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1月10日23時20分，世貿組織第四次部長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一個月後，中國正式成為世貿組織第143個成員。
相比這年北京申奧成功和中國男足衝進世界盃，加入WTO這樣意義重大的事件反而顯得風平浪靜。也許，持久的事件在最初引發的震顫大抵如此。
正如入世最後一任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所說，「入世對中國的影響，不會是立竿見影、一夜之間發生的。」對於老百姓來說，中國入世更像龍永圖所說的「是很平常的一天」。
面對所有人都持肯定態度的入世，深處浙江的中小企業卻不無擔憂。畢竟，外面世界的精彩是虛幻的，殘酷卻是現實的。除了老闆們，學者也有一些激動過後的猶豫，中國可能在陌生的遊戲規則中面臨崩潰的危險。事實證明，中國政府的強勢和當時尚未完全市場化的環境讓中國經濟並未陷入虛無的海市蜃樓，反而繼續保持增長。作為增長的紅利，中國企業不斷海外併購，中國製造更加隨處可見，反倒是水土不服的外國公司對中國的市場競爭愁腸百結。
對於未來的預言，就這樣毫無懸念地被現實擊破。而《不確定的年代》的作者約翰·加爾布雷斯說，「我們對中國的預言都僅僅是一種猜想。」在猜想中，2001年的不確定進一步引發了未來的不確定。
在這幕龐雜的現實主義與未來主義交織上演的劇目中，服裝業的領頭人在另一種層面上需要扮演的角色是一個細緻入微的觀察家。前提是，他的企業具有足夠的野心和對未來無可名狀的嚮往。
顯而易見的是，周成建日益著迷於這種對虛幻與現實的觀察。服裝生產、銷售終端的歷史不是中國改革史的特例，而是一部代表著所有變革者和創業者幻滅與重生的悲喜劇。在加入WTO之初，各種流言蜚語的重來，也需要人們把握過去的歷史細節，以此來透視微妙的未來。
我們知道，在中國做私營企業，是一件風險和機遇同樣很大的事情。企業家往往需要付出足以令自身殫精竭慮的代價，究其原因，用財經作家吳曉波在《激蕩三十年》中得出的結論就是：中國的商業和企業，歷來都是政策和政府的從屬。
2001年的一天，某位市長在會見一家跨國集團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的時候，一位中國私營企業家也位列其中。這種不尋常的會議安排被人們理解為中國私營企業地位上升的信號。一位官員對新華社記者說：「過去參與經貿外事會見的人員，除了政府領導，就是國有大企業的負責人。私營企業老闆的加入，說明政府對私營企業的重視和這類企業的自身地位又有了新的提高。」這個「地位的新提高」卻也從另一面透露了中國的民企秘密。那就是：中國企業家作為體制下的被管控者，少有獨立的秀場，他們必須依附於強大的政策平台，才有可能逞其雄心。
處於這樣的背景，中國企業家的成功除了和政府處理好關係，在關於未來的預判方面，也需要藉助更加敏銳的嗅覺和對市場的全面把握，以期取得一些稍稍僭越於一種既定事實之外的利益。
從這個意義上而言，美邦對於市場和未來的觀察是一種中國特定的制度生態下必須為之的任務，也不難理解周成建緣何對中國服裝產銷情報、產業布局中隱含的信號投以如此大的熱忱和用心。
周成建起步的江浙滬蘇杭一帶，從近代開始就是中國紡織服裝業的基地，這裡的市場帶有明顯的產地特徵。在2003年全國億元以上紡織品服裝鞋帽商品交易市場前20名中，江浙地區入圍12個。這是周成建的福祿之地，和妙果寺一樣，這些市場的含義，透露著創業和喜悅的味道。
創辦二十年之久的杭州四季青服裝市場，建築面積5萬平方米，是全國著名的大型服裝專業批發市場。2003年全國億元以上紡織品服裝鞋帽商品交易市場銷售額排行第十二位；浙江湖州織里童裝市場，有著更悠久的歷史，而且擁有攤位近4000間，2003年交易額為102億元，在全國億元以上紡織品服裝鞋帽商品交易市場中銷售額排第六；海寧中國皮革城，於1994年應運而生，建築面積16萬平方米，2003年交易額接近33億元；浙江桐鄉市濮院鎮，佔地1.5平方公里，有交易區10個，是全國最大的羊毛衫集散中心，2003年的交易額為33.8億元。
