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國有資產改革開始於1980年代初，和改革開放的歷程基本同步。從最初的承包制、砸「三鐵」，到後來的買斷工齡、「從頭再來」，再到國退民進、管理層收購（MBO），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改革一直處於輿論的風口浪尖。國有資產改革的必要性在哪裡？如何避免改革過程中的貧富分化和社會不公？
◎記者：中國的國有資產改革已經進行了多年，您對這個領域的改革有何評價？其中的經驗和教訓是什麼？
陳志武：過去30年的資產財富國有，是有其積極的一面。特別是跟印度相比，中國在社會財富主要集中在國家手裡的情況下，能快速調動大量資源，集中發展工業產能、建設基礎設施等等。但印度則處於兩邊都不靠的局面，他們既沒有發達的資本市場把分散私有的資源調動、彙集起來，又沒有資源的國有，所以，當印度想要快速發展基礎設施、加快工業產能建設時，他們調動資源的能力沒法跟中國比。因此，國有制對於後發展的中國實現快速趕超，曾起到積極的作用。
但是，到今天，國有制的民有化改革已經是不加快不行了。為什麼呢？道理很簡單，我們不能總是投資建廠、修路、蓋大樓，而忽視消費，現在已經是工業產能嚴重過剩。現在阻礙經濟增長的瓶頸是消費增長不足，而不是工業投資不足。過去我們總把「生產建設」跟經濟發展等同起來，現在要改了，消費也是發展經濟、甚至是更重要的促進經濟發展的行為。對於以前總處於溫飽邊緣的農業社會，生產能力低一直是經濟發展的瓶頸口，那種「發展經濟等於擴大生產建設」的觀念是可以理解。但是，到今天，多謝工業革命，生產能力已不是問題，關鍵是到哪裡找到更多的消費需求，以滿足產能的擴張？
所以，過去是從效率的角度談為什麼要把國企民營化，但是，到今天，我們必須從財富的國有還是民有，誰更能促進國內消費需求增長、誰更能促進經濟模式轉型的角度來考慮下一步改革方向的問題。
在生產性資產是民有的社會裡，老百姓可以從兩種渠道分享經濟增長的好處，一是通過勞動工資的上漲，另一個是通過財產升值。這就是為什麼儘管美國在1998-1999年間GDP增速只有4%左右，但整個經濟和社會是一片繁榮。可是，在中國只有在GDP增速超過9%，社會才能體驗到繁榮，是因為中國以國有資產為主，這樣，老百姓差不多只能通過工資的上漲分享經濟增長的好處，而資產升值則主要由國家獨享了。資產的國有使老百姓難以感受到資產升值的好處。
因此，國有制經濟往往是消費需求不足，只能靠投資刺激增長。實際上，國有經濟也更偏好靠投資促增長，過去的蘇聯和計畫經濟的中國都如此。而私有經濟體只要有較低的經濟增長，就能帶動很多的內需增長。
十七大報告中講到要增加老百姓的財產性收入，這種政策意願很好。只不過，在國有制之下，老百姓沒有獲得財產性收入的產權基礎。因此，民有化改革是實現十七大提出的目標的根本性一步，也是必要的一步。
◎記者：那麼必要性表現在哪裡？
陳志武：表現在中國不能再靠投資、靠出口市場、靠擴大工業產能為進一步的增長提供動力。為了經濟轉型，最核心的改革之一是把國有資產的所有者落實，把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請出來，讓產權真正落實到具體的個人身上。也就是說，把國有產權通過「國民權益基金」股份的形式分給13億公民，這樣，讓13億公民都能通過基金股份參與國有企業的分紅，並直接享受到國有資產的升值。只有在民有化改革之後，中國老百姓的消費增長才會更旺盛，國內需求的進一步增長才有了具體的財產基礎。
◎記者：近些年國退民進式的改革，並沒有造就多少有實力的民營企業，反而是國有壟斷企業的實力不斷增強壯大，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麼？
陳志武：原因當然很多。第一，2001年底加入WTO給中國經濟帶來一輪高增長，不管是國企、民企、外企，都能分享到部分WTO紅利，因此，這些年國企的利潤也在上升。可是，許多人沒有看到這些年國企利潤背後的這類原因，而是下結論說企業的所有制性質對效率沒影響，於是，「國退民進」停止，進而改成「第二次國有化」。第二，在行業准入、融資機會、融資成本以及監管審批框架上，多方面對民企歧視、對國企優惠。比如，像近期的宏觀調控政策以控制貸款總額為具體目標，其結果是保護了國企、逼著許多民企因無法得到資金而關閉。另外，在行政、法律和司法過程中，由於國企的股東是國家，他們總能得到特殊的保護，這直接構成對民企的歧視，犧牲民企的權利。在這些環境下，民企當然無法與國企公平競爭。
