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轉軌改革經歷了「摸著石頭過河」式的推進後，進入一個新的時期。一方面，中國經過調整後的GDP高達19317億美元，中國即將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但另一方面，中國的基尼係數達到0.45，超過國際公認的0.4警戒線。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正一反的局面？中國貧富差距惡化的根源是什麼？以產權為核心的市場化改革是否應該停止？
◎記者：您怎麼看待中國貧富差距和發展機會不平衡問題？很多人認為中國貧富差距問題是由市場化改革引起的。
陳志武：這些年的改革開放同時伴隨著收入差距的惡化，到今天不同地區間以及同一地區內不同社會群體間的貧富差距確實很大。面對這一現實，大家都在找原因、找解決辦法，所以很多人說問題就出在改革開放、特別是市場化改革本身上，於是他們認為改變這一局面的辦法就是停止或放慢市場化改革。這個問題當然是一個大是大非問題，所以我想找數據、做研究，看到底什麼才是收入差距惡化的主因。有一點是我們立即能看到的，那就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多年來一直是市場經濟，東歐國家現在也基本是市場經濟，但他們中的大多數國家卻沒有中國這麼嚴重的收入差距問題，美國的收入差距也沒這麼高，日本、英國、德國都沒這麼高。所以，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不是造成收入差距失控的根本原因，否則世界多數國家都會因為私有制和市場經濟而動蕩不安了。原因肯定在於其他制度架構上。中國在沒有可靠的權力制約機制的情況下又偏偏什麼都控制在行政權力手中，還通過國有銀行等讓資源由政府來配置，問題就出在這裡。從根本上說，我認為，國有制、極強的政府管制以及不受制約的行政權力，是導致貧富差距惡化的根本原因。
首先，我們看到這些年腐敗盛行，之所以如此，一是權力不受民主監督制約，二是通過國有制與行政管制讓政府控制的資源權力太多，這兩者加在一起形成了最有利於腐敗的溫床。既然政府權力不受監督制約，而我們同時又通過國有制讓政府直接代替市場進行資源配置，這就等於把全國老百姓的資源都交給不會被問責的當權者去支配，你說他們會把這些集中控制起來的資源和發展機會先分配給誰呢？當然是會給那些有權力、有關係的地區和個人，哪個地區有更多權力，哪裡就得到更多的固定資產投資，所以就有北京、上海這些第一世界，貴州、廣西、安徽、湖南、江西等這些第二世界，而縣一級掌握的資源更少，鄉鎮農民獲得的資源最少，所以只能是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
以2002年為例，北京的人均固定資產投資最高，為15905元，各省會城市人均9223元，地級市的人均固定資產投資為5137元，縣級最低，人均才590元。這種投資差別當然給各地居民不同的收入機會，2002年北京的人均GDP是28449元，到省會城市人均GDP是22565元，到地區級市是13660元，最後到縣一級才5674元。難道這種收入金字塔結構跟權力金字塔結構的吻合僅僅是巧合嗎？同樣的道理，當老百姓的金融儲蓄和資源都掌控在國有銀行與政府部門手裡的時候，誰有權力，誰有關係，當然誰就能發財，權力關係也決定了誰能找到高收入的工作。由於行政權力掌握了所有的資源和審批權，這也逼著每個想發財的人只能走官商勾結的道路。
這就是說，當政府掌握所有資源的同時行政權力又不受制約的時候，政府在代替市場分配資源時，資源的配置就會既不符合效率原則(因為不是按市場規則分配)，又不符合公平原則(因為沒有代表民意的問責機制)，而只會符合權力原則，這樣的經濟是權力經濟。
一旦認清收入差距惡化的原因之後，我們發現應該做的恰恰不是放慢市場化改革，而是要加快，同時我們也看到對其他制度改革的重要性。要給各地區、各社會群體平等的收入增長和發展機會，除了必須建立對權力的監督問責機制外，同時必須要做的是減少權力所能控制的資源範圍，這就是說要進一步深化市場化改革。保留國有制、保留政府管制等於是保留住腐敗的溫床，對轉軌國家來說，市場化的一大作用實際上是削弱行政權力的空間，縮小權力對收入機會的扭曲作用。
◎記者：但是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報告都指出，由於中國實行衛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看病越來越貴，有70%-80%的農村人口沒有醫療保障，這導致成千上萬嬰幼兒和農村人口等弱勢群體不必要的死亡。這樣的評價進一步引發了人們對衛生、教育等問題不滿情緒的爆發。
