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前後若干年間，中國人穿衣大致只有綠、藍、紅、黑等幾種有限色調。事實上，直到改革開放以後的很長的歷史區間內，服裝業仍然延續著單調的路徑。即便我們的國家已經迎來了大時代，但基於商業基礎上的服裝行業卻仍然在緩慢地復甦，這一情景並不奇特。
奇特的地方在於，有人十分幸運地選擇了一個行業，並在其後改變了很多事情。如同一種必然的歷史承擔，也像極了因緣耦合的宿命。無論如何，天地畢竟是全新的。
一個新世界的降臨，源於無數種舊體系的生長。1986年，周成建獨身闖溫州。隔幾年一個台階的進步，讓他的故事神奇不已。但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在他的身邊有更多的先行者，以及時代留給他們的烙印。在舊體系中掙扎的裁縫們，一直在苦苦等待著商業轉折點的出現。
事實上，對於服裝業的參與者們而言，今天風生水起的那些品牌，在進入公眾視野之前經歷了如此長久的蛻變。大體相同的故事迅速地在黑夜與白晝之間漫冉。
1957年，周耀庭等3個棉花匠響應國家「把小手工業者組織起來」的號召走到一起，成立了一家小工廠，後來，它發展成了紅豆集團；時間推移，時局變幻，當中國人從狂熱的政治生活中脫身而出，江蘇常熟白茆鎮山涇村一位名叫高德康的年輕人發起組織了一個縫紉組，這個縫紉組就是波司登的前身；1979年，李如成等幾位知青憑兩萬元知青安置費起家，自帶尺子、剪刀，在一間地下室里辦起了寧波青春服裝廠，這就是後來的雅戈爾……
相比於前輩在艱辛中綻放出的光彩，周成建在1986年之前的生涯顯得暗淡無光，除了創業失敗，惹上了一身的債務，他似乎一無所有了。但後來令他脫穎而出的元素也正在於之前的失敗。在各路英豪厲兵秣馬的當口，一個新時代打開了大門。
1986年春天，法國時裝設計師皮爾·卡丹應邀在北京民族文化宮舉行了當時被稱為「服裝觀摩會」的一次時裝秀，第一次讓國人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服裝人隱約感覺到，商標，或者說品牌，其意義似乎不只是衣服領子下面那一小塊布。
此後，更多的帶有啟示意味的事件紛至沓來。
中國大陸第一支時裝模特表演隊——上海市服裝公司服裝表演隊成立；第一所全國性的以服裝科學、工程、藝術為主體的新型的服裝教育高等學府——北京服裝學院在京成立；由中國服裝研究設計中心命題、紡織工業部立項的中國第一份《服裝工業發展戰略研究》科研課題，在北京通過專家評議；時任紡織工業部部長吳文英強調，要以服裝為龍頭，更好地帶動和發展紡織工業；中國首屆最佳時裝模特表演藝術大賽在廣州舉行，評選出了十佳模特，這也成為「新絲路」模特大賽的前身。
服裝業的春天和整個中國的春天一樣，在大門開啟之後的那段時間，是令人刻骨銘心的。尤其是周成建這樣在溫州找到新世界的人，在迎來新世界的同時，1978年到1986年的這八年時光更應被看做新的起點牢牢銘記。
關於改革開放，今天官方的統一說法是源於1978年，但溫州在1979年才得到這個消息。當年2月1日，溫州召開了常委擴大會議，傳達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解放思想，統一認識，研究把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儘管溫州民營經濟在最初的信息觸角相對遲鈍，但僅僅三年以後，人們開始對他們後發先至的精神感到詫異。短短三年之後，民企在溫州的風生水起，這也間接創造了周成建這樣的創業者，他們將溫州視為福地。
變革中的故事，總是情節曲折。就在溫州興高采烈的時候，壞消息來了：溫州的「資本主義尾巴」要徹底割掉。
很快，溫州「電器大王」、「郵電大王」、「目錄大王」等「八大王」被定以「投機倒把罪」。其中「電器大王」鄭元忠的遭遇為日後溫州服裝業從業者埋下了一個伏筆。
風潮濫卷，人心惶惶。蟄伏半年後，一場被稱為「紅色會議」的表彰會召開：市裡要開專業戶、重點戶代表表彰大會。隨後不久，鄭元忠獲得了自由，開始了服裝企業的創建。
後來的杉杉西服，以此為肇始。
而更多的服裝企業家，當時為了生活需要，也開始了創業生涯。此時，產業梯級轉移已開始，生產線從韓國和台灣等地運過來，流行信息也開始進入國內，「三來一補」和三資成為經濟敏感地帶的特色。
