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改革開放始於1978年，但真正擺脫了陳舊意識形態干擾卻是1995年前後，這時政治對生活的影響逐漸淡出，大街小巷隨處可見全民參與的服裝秀。
這個時期，品牌成為身份的象徵，下海的風潮令許多停薪留職的人賺到了第一桶金，隨之信心倍增。人們在追求身份的同時必然選擇代表時代的服裝，而服裝的力量浸染了包括雜誌、電視欄目等元素，共同構成了風風火火的時尚產業鏈。
即便如此，在1995年花10塊錢買一本看起來毫無實用價值的彩色雜誌，也是需要勇氣和決心的事。中國市民有了屬於自己的時尚雜誌《世界時裝之苑》還沒多久，裡面全銅版紙展示世界名牌服裝，版權合作者擁有資源獨享的優勢。
後來，《時尚》、《VOGUE》等雜誌陸續進入中國，並營造出鋪天蓋地的市場潮流。休閑服飾爆炸式的增長也在被稱作「服裝和時尚的開放年代」中拉開天幕。
中國改革最引人注意的細節是，這個古老的國家，在經歷翻天覆地的革命之後重新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如何融于格格不入的外部世界。這場耗時不長但過程無比艱辛的融合幾乎等於整個中國改革史。
在開放國門之後，國外及港台品牌的噬入對國內品牌是一個衝擊，同時也提供了全新的遊戲規則和經營視野。國內服裝品牌在競爭中求生存，和國外品牌搶市場，也學習了很多新的經營理念。國內服裝企業紛紛不惜重金打造自己的優質服裝品牌，深化品牌文化，提升企業形象。
於是，一個個品牌代言人被推向時尚潮頭。這種風潮大規模蔓延是在2001年，這年中國終於加入了世貿組織。
奇怪的是，周成建卻在1996年左右就將代言人的手段付諸實踐了。美邦的第一任代言人不是明星大腕，至少在當時談不上。因為這個代言人就是周成建本人。
那是個資訊和觀念爆炸的時代，但對於美邦而言，也是個一無所有的時代。周成建回憶當時那種狀態，一方面意識到代言人的重要，但另一方面沒有足夠的資金請明星代言。
「郭富城是2001年才請的……做一個品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說請個郭富城就行的，它是多方面的。」
周成建的言語中似乎隱藏著當時「無米下炊」的困境，「其實，最初做品牌的時候，我用了我自己個人的形象，我是想如何去體現我自己的自信，當時我設計了一句廣告詞：自信給我一切力量。」
這句廣告詞似乎也成了那個遙遠的年代中唯一保存下來的行銷秘訣。今天的企業在選擇廣告詞的時候，已經添加了諸如沉穩、商務、品質、恆久等等更具時代感的要素，但周成建的廣告詞卻恰恰演繹了當時「青春中國」的整體期待。
中國的熱情高漲，中國人自信滿滿。但還沒有中國商人想到用個人形象來作為號召力，更沒有經營者用自己的照片作為產品的廣告。
「一個人沒有自信不可能成就事業，但自信不是張揚，不是無法無天，真正的自信表現在敢於自我透視、自我批評、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
事實的真相，不僅是自信使然。儘管周成建以自己的形象代言企業，驗證了這種手段的可行性。但更重要的是，他似乎在浮躁的年代裡，發現了一門巧妙的技藝——根據企業的需要去請代言人。如果企業不需要，那麼請來只會給企業造成瑕疵。
這種說法在1995年到2001年期間的美邦歷程中印象深刻，周成建帶領美邦做了很多紮實的基礎工作，到2001年想再擴大規模時發現企業的知名度還不夠，而此時的代言人渠道已經遍地開花，於是需要借用外部的力量，來迅速提升美特斯邦威的知名度。
對代言人傳播的先鋒嘗試，讓周成建在自信的王國里嘗到了甜蜜。直到今日，這一傳播手段已經成為服裝類企業的必要儲備。然而，在面對更複雜的時代商業背景下，代言人制度似乎又有了新的教義。
一些服裝企業在實施品牌形象代言人傳播時，不重視服裝品牌形象定位技術，以為服裝品牌形象定位就是想出一句中聽的話，請代言人就是找名人。結果高價請來名人，卻收效甚微，於是再請新的名人，所差無幾。如此不斷重複，甚至同一企業不同代言人前後的風格差異太大，使其產品不能保持一貫性，將本來還有希望的品牌折騰得不倫不類。
事實上，品牌與明星藝人合作，利用明星的社會效應和知名度來提高和鞏固品牌的影響力與銷售業績，這樣的形式在西方國家很早就存在。但傳到中國以後，卻面臨著轉型社會中的水土不服。有相當數量的本土企業存在盲目跟風，人云亦云、人有我有的弊病，僅僅局限在表面的模仿狀態從而導致個別品牌運作混亂，甚至在某些程度上損害了品牌的現有生命力和競爭力。
