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讓2009年成為世界經濟史上不可忽略的一年，讓中國成為了世界經濟復甦的關注點。中國能否實現GDP增長「保八」的目標？四萬億政府投資如何發揮最大的作用？
◎記者：2009年經濟目標是保證GDP百分之八的增長，很多經濟學家對此表示樂觀，您是怎麼考慮這個問題的？
陳志武：我覺得保八的難度非常高。在全球經濟繼續增長，而且在中國的WTO紅利沒有被用完的時候，比如1997、1998年的時候，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政府通過發國債，然後在基礎設施方面做了大量的投入，那個時候相對來說比較有效。現在的情況不一樣。
◎記者：您的看法是不是這四萬億的經濟刺激計畫投向主要是基礎建設，對整個GDP的拉動效果並不是很明顯，可以有更好的方式？
陳志武：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你不可能也不應該總是靠修很多的鐵路，修很多的橋樑，修很多的公路來以這種方式帶動增長。因為畢竟這些是交通運輸工具，交通運輸網路是幫助把人、把貨物、把商品在不同的地區之間來進行配置、進行運輸。那麼在目前的情況之下，國際的需求嚴重下滑，國內的需求也嚴重下滑，在這種時候，如果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刺激民間消費上面的話，而是拿更多的錢，去做新的基礎設施方面投資，到最後我們會發現，蓋這麼多的樓，修這麼多的路，修這麼多的鐵路，這麼多的機場，到最後沒有人去用，那麼最後人們的收入不會增長，工作機會、就業的安全，不會得到任何實質性的改善。
◎記者：您的看法是這四萬億應該更多地投入到拉動消費、需求上去，那怎麼做呢？
陳志武：具體來講我覺得最好的辦法是給全國的中小企業，2009年全部免稅一年。據我的了解中小企業，也就是年收入大約在三個億以下的企業，去年給全國的財政稅收大概貢獻了46%，差不多有兩萬五千億左右。如果除了給這個中小企業免稅一年以外，也給這個月收入在比如說一萬以下的家庭和個人，每一個人也都免稅一年的話，總共可以把三萬億左右的錢可以留在中小企業，留在老百姓家庭，由他們去決定怎麼花。由此帶來的效果，會跟修鐵路，修更多的樓房，修更多的機場會完全不一樣的。因為過去這些年，中國的中小企業，每年新創造的就業機會佔全國每年新增加的就業機會的75%以上，也就是100個新的就業機會裡面，有75個以上是由中小企業創造的。那麼我們知道，現在大家最關心的問題，最擔憂的問題就是就業的問題和社會穩定的問題。
◎記者：在您的角度看，我們保證增長，核心應該是保就業，保證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可是我們這四萬億投入到基礎建設中，是不是也可以提高就業的水平？
陳志武：任何時候花錢，都可以給GDP帶來一些貢獻，也可以創造一些就業機會。但是從實際效果上來說，這四萬億這樣子創造的GDP，創造的新的就業機會是不是最理想？奧運場館花了幾千億人民幣，但是也許創造了一兩千個新的就業機會，從這個例子裡面，我們也可看出來，就是往基礎設施方面做更多的投入能夠產生的新的就業機會，會非常非常有限。
過去30年，中國的經濟建設，一直都放在生產和投資，然後為出口生產製造這方面，到今天中國的經濟模式必須地也應該要進行一些轉型，從投資驅動，出口導向轉移到小消費驅動。正因為中國處於這樣的一個轉型的關鍵點，不止是今天因為全球金融危機、經濟危機，所以中國政府應該要給中低等收入的城市和農村的居民提供退稅，或者是補貼，或者送錢的舉措。因為以後的宏觀調控不應該再是通過投資刺激增長，而是更多地要轉移到通過刺激消費來帶動增長。
◎記者：像這種方式在世界範圍內，有沒有國家採用這種做法，或者有沒有模式可以學習？
陳志武：很多的國家都這樣做。我剛剛去過巴西，巴西政府這樣做了很多次，美國也剛剛2008年從4月到6月期間給一般的普通收入家庭送錢退稅。其實在中國，香港也這樣做過。好像2008年在東莞也這樣子實驗過。但是我覺得這個不僅僅東莞應該可以這樣做，應該在全國的範圍之內都可以這樣做的。
◎記者：但國情可能不一樣，比如說南美人，他們巴西，他們有錢，他們就花了；印度人有錢就花了。可是中國人一般省吃儉用，如果把稅退給我，我還是存著不花，你起不到拉動消費的作用。
