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來中國是有兩場改革，而不是一場改革」。
1992年的南巡，是在改革中斷的背景下徘徊三年後重新啟動的。如果說第一場改革有歷史的天幕，天幕上有一行字，這一行字寫的是「混亂的悲劇必須終結」，那麼第二場改革的天幕上還有一行字，叫做：「堅定不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相對比，後者的著眼點從泛政治化的改革落到了「馬基雅維利式」的世俗經濟體的追尋。
1992年，接近九十歲的鄧小平，儘管身無要職，但憑藉一己之力，最終將走向震蕩的中國改革重新拉回了務實的軌道。
青年學者許知遠回望當代中國的發展歷程時說：「到了20世紀90年代之後，改革初期的理想主義式微，信念瀕於破產，物質成為大多數人唯一的依靠。部分人迅速積累起來的財富，使得消費主義浪潮到來。」
現在看來，1992年正是激發這種轉變的第二次改革。
有論者感言：南巡之路是鄧晚年的「天鵝之舞」。從某種意義來說，這次改革是接近百分之百不折不扣執行經濟改革意圖的時代。讓世人意外的是，把市場經濟寫進黨的最高文件，居然就是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上，這理應視作南巡推動的結果。
此後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經濟體制的改革突飛猛進，非第一場改革可以比擬的，中國人積貧積弱的情況迅速改變了，農民開始大量的進城。
一片繁榮之下，很多歐美訪問者認為，中國已經跟世界發達地區接軌了。這場始於1992年的改革有很多秘密，它的動力來自於政府和資本的結合。
1978年改革的時候政府各級官員是游移的，是有顧慮的。第二場改革時，政府各級官員下海的積極性，並不是改變身份棄政投商，當然有很大一部分人這樣做了，而是政府部門職能的轉換。省、地、縣很多各級官員最關心的是招商引資了，以至於在很多經濟學家的眼裡，各省市都成了大型的投資公司，很多個大型投資公司之間的競爭形成了這種改革的持續動力。
這種競爭不是空穴來風。1989年，資本大規模撤離，三年以後，中國政府開始大幅降低海外資本投資的門檻。經過短暫撤離之後，海外資本捲土重來，其勢不可擋的力量，迅速摧毀了關於經濟改革的質疑。
中國在一片風聲鶴唳之中搖身一變，成了國際資本投資的天堂。
無論是怎樣的歷史學家，都沒有預見過在中國歷史上可以發生這樣一件足以稱之為奇觀的事。社會公權和資本的強勢結合，引發了一場壯懷激烈的巨大變革。這樣持續的幾乎是人力不可控制的暴風驟雨，讓這個國家在其後的數十年間不費吹灰之力就贏得了實質性的發展。
最開始，我們拍手稱快。直到今天，似乎又到了一個岔路口。
更重要的是，當資本如入無人之境，大踏步回歸中國時，中國體制改革的進度遠遠落後於經濟體制改革。
這是1992年改革的另一個顯著特點。第一場改革是有雙向目標，第二場改革時則只剩下了一項目標，就是經濟體制改革。這個秘密，幾乎成了二十多年後的管理者面臨改革兩難境地的唯一誘因。
今天的周成建出現在各種訪談節目中的次數多了起來，於是公眾開始透過隻言片語了解到這個浙江人。在鏡頭裡，他顯得有些靦腆，普通話不是很流暢，但相比很多草根出身的浙江老闆而言已經標準的多，更重要的是，他不經意間流露出來的企管與產業術語讓人頗為意外。在一次節目中，他不無感慨的說，如果自己接受過正規高等教育，取得的成就要大得多。
這些談吐和映像雕刻出的都是現在的周成建，然而在1992年以及之前的若干年裡，他只是一個每天親手縫製衣物的人，一個裁縫。沒人會想到後來發生的種種，正如沒人能料到發生在1992年的各種故事。
故事之一，就是周成建在惴惴不安中掙到了一大筆錢，這筆錢比他在1986年欠下的20萬天文數字般的巨大債務更加令人咋舌。
要概括事實經過並非難事，更值得回味的是，這段意外的成功無法脫離大環境的更改而獨立發生。而這也是所有甌商無法迴避的一個事關轉折與突破的重點。這年，鄧小平在南方的巡視以及隨後席捲全國的改革旋風，恰恰是成就無數像周成建這樣的商人的新起點。
