了一個長約5米、寬約3米的深坑。坑的四周，站著20多名用黑布蒙著眼睛、用繩子綁著雙手的中國人。
過了一會兒，團長帶著幾個營長來到了現場，坐到事先準備好的椅子上。
這時，田中少尉走上前去向他們敬禮，然後轉過身來大聲宣布：「勇敢測驗現在開始！」他手下的服務兵每人牽著一名中國人走到坑邊，讓他們坐下。
接著，田中少尉對我們這些學員喊道：「就像我一樣砍掉人頭！」說完，他拔出軍刀，讓服務兵用長把勺舀來清水往刀刃上潑，然後，就慢步走到一個中國人身後，右手把軍刀高高舉起，由上而下斜劈下來。
只聽見他「哈依」地一聲喊叫，軍刀落下，人頭分離，頭顱飛出一米遠，頸上噴出兩條血柱，屍體掉下深坑。
我是第一次親眼看到這種殘酷的殺人情景，感到全身都僵直了，連呼吸都要停止了似的。
「喂，該你的了！」田中少尉手裡拎著那把血刀，遞給我們學員隊伍的第一個學員，讓他如法效仿。
我是第四個，當他叫到我時，我頭腦中嗡地一閃念「這種事情，能做嗎」，可是馬上就被「此時此刻，我不能發傻」的念頭壓了下去。
我走出隊列、學著田中少尉的樣子，橫下心來，砍掉了一個俘虜的頭顱。那一瞬間，我心裡彷彿充滿了自信似的：這回，我有資格當排長了！我們這些新任的排長，不僅砍殺中國人，還用他們的身體練刺殺，那真是一個瘋狂的場面啊！
當我們的「測驗」結束後，那裡簡直變成了血腥的人間地獄！
當天晚上，回到連里，當我站到部下面前進行「夜點名」的時候，心中原有的那種自卑感，早已無影無蹤了，我感到自己已經是個名符其實的排長了。可是，心裡殘存的良知告訴我，自己已經變成了另一個人，更正確他說，已經不是人了，變成了殺人的魔鬼。難怪現在看部下們的目光時，已經覺察不出那種野獸一般的殺氣了，大概是自己的目光也變得跟他們完全相同的緣故吧！
當時，經常從日本國內派新兵來到戰場上。每來一批新兵，都要進行這種殺人訓練，殺害俘虜、情報人員、不馴服的老百姓。有了這種訓練，就能使他們到戰場上變成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後來，我當了連長以後，也是這樣來訓練新兵和下級軍官的。
對日軍說來，戰場是在中國的土地上，周圍全是中國人。我們把所有的老百姓都當成敵人對待，經常燒掉他們的村莊，並以「日軍士兵去向不明」為借口對老百姓「見一個，殺一個」。
我們那個團，於1943年秋天到湖南省常德縣作戰。那年的12月末，團里制定了一個戰鬥計畫，要把中國軍隊佔據的白楊寺村摧毀。
白楊寺村地處險峻山區的腹地，村外修築了堅固的陣地，是中國軍隊的一個重要據點，成為我們的心腹之患。
這次戰役，我們的野戰重炮也參加了。我們連的任務是狙擊中國軍隊的增援部隊。
天剛亮時，白楊寺中國軍隊陣地就遭到我軍重炮的集中轟擊，眼看著中國軍隊陣地被摧毀之後，我軍官兵便進入村莊，村子裡沒來得及逃跑的老弱病殘，就成為我軍殺戮的對象。這場大屠殺，殺了150多人，搶光了他們的東西，燒光了他們的房屋。
應當說，這是南京大屠殺的一個縮影。
其實，有什麼理由把村莊里的普通老百姓趕盡殺絕呢？可是，凡是日軍所到之處，都是奉行這種「三光」政策的。
當沖繩戰役快要結束時，我們師被編入關東軍。戰敗以後，我作為戰俘被送到前蘇聯的哈薩克加盟共和國卡拉於達煤礦當了5年礦工。
在此期間，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1950年7月，我們969名戰犯在中蘇邊境的綏芬河被引渡給中國，兩天後，被送到撫順戰犯管理所。
在綏芬河被引渡時，我心想，這下子可完了！無論如何，也回不了家啦！於是，便陷入了破罐子破摔的絕望狀態中。我們這些戰犯，哪有一個人的手上沒沾滿中國人民的鮮血呀！
可是，那年夏天，當我們從蘇聯的貨車車廂里出來，被領到中國的列車——舊滿鐵時代的軟席車廂的時候，我們感到糊塗了。車窗上貼著紙，看不到外邊，可是在車上給我們吃的都是白麵包，還有護士走來走去，問我們有沒有生病的人，這是我們這些自暴自棄的人所完全沒有想到的。