◎記者：談到把國有資產分給全民，很多人會想到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的私有化，以及其所造成的寡頭、失業增加等現象。在很多中國人的心裡，私有化就是貧富分化和社會不公的代名詞。您對此有何評價？
陳志武：我走過這麼多個國家，看到的情況正好相反，反倒是公有制加不受制約的權力帶來的社會不公最突出。俄羅斯的結局恰恰是私有化不徹底、權力不受制約所致。1992至1994年間，俄羅斯最初的私有化是政府給每個公民分發麵額1萬盧布的私有化券，憑證可購買企業股票或入股投資基金，也可有償轉讓或出賣，數以千百萬計的俄羅斯人成為了股民。這之後，因為通貨膨脹，一些民眾為了生計出賣了私有化券，暴富者和經理們乘機廉價收買，私有化證券向他們手中集中。但這部分的比例不是很大，而且也因為當時的俄羅斯人對有價證券還沒經驗，以為這些東西沒有什麼價值、不值錢。
俄羅斯的私有化之所以廣受詬病，問題主要出在1992-1994年私有化過程中，許多重點國企40%左右的股權繼續由政府擁有，於是，之後，這些企業在本質上繼續是國有控股企業，虧損仍然嚴重。到1996年時，這些企業財務危機又出現。
當時，俄羅斯面臨總統選舉，葉利欽要連任，而此時經濟形勢不好，企業普遍經營不善，政府的財政收入很少。政府想的解困辦法就是「以債換股」，也就是，讓一些個人給國有企業貸款，同時由國有股份作為擔保：如果企業在幾年內不能還貸，放貸的個人就自然接手國有股份、成為企業的所有者。在實際操作上，雖然也有招投標，但內部交易嚴重。少數人放貸給企業後，再和企業管理者合謀造成企業的經營不善，無力還貸，從效果上迫使大量國有企業以極低的價格落到了私人手中，由此產生了一些財富寡頭。這種做法有點像國內前幾年搞的國企MBO。
所以，俄羅斯出現的財富寡頭不是私有化券所致，而是後來的「以債換股」、當初私有化不徹底所致。
而捷克的情況就不同。捷克也是發行私有化券，將所有國有資產平分給國民，公民可以直接購買公有企業股份，也可以向投資基金投入私有化券，成為基金股東。基金用私有化券購買企業股份，獲取投資回報，然後再向投入私有化券的公民分紅。投資基金成為了企業的大股東，這樣一來，就解決了企業股權過於分散的局面。捷克的私有化很徹底，沒有留下國有股份，也就沒有留下任何諸如「以債換股」的後遺症。在捷克，私有化後，並沒造就俄羅斯那樣的寡頭。私有化轉軌完成以後，捷克成為繼波蘭之後第二個經濟復甦的東歐國家。
以上可以看出，人們對私有化的恐慌和對公有制的迷戀，是沒有多少事實支持的。我們知道，發達的富裕國家沒有一個是靠國有制富起來的，今天世界上發達的國家都是以私有製為基礎。俄羅斯的問題也不是因私有化券所致。中國目前的公有制實際上是官權所有，公有製成為少數人控制社會資源、進行權錢交易、明目張胆瓜分國有資產的借口。在這種體制下，人民名義是所有者，實際上根本無法行使所有者的權利，既沒有對國有資產的使用、管理和分配的發言權和監督權，也無法從國有資產的增值中獲利。到今天，還是連一份國有資產清單都沒有，更不用說有經獨立審計公司審計過的國有企業財務報表，給老百姓看。
所以，我要推的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私有化，而是要將國有企業「全民所有制」中的「全民」作為財產所有者的身份落實。以前，「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缺位，或說是虛的。現在，我們應該將國有資產股份注入一個個「國民權益基金」，或者說就把國資委改名換姓成「國民權益基金」，然後，把這些基金股份均分到13億公民手中，讓他們明確成為這些國有資產的所有者，並允許他們自由交易這些「國民權益基金」股份。
這實際上是實現真正的「全民所有制」，讓每個人都成為有產者。這是民有化。
中國今天要搞民有化，相對要比當初俄羅斯、捷克的條件成熟很多。俄羅斯、捷克的老百姓當時對股票、債券、基金股份的價值完全沒有認識，也沒有任何實際操作經驗。我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