陳志武：公共產品和服務不足，歸根到底還是缺乏對行政權力的問責機制，政府開支不太注重老百姓的福利。對於任何一個社會來說，基本底線的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是讓不幸運的窮人能夠體面生活下去的基礎。在2001年，美國聯邦政府開支的49%用於社會保障和各種醫療保障上，約佔其GDP的8%。而在中國2004年，政府開支的7.4%用於撫恤、社會救濟和社會保障補助，18.1%用於醫療衛生、文教和科研事業，這些項目加在一起才占政府總開支的25.5%。在政府預算過程沒有受到實質性的民意約束的情況下，政府沒有起到應有的扶貧角色，沒能從這個角度降低收入差距。
但是，有必要強調一下，我不是說要阻止商業性的民間醫療機構的出現，而是說政府要為低收入的家庭提供基本的社會醫療保障，除了政府提供的醫院外，還必須鼓勵商業性的和非商業性的民間醫院、診所的出現，增加國有醫院之外的醫療服務機構對全社會來說是好事，這可提升醫療服務的供給量，鼓勵競爭，改善醫療服務質量。
換言之，衛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不應該是把所有醫療服務都市場化，而是讓醫療服務多元化，既有國有的，也有贏利性的和非贏利性的民營醫院，因為醫療是一種特殊的服務產品。
◎記者：有人說中國經濟改革目前進入了負面效應的釋放期，有3000萬國企下崗職工，有5000萬失地農民，社會結構已經產生深深的斷裂。那麼，到底改革中出現的這些問題，僅僅是發展中不可避免的問題，還是路徑選擇上出了問題？
陳志武：兩方面的因素都在起作用。關於路徑問題，中國選擇的是在不推進政治改革的情況下先進行經濟改革，這等於是在還沒有保證民營化程序公正的架構下就逐步開始了對國有資產的民營化。也就是說，在沒有建立對權力的有效監督制約機制前，就由權力來決定對國有資產的處置，並由權力決定各行業里誰能進入、誰不能進入等等，最後只能是權力大小決定收入的多寡，權力原則成為收入分配、財富分配的重要因素。其結果是社會不滿日益惡化。
相比之下，如果像捷克那樣先定好規則並設立好公正的規則執行機制，然後把國有資產按人均一份，那樣至少能保證起點公平，不會引發高度的社會不滿。我知道許多人會說：東歐私有化的過程名義上是給了公民人均一份的國有資產券，但結果是很多人拿了資產券去換酒喝了，他們還是落得一無所有。這種說法太誇張，退一步講，即使真的拿資產券去換酒了，那也是他們自己的選擇，至少他們還有這樣選擇的機會。他們落到一無所有的地步是自己決策的結果，而不是由不受制約的權力所造成的。
我們也必須看到，除了制度因素外，個人天賦、各地自然資源稟賦的差異也會導致收入的不等。在發展過程中有的人正好掌握了最俏的技能，有的人沒有，這當然也會導致收入差異。所以，在任何一個社會裡都會有收入的不平等，這是自然的。關鍵是，如果由於制度原因使不同地區、不同群體擁有極不同的收入機會和發展機會，這種機會的不平等是人為的，是應該改變的。
◎記者：中國人現在對改革感到空前的困惑，不僅企業家、官員、記者，就連一貫非常自信的經濟學家也感到困惑；但另一方面卻是中國的崛起獲得了國際上很多的讚譽，難道是國內的人們自己理解不當嗎？
陳志武：中國的改革開放的確走到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所以各方面的壓力都很大，有各種各樣的反應不奇怪。我們必須看到，中國在1978年後實際上在進行三項大轉型。第一是從計畫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第二是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型；第三是從封閉社會到開放社會的轉型。這三項大轉型中的任何一項都會給一個社會帶來空前的震蕩，更何況這三項大轉型同時在中國發生。人類歷史上，在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後，跨國海洋貿易使西歐經歷了從封閉社會到開放社會的轉型；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工業革命使美國等西方社會經歷了從農業到工業社會的轉型，完全改變了美國的社會結構和方方面面的文化；20世紀末期俄羅斯和其他東歐國家經歷的只是從計畫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因為在此之前它們已經歷了開放和工業化的過程，但就此一項轉型就給俄羅斯帶來了極大的震蕩。因此，我們應該看清楚在身邊發生的到底是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