水霧瀰漫的南方，除了江浙，一些新興的地域也逐漸進入了服裝行業，湖北武漢的漢正街，於改革開放後迅速恢複和開展了個體私營經濟。1980年代，幾乎與溫州同時，積蓄起來的民營力量終於在此爆發，憑其優越的地理優勢，充當著引南接北，承東啟西的流通角色，成為本地區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
漢正街市場集聚的商戶與溫州相似，大部分是中小型私營企業。現在的漢正街，也提出了再創業的發展綱領，力求建成全國性的商品流通中心。
二次創業的還有在改革開放中挺立潮頭的廣州。事實上，廣州作為國內服裝產業的供應地，其歷史比江浙還要久遠，並且也是國外的主要服裝加工基地。隨著服裝產業的快速發展，廣東急需大流通交易模式，於是，改革開放初，批發市場這種新的商業形態於此促生。
數十年改革開放，無數次時光變遷。廣州已建成較密集的批發市場群落，成為全國、乃至全世界服裝流通基地，形成以白馬為龍頭的流花板塊和以沙河板塊的服裝批發市場；廣東虎門除了當年林則徐銷煙的事迹，現在也是服裝重鎮。虎門主要的批發市場有富民商業大廈、黃河時裝城、龍泉商業廣場、連卡佛時裝批發商場、金百利時裝批發商場、百老匯商場、新時代及金百利商場等。
在西南，重慶和成都的服裝批發市場擔負著向四川、雲南、貴州、陝西甚至西藏等地幾百個市縣分銷紡織服裝商品的任務。重慶的朝天門批發市場面積達37萬平方米，內設26個交易區，是長江上游最大的服裝和日用工業品批發市場。成都的青年路地處繁華商業街，九龍廣場則匯聚了來自深、港、粵、滬的中高檔產品，被譽為西部服裝第一城。
在對這些遍布全國不同區域的生產市場的調研觀察中，美邦自身的戰略布局也相應地浮出水面。在遍布暗礁和島嶼的水面上航行，一旦缺失系統而深刻的觀察力，面臨的將是一場危險的亂局。美邦的洞察力，讓企業一方面避開服裝產銷、批發市場的集中區域，另一方面則為未來的產業布局摸清了河底。
誰把握了歷史，誰就把握了未來。誰把握了自己，則將在現世演繹融鋼淬火的情節。相比於生產基地，銷售終端更具有商業化的時代囊括力。美邦憑藉銷售終端的加盟連鎖模式實現了企業的起飛，而對於傳統的百貨市場，周成建也用心觀察著。
相比於集散市場的相對粗放經營和自發性的生長，處於城市中心的服飾銷售終端的變革則更像一部寓意深遠的商業啟示錄。
對於中國百貨業來說，從1980年代到今天的三十年時光，是風起雲湧的三十年，時間見證了此期間服裝零售市場的發展變遷。從全國各地商廈大戰，到不同歷史時期的經營定位、商業重構、企業重組，在一幕幕縱橫捭闔的驚險劇目中，整個中國商業歷史也赫然成型。
服裝零售業曾經是中國商業的符號，是決定過去與將來的主導業態。改革開放後，經歷1996年的滑坡年、1998年的倒閉年後，時至今日仍然影響深遠。絕大多數曾經的風雲焦點早已雨打風吹去，少數開始轉型的商場則重新嵌入了時代的版圖。在退出者的黯然和重生者的榮光中，構成了今天服裝商業大格局。
城市零售終端，以北、上、廣最為典型。事實上，整個中國的變革史在這幾個一線城市的進程中被描摹得細緻入微，透視這些城市的角落，就是透視整個中國商業的脈搏。
1992年，北京工薪階層的月平均工資不足千元。即便對於時代的追趕者和先鋒派們而言，花二三百元買件真維斯的休閑服也顯得異常奢侈。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1992年先後落戶在第二、第三使館區的「燕莎」和「賽特」開始了一場大膽的實驗。在兩家商場中，分別出現了一件令人瞠目結舌的商品：一瓶標價2892元的NINA香水，一隻價值幾十萬的進口手錶。這個富有象徵意義的事件引來三十多家媒體的爭相報道，繼而被人們喻為貴族商場。
兩家商場幾乎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地把顧客群縮小到先富起來的一小撮人和老外身上，結果，他們賭贏了，開業的第二年就開始盈利。
這就是北京，在改革中充當的角色不止是政治的標杆，也是商業的風向。這個古老的商業城市往往被厚重的政治色彩遮蓋無餘，但進入商業變遷的新時代之後，長期以來特有的區位優勢，使其迅速成為國內最重要的服裝品牌市場。
據調查，北京高檔商場服裝國際品牌佔80％左右，以專櫃為主要銷售形式，國外設計、國內生產的服裝占絕大多數。在每年參加調查的30家商場中，燕莎友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