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場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席捲全球的金融風暴中，美國和歐洲各國政府頻頻重磅出手，以挽救本國脆弱的銀行機構和脆弱的市場信用。這些措施是否隱藏著新的隱患？危機給中國帶來了怎樣的壓力和機遇？
◎記者：現在，美國、英國等國政府紛紛出手救自己國內的銀行等金融機構，他們動用了巨額資金。這可能會引發什麼樣的新問題？
陳志武：一定會出新問題。譬如，美國政府的公債約為GDP的71%，西歐國家的公債也都在60%左右。這些國家的政府給銀行提供全方位的擔保，注資使之成為國有持股銀行，銀行存在的呆壞賬將轉變為國家財政赤字，最後有可能轉變為國家的財政危機。一旦財政危機出現，政府就沒有太多選擇了，或者大規模加稅，或者犧牲未來的經濟建設機會去供養財政赤字和國債。最後，這又反過來決定這些國家的經濟到底能不能繼續增長，失業率能不能夠降低等這些經濟問題，會阻礙這些國家的進一步發展。
只是現在到處都是火，先救火再說。
◎記者：凱恩斯的國家干預政策重新抬頭，金融等產業的國有化趨勢，會對歐美髮達國家未來的經濟體制產生怎樣的後果？
陳志武：對美國來說，入股銀行、救市只是過渡性的安排。美國歷史上也多次這樣做過，最近的一次是1984年，當時美國的第7大銀行——「大陸伊力諾依銀行」（tial Illinois Bank）在德州等地呆壞賬太多，出現潛在的擠兌危機，結果，聯邦政府接手其80%的股份；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美國政府也接管過很多銀行，其中規模最大的要數1932年由聯邦政府成立的「國家再建金融公司」（Restru Finance Corporation），它不僅給處於危機中的金融公司提供貸款，而且花了13億美元（相當於今天的2000億美元）買了近6000家私人銀行的股份。
但是，美國的救市或者由國家控股私人企業，有兩個特點：其一，只是在危機出現並且其他補救方式都無效時，政府才出面，目的不是要由政府接手並由政府經營企業、銀行，不是與民爭利，也不是通過政府經營來實現「均貧富」，只是解決危機；其二，一旦危機過去，市場信心恢複並進入正常運行後，美國政府就從那些國家持股的銀行、金融機構或企業中淡出，將股份轉售給私人或私營企業。這種救市所引起的國家持股，跟當年中國和蘇聯進行國有化的出發點是完全不一樣的，不是由國家把民間力量從行業中擠掉，而是在危機時為民間市場力量提供援助。
我們今天看到美國、歐洲所儘力做的，只是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的重現，沒有其他方面的調整。
為什麼會如此呢？這是不是否定市場經濟的理念呢？肯定不是。沒有了解人之本性的人會認為這證明計畫經濟、國有經濟是人類的重新選擇，我們以前的教訓、蘇聯的教訓都告訴了我們這一點。但是，我們也必須認識到，沒有人會天真到以為今天還能像100年、200年前那樣有一個沒有政府影子的絕對自由市場。在傳統社會以村、以局部地區為核心的市場中，由於各地市場相互影響小，一地市場出了問題，即使沒有政府干預，後果再嚴重也危害不到全社會。現在，不管是一國之內，還是跨越國界，各地區市場都已被整合到一起。特別是隨著全球化的深入，金融市場已不是一個地區、一個國家的分割市場，而是真正國際化了的市場。在這種時候，如果一個市場因信息過多地不對稱而引發信心危機，並全面崩盤的話，它將對整個世界經濟和社會形成前所未有的震蕩，這涉及太多的公眾利益。
國家在市場中必須承擔維護產權和契約權益的責任，必須建立和維護市場所需要的制度架構。此外，當意外市場事件威脅到太多公眾利益時，政府有責任出面保護公眾利益。相比過去，政府介入恢複信心的必要性確實高了很多。
當然，如果政府干預救市，會帶來很大的道德風險，這也是代價。這就是為什麼現代社會裡政府的作用和角色大了很多，但權力增加很多的同時，對權力進行監督制約的必要性也大大增加。因此，就出現了現代憲政民主制度，這些同步發展不是偶然的。我們必須看到，在關鍵時候，政府不救市會有很大社會成本，但救市有好處也有道德風險，兩害相權究竟誰重？誰輕？由誰來判斷？作出判斷的人是否公正客觀？是否有可靠的制度架構保證其公正客觀？所以，政府可以在市場關鍵時候起重要作用，但是必須在問責架構下干預市場。
