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8月19日，一則消息迅速傳遍全國——中央決定改革物價和工資制度，總的方向是：少數重要商品和勞務價格由國家管理，絕大多數商品價格放開，由市場調節；提高工資、適當增加補貼，以保證大多數職工實際生活水平不降低，實現這兩大目標的時間是5年左右。
本是物價與工資的改革齊頭並進，但人們似乎只看到了前者，並把「5年」視作近在眼前。7、8、9三個月，全國居民儲蓄銳減300億元。
一場風暴似乎要刮起來了。
風暴的最早感知者往往始於民間。事實上，這次變動在當年年初已經在老百姓之間口耳相傳。
1988年3月，上海調整了數百種商品零售價，大多是關乎日常生活的輕工業產業，除了上調種類之多令人震驚，20%-30%的上調幅度之大也前所未有。
1988年4月，國家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的對豬肉、鮮蛋、食糖、大路菜4種副食品的價格補貼由暗補改為明補。過去數月，為了讓這些重要的副食品保持在居民買得起的低價位，政府補貼給商務部門大量經費，調整以後，這種補貼直接發到了城市居民手裡。同時，商品的價格不再受限，結局令人堪憂——鮮菜漲價1/3多，豬肉漲價一半左右。
1988年5月，國家領袖在接見友邦國家領導人訪問時不經意透露：「理順物價，改革才能加快步伐。」並聲言「最近我們決定放開肉、蛋、菜、糖四種副食品價格，先走一步。中國不是有一個過五關斬六將的關公的故事嗎？我們可能比關公還要過更多的關，斬更多的將。」
變動的風聲已經呼呼作響了。
7月2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文章中寫道：「現在闖物價、工資等改革難關，雖然有風險，但更重要的是有諸多有利條件。」而經濟學家茅於軾力挺放開價格的文章，題目是《過關有風險，關後是平川》也同時見報。
一場真槍實彈的涉及民生的變革已經箭在弦上。到了月底，很長時間以來只流通於社會上層的茅台、中華等13種名煙名酒進入尋常百貨攤點，價格也不再受限。結果可想而知，老百姓開始瘋搶這些「稀缺資源」。
此情此景，與今日的房地產業何其相似。調控與失控，往往在決策者的一念之間交替上演。我們的國家就是在各種摸著石頭過河的痛苦探索過程中經歷著一次又一次的變革，以及由此帶來的平穩與混亂之間的博弈。坐困愁城的政府和動輒得咎的市場化，將成為伴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兩個主要對手。
這種社會制度與市場規律之間的較量，產生的副作用是所有變革參與者的痛苦跋涉。即便如此，出發點是終結痛苦的變革依舊要前行，因為連老百姓都明白，不變的後果將是一個國家前途的葬送。
在改革開放之前，物價是人為制定的，價格只是個核算符號，不反映供求關係和產品價值，大到家電小到油鹽，都需憑票購買。
無視價值規律的直接後果是價格體系扭曲，進而造成世界少有的全行業虧損。有人清楚記得，1975年的農民想戴只成本價僅10元的上海牌手錶，需要賣掉1300斤稻穀，表是120元一隻，而一斤稻穀才8分多錢。煤炭、化工、冶金等工業原料和礦產品長期虧損，全靠財政補貼維持生產。儘管與此相比，紡織、醫藥等輕工行業在當時屬於暴利，但由於原料、燃料供應跟不上，經常處於停產半停產狀態。
而一些基礎設施、土地等，理論上乾脆不被承認是商品（儘管今天看來，這種不被承認其實不見得是壞事）。對於嚴重變形的價格體系來說，僅憑有限的調整顯然無法根治頑疾。
進入八十年代中期以後，「有計畫的商品經濟」被確定為經濟改革的目標，「讓價格回到交換中去形成」、「用市場定價體制代替行政定價體制」勢在必行。決定價格闖關之後，國務院發文取消了工業品生產資料超產部分最多只能加價20%的限制。
這簡單的幾句話，背後蘊含著巨大的風險——市場和社會將同時陷入混亂。但開國者的勇氣讓領袖們決定鋌而走險。在價格放開的初期，確實出現了令人擔憂的動蕩。市場價節節上漲，與計畫價的差距越來越大。一大批「倒爺」應運而生，瘋狂地將計畫內產品轉手賣到市場上。
新華社一名記者曾經歷過這樣一件事，在天津某旅館裡，一名「倒爺」將一張鋼材提貨單賣給同房的另一名「倒爺」，每噸加價200元。第二名「倒爺」又把提貨單賣給第三名「倒爺」，每噸又加價200元。就這樣，提貨單沒出旅館就倒騰了4次，這批鋼材由每噸700元躥到1600元，4個人不費吹灰之力賺得暴利。