民企大王們在烽煙漫卷的天地中倒下，爾後再次站起。以服裝業為例，他們的元氣恢複之快，更像是一種與生俱來的血脈。在亦步亦趨的改革中，服裝業的明天將向何處去？大方向已然既定，細節卻耐人尋味。
1982年底，中國紡織品服裝在北美、日本超過了台灣，中美開始就紡織品貿易展開拉鋸戰式談判。這一年，WTO前身關稅及貿易總協定部長級會議召開，中國外經貿部派了一個司長前來觀摩，法新社當即意識到「中國試圖成為這個國際貿易組織的一員」。
雖然產品數量在提高，但在舊體制下，企業自主權依然很少，缺乏活力。量的提高帶來的不是精神蛻變，卻是令人擔憂的一則寓言。
1985年前後，溫州皮鞋為一味的快速增長付出了代價，所有中國人似乎都知道，溫州皮鞋和低劣品質畫上了等號。此後，杭州人把5000多雙溫州假冒劣質鞋燒掉。時任商業部部長鬍平在武漢買了一雙溫州產的皮鞋，第二天回到北京一脫鞋，就發現一隻鞋後跟掉了一塊。
在經歷了一片從下至上的質疑聲浪之後，原輕工業部等六部委聯合發出通知，將溫州皮鞋列為重點整治對象。
與此同時，風暴擴大了席捲面積。私營企業在風浪中顯然增強了免疫力，一方面是改革開放對增長活力的極大需求，另一方面是制度缺陷帶來的商業矛盾。在整治中，有的私營企業發現，只要掛靠或歸屬到國營、集體企業旗下，自己就可以逃脫調查。
此後，「紅帽子」被眾多民企當做護身符，群起追捧。這為十數年後的另一場風波，「產權之爭」埋下伏筆。
事實上，即便在1985年，這些掛靠集體的私營企業，也在矛盾的旋流中痛苦掙扎。他們一方面想戴「紅帽子」繼續享受優惠政策，另一方面也希望通過身份清晰化，讓產權恢複到原來的面目。
比如這年成立的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業——溫州甌海登山鞋廠，它由26個農民集股7.2萬元創辦，這些農民既是工廠的股東，又是員工，是一種「新型的集體經濟」。但實際上，這卻活脫脫是現代股份企業的形式。
隨後，溫州市政府頒發《溫州市掛戶經營管理暫行規定》，以及全國第一個關於股份合作制的地方法規——《關於農村股份合作企業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
後來，有專家這樣總結：政府出於宏觀整頓和維護集體經濟的目的，發動了對「假集體企業」的清理，卻間接催生出一種新的股份合作制企業模式，最終意外地演變成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企業產權清晰運動。
這種論斷聽起來不免悲涼。就像紅豆集團的創始者周耀庭所言，上世紀80年代，「我們鄉鎮企業是『私生子』。」甚至在80年代前期他們的服裝，只有少量直接流通到市場，大部分都只能賣給各級紡站。
在這樣的體制和政策下，中國服裝業陷入了爆發前的寂靜。
沉寂並不可怕，因為沉寂過後，肯定迎來增長。這也是1986年在當時初出茅廬的周成建眼中值得懷念的原因。
很多關於溫州的描寫都將這個年份刻畫的格調異常，對於溫州日後的飛速發展而言，一切都以此為新的起點。毫無疑問，這是溫州新世界的開啟，也是當年渺茫如周成建這樣的年輕人醞釀未來的肇始。
當時的溫州，已經成了一個自給自足並且充滿活力的商品市場，根據《人民日報》的報導，1986年1月，溫州的工業總產值就突破了10億元。在溫州市內，領導班子就進一步改革不斷加力，一種前所未有的自由商品經濟氛圍已然形成。然而，溫州卻有著致命的缺陷，在全中國以改革先鋒著稱的城市中，溫州的缺陷在於它的「資本主義性質」——儘管蘇南、珠江等改革前沿陣地也遭遇到種種質疑，但只有溫州被打上了資本主義、假冒偽劣的烙印。
需要有人對此給予政治上的支持。在中國的改革進程中，經濟的突破往往需要以政治安全作為保障，一旦獲得政府高層的支持，改革將一往無前。
幸運的是，溫州真的迎來了這樣一位支持者。1986年2月，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費孝通來到溫州。和政治頭銜相比，費孝通更知名的是社會學家的身份，這位常年關注中國農村商業改革的大學者，之前聽到了關於溫州的種種爭論，他決定親自走一趟，看一看到底發生了什麼。
「是致富楷模還是經濟犯罪的淵藪？是闖出發展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