很多企業在選擇代言人方面還是主要著眼於知名度，而忽略了與自己品牌的吻合。比如，不是每個女藝人都適合做內衣的廣告，也不是每個男藝人都適合做西裝代言。同時，還要考慮到這個藝人是否適合品牌文化。
有的服裝企業認為，不必過多追求品牌形象、品牌個性的清晰度，不必過多關注代言人與品牌形象、品牌個性的關聯性。在尋找服裝代言人時的心理策略往往是：只要有名氣就行。要的就是名氣造成的是轟動效應，是商業噱頭。但是，這種情況無論是對一個企業、一種產品、整個市場都只具有暫時性，不能持久。尤其是隨著競爭者的增加，這一策略馬上會失效。
一些服裝企業老闆說，明星廣告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管用，它會使得銷售與廣告的投入成正比，這也是服裝企業願意選擇明星做代言人的重要緣由之一。從物質因素方面來看，明星和普通消費者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消費者作為觀眾，對明星只是出於精神上的崇尚；但恰恰因為明星在其服裝產品中的「演出」激發了消費者對其所代言服裝的購買慾望，從而連接了明星與普通消費者物質利益上的關係。
服裝業的好處在於，一旦執著於企業文化和品牌精神的追隨，並且有一個美特斯邦威式的精確定位，代言人的選擇就能省去許多時光和金錢的浪費。
當所有的市場參與者都需要一個牛市的時候，牛市當然會發生。這就像我們的改革開放，所有人都希望更開放、更富足的生活，於是在經歷多少年的糾結之後，一場真正的商業變革終於到來。
事實上，這場商業的狂歡也需要代價，也有類似於賭局的色彩。商業本身就是靠著博弈而運行的，更何況我們所處的商業時代參雜著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變革。然而，不管一場賭局成本多麼高昂，總是會有贏家。
這在本質上是個古老的話題。
服裝業在一場變革中的爆發，其實並不偶然。因為時尚本身就是生活富足之後必然形成的產業。休閑服代表的更年輕、更開明、更具有時代感的文化特性，正是變革時代下的衍生品。
1995年5月6日，完全意義的雙休日實施。有學者撰文稱，這是廣受歡迎的國家政策與法律，標誌著中國在勞工待遇政策法律上步入發達國家行列。
這種論斷儘管略顯矯情，但在客觀上，一種明顯的變化是人們消費空間的空前擴張。1995年以前，電視台的節目編排大多非常單一化，星期一到星期日7天的晚間黃金時間都是播放電視劇，老百姓已經習慣了吃完晚飯後就坐在電視機前收看電視劇。而有了雙休日之後，不少電視台都根據老百姓的作息改變而增設了周末的娛樂節目，每到周五晚上的黃金時間，各大電視台都會播出有著自身特色的綜合性娛樂節目，老百姓也漸漸習慣了每到周末就要「放鬆」一下的生活方式。
除了電視節目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以外，老百姓的業餘生活也發生了不少變化。閑暇的人們開始逛起了商場，也帶來商業的繁榮。蘭州的媒體報道說，1999年12月26日，某著名賣場就是在這個雙休日進入蘭州，當天營業額就達到了300多萬元，之後它在蘭州的其他分店開業時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在雙休日開門納客。
而作為重要的商品，服裝業在這種情勢下的發展也顯得順理成章。一個從未有過的爆發時代伴隨著行業利潤的大幅度地上漲，成為一個甜蜜的隱喻。
有人將此歸結為服裝行業的巨大財富吸引力，甚至舉出一位服裝生產企業的老總的話作為旁證：「服裝確實屬於暴利。但這個暴利不是體現在面料上，而是完完全全表現在流通環節上。成本不過5元錢的小背心，在小商品市場賣25元一點不成問題。我就曾經把10元成本的服裝標價100元出售，結果賣得很火爆。」
這種說法看似驚人，但在一些品牌專賣店是確實存在的。這也是美特斯邦威在找準定位和渠道後迅速成為行業領頭羊的秘密所在。如此巨大的利潤空間，自然引來眾多服飾品牌的爭相介入。
在服裝銷售終端，有售貨員透露，一件標價三四百元的服裝，成本價有時相去甚遠。一般的服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