金錢與權力明目張胆地勾結，貧富分化迅速加劇，引發了極大的民憤。在亂局中，規律和理性至少在短期內不如改革者的鐵腕更具可行性。就在八十年代行將終結的年代，最高領袖鼓勵市場變革：「不要怕冒風險，膽子還要再大一些。如果前怕狼後怕虎，那就走不了路。」
以當時的局勢，從中央到地方實質上都面臨著騎虎難下的困局，這種困境相比今日中國的困境，無法同日而語。用當時的一句話來說，叫做「不進則退，沒有別的路子，只能迎著困難前進。」
1988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由國務院擬定價格、工資改革方案，基本設想是：價格連漲5年，年漲10%，工資也連漲5年，年漲10%以上。
如此巨大的變革方案，其引發的震動效應可想而知。方案還未實施，各地搶購成風的消息就不斷傳入中南海。1988年8月27日晚，中央召開緊急會議，暫停物價改革方案，治理環境、整頓秩序；8月31日，《人民日報》頭版特意發文進行解釋，「價格、工資改革方案中所講『少數重要商品和勞務價格由國家管理，絕大多數商品價格放開由市場調節』，指的是經過5年甚至更長時間達到的目標。」
在國家最高級別的領導層內，思想的碰撞也從未止息。總體而言，對改革的期望和支持佔了上風，有人說：「在我們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裡，學習西方市場經濟的辦法，看來困難不少。你們正在摸索，摸索過程中碰到一些問題是難免的，還可以繼續摸索，並隨時總結經驗。」
困難期很快在一批精通市場改革的領導者大力支持下，跌跌撞撞地度過了。變革之痛在短期內似乎不會再發生大規模重演。作為整場變革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服裝業的新黎明，終於在新世界初期的陣痛中展露出略帶憔悴與希望的容顏。
根據權威文獻，在1980年代初期，中國紡織業可以用「兩紗兩布」概括。紡織出口主要是紗、布等紡織低端產品，而今天構成外貿重要部分的服裝出口當時還處於起步階段。然而到了80年代末期，服裝出口金額在十年間已經提高了整整五倍，增長速度的驚人也契合了整個國家的開放速度。
一面是數據的膨脹，另一面是外貿體制的巨大變革。從改革初期的服裝外貿經營權下放給地方，三來一補等方式也率先在改革的前沿廣東省踏入開端，第二次變革則在八十年代中期出現，國家開始執行服裝企業的承包責任制，體制的激活令服裝出口額也成倍翻番。
在大環境來看，此時的大規模供給依舊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國營服裝廠，服裝面料和款式，甚至價格還十分單一，這些「名牌服裝」集中於大中城市百貨商場，鄉鎮居民要買名牌需要「進城」。
隨著票證時代的終結，成衣製造業風生水起。這種變化帶動了周成建這樣的小作坊。布票取消後，小裁縫業迅速躥紅，這為後來民營經濟發展提供了動力。
隨後，民間資本迅速地成規模進入服裝製造領域，出現了大量鄉鎮企業和家庭作坊，企業數量迅速增長到數萬家，成百萬計的裁縫和服裝從業人員湧入改革大潮，全國成立縣以上服裝鞋帽工業公司178個，全國設有質量檢測站35個，大型質量檢測中心2個，各紡織高等院校中均設置了服裝專業。
一條關乎服裝業上下銜接的產業體系初步成型。
然而，問題在於，數量的成長只完成了積累的一個方面，服飾的單一仍然是服裝業的主要問題。市場化似乎遙不可及，事實上，等周成建們意識到市場化和品牌化經營，已經是幾年以後的事情了。
老邁的國營服裝廠明顯跟不上火速「與國際接軌」的消費需求，隨著服裝倒賣者的出現，新的商業模式也孕育產生。這些小商販把款式新穎、面料考究的時髦服裝從廣州等城市販賣到全國其它地方，不少大中城市出現了以這類服裝為基礎的「地攤」式服裝集散場所，不僅用這些來自於香港的流行信息改變了內地居民「消費觀點」，更為「服裝批發零售市場」打下了基礎。
服裝集中市場的出現，填補了體制與市場之間的空白。一大批集散地的誕生，見證了服裝業從一潭死水向一池涌動春水之間的歷史變革。
從1988年起，中國服裝業告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