走進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大門，被關進十幾個人一間的牢房，聽見門鎖咋嚎一聲響時，我們感到自己的末日來臨了。同室的人當中，大部分不認識，各自在床上休息了一會兒，就到了開晚飯時間。晚飯吃的雖然是高粱米飯，可是，原來在蘇聯長期裝不滿的肚子，這回是第一次吃飽了。看守第一次問我們「飯夠不夠」時，我們都驚訝地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有幾個人滿腹疑慮地舉起手說「不夠」。看守數完人數以後，報告上去，過了不一會兒，便把新做好的飯送進了牢房，給那些舉手的人吃。這又使我們大吃一驚。
每天因為無事可做，就蒙頭睡覺，看守一來就叫我們「起來！」如果有人得病發燒，即使是半夜，護士也來送水送葯。重病人，還送到外面的醫院去住院治療。雖然如此對待我們，我們卻仍心存疑慮地想，是不是先麻痹我們，然後找個理由再砍我們的腦袋？
夏去秋來之際，朝鮮戰爭形勢起了變化，美軍從仁川登陸後，朝鮮軍隊被迫後退，戰火燒到鴨綠江邊，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抗美援朝」號召下，投身於朝鮮戰場。當時，由於擔心美軍空襲撫順，而把撫順戰犯管理所北遷到黑龍江省的哈爾濱市和呼蘭縣城。我到了呼蘭。
第二年春天，中國人民志願軍把美軍打回了三八線，戰爭局勢穩定下來，我們這些戰犯，又被送回撫順。當時，我們當中有些人曾經在心裡盼望美軍能打過鴨綠江來解救我們，現在，他們的心涼了半截。有些事情，我們是後來才知道的，那就是人民中國對我們這些戰犯所採取的方針是「雖然這些人被稱之為戰犯，可他們也是人。因為是人就要尊重他們的人格。對他們的罪行要憎恨，而不要憎恨他們個人」。正是由於受到了這種人道主義的對待，我們這些對中國人民犯下了罪行的戰犯，才產生了反省自責的心理。同時，以戰犯管理所所長為首的全體工作人員，對我們這些殘酷地殺害了他們的親人和同胞的罪犯，都是盡量抑制主觀上的憤怒和痛苦的感情，按照國家規定的政策而對待我們。這使我們深受感動，心裡真是悔恨交加。
從另一方面說來，我們確實是犯下了作為人類而不能容許的罪行。可是，我們是奉命乾的這些事情啊？這種企圖推卸責任的思想，是我們低頭認罪的最大的障礙。解決這個問題，是需要時間的，是需要經過痛苦的思想鬥爭的。
1953年1月，我在哈爾濱參加第一次「認罪學習班」的過程中，由於我抵觸情緒嚴重、妨礙別人學習而被送到地下室的單人牢房中。在這間長期不用的昏暗的牢房裡，潮濕的空氣彷彿凝固了一般。我端坐在房間里，眼睛漸漸地習慣了屋裡的昏暗，便發現牆壁上有一些用手指甲划出來的字跡。仔細看時，依稀可辨的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東洋鬼子」、「堅決鬥爭」、「用鮮血和生命」等等血跡斑斑的口號。這是八年前在這裡關押過的反滿抗日的愛國英雄們留下的血書。他們當中，有的被拉出去槍殺，有的被送到731部隊當成活體細菌實驗的材料……看到這些懷有深仇大恨的字句，我感到整個脊梁骨都發涼了。
從這時開始，我才逐漸認識到，在此之前，我還是站在殺人者的立場上看問題，所以，對自己過去犯下的罪行認識不足。我說什麼，殺害俘虜那是我奉命乾的，是沒有辦法的事情，等等，那都是不負責任的辯解。如果從被害者的立場上看，無論按自己意志殺人還是按照別人命令殺人，殺了人就是犯下滔天罪行，就是不能饒恕的。難道奉命殺人就無罪了嗎！我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