陳志武：但是問題是，如果不給這些中低等收入的家庭，農民家庭、城市家庭，給他們退稅，給他們補貼的話，他們的收入本來就不高，那麼更加不是不想花錢嗎！所以在已有的收入的基礎之上，每個人多一千塊錢，相對於現在的狀況來說，大家消費的意願性，總體上應該要更高一些。
◎記者：如果幾萬億發下去，每個老百姓的人均不多，一千、兩千，我們這些年習慣了一個說法叫集中力量辦大事，我們確實集中力量，也辦了很多大事，在您的這種想法指導下，我們是不是會放棄這些原則？
陳志武：過去三十年集中力量辦大事，具體做成了很多的大事，特別是在過去，中國的工業基礎和基礎設施，交通運輸網路，都普遍的比較落後的時候，通過集中力量辦大事，就使得中國工業化的進程進展非常快。但是呢，一個國家的建設，不能夠總是，無止境地沿著這個路下去。因為畢竟我們退一步想一想的話，為什麼要發展經濟，為什麼要做這些投資，說到底還是為了老百姓的生活過得更好，日子過得更好，過得更幸福。民間消費應該是最終要改變要推動的一個目標，因為如果大家不能夠消費，沒有錢消費，收入都到不了老百姓的錢包裡面，那最後建這麼多樓房，修這麼多基礎設施，做這麼多工業化的進程，那是為了什麼呢？不能夠為了工業化而去工業化，不能夠為了基礎建設而去做基礎建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當那個基礎設施，通過集中力量辦大事，達到一定的水平的時候應該按照常理也應該是時候，是做一個轉型，做一個調整。過去的集中力量辦大事，也許這個精神可以保留但是這個辦的大事，不再是具體的樓房，工業基地，而是這個老百姓的生活的改善。這個應該是新的大事。
就是以巴西，因為中國可以說，跟巴西更有可比性。那巴西政府，在醫療衛生這方面的投入，總的金額佔了巴西的GDP的5.4%，而中國在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失業福利這三項上面，才投入了中國GDP的2.4%的這麼多的錢。按照我的計算的話，算到13億中國人身上，去年一年，政府在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失業補貼這方面，放在每一個身上，大概去年是451塊錢，這個是非常少的一個數字。
◎記者：在您看來，我們對醫療、教育、養老這些事，投入得少，但是什麼樣是多呢？像美國對醫療他也不能整個靠投入解決了所有問題，我們投到什麼程度是一個好的標準呢？
陳志武：這個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因為確確實實如果有政府，在醫療、在教育、在民生的項目上面做了太多的投入的話，那當然這個會帶來一些道德風險，讓人們可能覺得，工作也好，不工作也好，反正有政府給我包了，但是相比而言，中國遠遠沒有到那個層面。
◎記者：我們說一下微觀層面，比如說我，我想借錢買房子，貸款買車，貸款去讀書等等等等。可是我貸了款以後，政府現在的制度裡面沒有給我一個信心的保證，我不敢去借錢，這個問題應該怎麼解決？
陳志武：一方面，為什麼政府層面應該承擔的，最基本的社會保障，所謂的低保，不管是對農村的人還是對於城市的人，都應該提供的基本的底線的保障，和底線的醫療保障這些，還有在教育方面的基本的投入；第二個方面，就是在金融市場方面，進一步要加快發展，因為你剛才講到生病怎麼辦，養老怎麼辦，發生大的開支，要買房子，或者是小孩要上學怎麼辦。這些除了政府提供的，基本的底線保障之外，個人可以通過，拿自己的收入去買一些保險，包括醫療保險，還有意外的財產保險，退休金，還有這個包括學生的，給小孩提供教育費用的去買債券，或者去買投資基金等等，通過這些不同的金融投資組合，就可以讓你把整個一輩子，可以想像到的，各種各樣的風險事件，不確定性的風險事件和養老的需要，都可以更理想地安排好。通過這些安排以後，那當然會讓你感覺到，不僅僅對於今天，而且對於未來的經濟安全感，會上升很多，那麼接著下來，你消費的這個意願也會上升很多。
◎記者：您的建議實際上是這些錢投入，應該一個是到醫療教育方面，社會保障方面，一個拿錢直接發給居民，實際上很多國家採用這種做法，還有就是向中小企業退稅減稅，這幾步。
陳志武：給中小企業免稅一年，那財政的收入，它肯定會，增長一下就下來了。一種可能是發國債，現在中國的國債，這個佔GDP的比重還是非常低的，這個空間發國債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