◎記者：這次波及全球的金融風波對亞洲有多大影響？亞洲最大的受害者是誰？中、印等新興市場國家呢？對那些實行開放式金融市場的國家如日本、韓國呢？
陳志武：這次金融風暴對亞洲地區的金融體系總體影響有限，只有少數銀行受到衝擊，包括日本受到的直接影響到目前還有限，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金融市場是受影響最大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亞洲所有的國家和地區都是以銀行為主體的金融體系，銀行之外的資本市場特別是債券市場都不發達，像企業債券、金融公司發行的債券，不管是在中國香港地區，還是在日本、新加坡，都不是很發達。企業融資仍然以銀行貸款為主，再就是股市。
正因為如此，不管是亞洲商業銀行還是其他金融機構，總體上很難獲得很高的借貸槓桿率，其金融交易結構也很簡單，金融交易複雜度非常有限。比如，中國的銀行業收入近90%是靠放、存款的利息差而得到，說明它們還基本停留在傳統的銀行存貸業務上。
◎記者：這些年來，亞洲的新興市場國家一直在努力納入全球金融市場。這次危機的發生，會不會使得「金融開放」再次成為一個值得懷疑的命題？
陳志武：我不這麼認為。首先，為什麼亞洲國家都只能夠以製造業為主，並且都靠出口市場，而不是靠本國的內需發展？這和金融行業不發達關係非常大。到目前為止，雖然日本、韓國的製造業非常出色，但在製造業帶動經濟增長之後，都沒能實現從生產帶動型到消費帶動型經濟模式的轉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的金融體系都是以相對傳統的銀行業為主體，而不是更廣泛地涉及個人消費借貸、個人住房借貸、企業借貸的債券市場，融資能力和金融交易的深度都沒有上升到足夠高的層面。
其結果之一是亞洲國家普遍儲蓄率很高。個人和企業無法通過不同的金融交易把未來的不確定性、把未來的風險規避好，因此，個人、家庭和企業無法放心大膽地消費，而是只想到儲蓄。
在金融市場、各種債券市場不發達的情況下，幾乎所有亞洲國家都是依賴非常高的儲蓄率從事製造業，為西方發達國家提供大量便宜的製造品和消費品，而自己本國的消費難以上去，這種靠出口、靠製造、靠生產帶動經濟增長的模式是亞洲最普遍的模式。
如果要降低對出口的依賴度，就必須鼓勵金融創新，包括金融開放。
◎記者：目前的「全球救市」會對中國近一兩年的經濟有多大的直接益處？
陳志武：最直接的好處是，這些國家接下來的經濟不會變成大蕭條。所以，儘管下面兩年，我國的出口增長肯定會受到很大的影響。但是，因為各個國家政府聯合起來救市，就使得中國出口市場的增長速度不至於出現急剎車，這當然為中國經濟提供了支持。
◎記者：中國該充當怎樣一個角色呢？有人認為，我們和美國是拴在一起的螞蚱。如果美國國債大跌，對持有大量美國國債的中國一點好處都沒有。所以，我們要伸出援手，譬如買入更多美國國債。
陳志武：很多人對這個問題存在誤解。在中國2萬億左右的外匯儲備中，6000億美元為美國政府的各種國債，4000億美元左右為「兩房」的住房按揭貸款債券。在美國政府接手「兩房」後，實際上，這些住房按揭貸款債券中相當多的都已經變成了跟政府公債信用度同樣高的債券。在過去3周里，美國政府的公債和那些由政府直接擔保的按揭貸款債券普遍都在升值。因為在股市以及其他證券市場出現危機後，投資者都把政府公債看做避風港，把錢從股市等轉投到政府公債市場。結果，美國政府公債價格不斷往上升，以至於三個月到期的、五六個月到期的公債利息幾乎等於零。
所以說，到目前為止，很多媒體擔憂的問題並不存在，中國投入美國政府公債的外匯儲備總體上沒有受到損失，反而還升值了不少。相比之下，如果外匯管理局從今年初把外匯儲備放到黃金、石油或者其他金屬和資源上面，那麼，這幾個月就虧慘了，損失會很多，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價格都跌了一半以上。
當然，美國政府接下來財政赤字肯定會增加很多，要增發很多新的公債，這些債券的價格幾乎很難避免往下跌的趨勢。在這個時候，中國應該作一些外匯資產組合，從美國政府公債裡面撤出一些錢，去買些美國和其他國家的企業股權，現在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