要知道，在這股旋風之前，唯有1978年的小崗村民體會過那種地獄和天堂之間遊走的複雜感覺，而在鄧旋風之後，全國的商人們都在風口中領悟到了「改革」二字的含義。14年來，他們儘管也有不少次或者感動或者激越的美好回憶，但總會在周期性的治理整頓中魂飛魄散，直到南巡講話過後，很多人都說，真正的一往無前的改革大潮終於來了。
大潮沖刷最直接的地方，一個是深圳，另一個是溫州，後一個地方要到很久以後才被人們恍然發覺。周成建所處的溫州是這樣一個地方——既閉塞，又充滿渴望；既偏遠，又膽量過人。這是一個政治氛圍和中國其他地方比起來不甚濃厚的地域，於是給了商業闖關先天的理想溫床。它和更遙遠的深圳之間，似乎有某種奇特的關聯，前者是民間闖關的成功典範，後者是官方指定的改革試點。二者的共同之處在於，都指向更自由、更活躍的市場經濟。
這樣的共同點，卻不是第一時間就在輿論中出現的，此時的周成建和他的溫州夥伴們遠遠沒料到自己正在從事的行業將會成為國家經濟繁榮的重要棋子，而要看清這年的脈絡，一切需要從深圳說起。
1月19日，天氣並不太暖和。平時，深圳市政府官員們應該已經坐在辦公室里開始一天的工作了。但這天是周日，政府部門的辦公地點莊重而肅靜，它們都在翹首等待一個大人物的到來。早上八點，廣東省委書記謝非和他的同僚們在火車站迎接到了這位大人物——時年88歲的鄧小平。
鄧小平南巡的意圖很明顯，他要走一遭，看一看，中國的南海邊發展成什麼樣了。過了沒多長時間，地方官員們已經從鄧小平提出的問題中感覺到首長的急切心情了。畢竟，離上一次給深圳題詞，時間已經過去了八年，鄧小平確實對這裡再度充滿了好奇。
這次南下，除了官員們能近距離接觸鄧小平外，還有一家媒體獲准來到現場，這就是《深圳特區報》，報紙副總編輯陳錫添把這次經歷當做了一份見證歷史的資料，他後來說起鄧小平，就不由自主地呈現出一種很宏大的人與歷史的邏輯：「他沒有慷慨激昂之狀，經常是扳著手指，平和地娓娓道來，卻道出了中國歷史的進程。」描述儘管有些誇大，卻也和事實相差無多。
這個春天，讓喜歡宏大敘事的中國人印象深刻。以至於在後來的很多記憶中，這一整年都被稱作春天。鄧小平的南巡在政治上引起了巨大震動，更大的號召力則體現在經濟上。
研究過中國政治規律的人無疑將這次南巡看做一場經濟覺醒的開始，誰在第一時間跟上了高層的思路，誰就有機會創造奇蹟。江蘇的華西村，每天準時收看新聞聯播的吳仁寶一看到鄧小平南巡的新聞，當晚就把村裡的幹部召集起來，會議開到凌晨兩點，他下令動員一切資金囤積原材料。為此，他整日奔波，一方面四處高息借貸，另一方面到處要指標、跑鋁錠。他的大兒子吳協東後來透露，「村裡當時購進的鋁錠每噸6000多元，三個月後就漲到了每噸一萬八」。吳仁寶顯然不是唯一一個行動起來的人，南巡之後，全國立即出現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從商熱潮。
眾多成敗得失的熱情中，早已暗自蓄力的溫州商人們以一種整齊的方式發起了比其他從商者規模更加浩大的商業旋風。此時的溫州，火熱狂飆，全民皆商，輻射全中國乃至全球重要的商業據點。
當時的北京有個浙江村，溫州人馬上訂正：與其說是浙江村，莫如說是溫州村。1992年，溫州人在北京謀生的有十來萬。而在北京市政府當年的文件中，這個數目是10萬。這些人幾乎全部集中在天安門廣場南面五公里的地方。
那裡的景象常常會讓人陷入迷茫。老衚衕的兩邊到處是臨時搭建的磚棚；「成衣店」、「粉干店」的招牌四處飄搖；小三輪、摩托車和老驢車四處穿梭；背著大包小包的人們匆匆而過，不時掏出一個「大哥大」嚷些什麼。更多溫州人聞聲而來。沒多久，南苑鄉大紅門一帶，驟然聚起數萬溫州服裝專業戶。
他們通常賃屋而居。一間小平房既當車間又當起居室，屋外的牆壁掛著「批發皮夾克」的牌子，屋內則是一派熱鬧的生產景象。
此時，在這些溫州人的故鄉，是另一番天地。
流行歌曲《小芳》正在大江南北飄紅，曖昧而混沌的氣氛中，熱情被鼓動起來。伴隨著輕快的旋律，人們紛紛丟掉「鐵飯碗」，下海去了。
溫州的街頭，身兼數職者大有人在。很多人從事第二職業、第三職業，有的公職人員每天下班後替別人開二三個小時計程車，收入便是工資的好幾倍。溫州人認為，「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