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以來，民主已成為普世的價值理念。但在很多人看來，它並不意味著經濟的高效率和政治的穩定和清廉，很多國家的實踐指向了相反的結果，至今世界上成功的民主國家仍只是少數。如何看待這一狀況？民主是否與百姓有什麼關係？實現民主的有效途徑是什麼？
◎記者：您如何看待民主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
陳志武：關於經濟增長跟民主的關係，的確有許多誤解，也有不少邏輯上的錯誤。當你說：「民主是國家長久持續增長、長治久安的保障」時，他們就說，「印度不是有民主，但其經濟增長不是遠落後於中國嗎？」或進一步說，「拉美國家早就搞民主了，但其經濟不是照樣落後嗎？」這麼說的背後總存在一個假設，那就是「民主和法治是經濟增長的充分條件」，或者「民主和法治是經濟增長的充分與必要條件」，把經濟看成是民主的單變數函數。否則，怎麼會出現只要能舉出一個經濟失敗的民主國家，就能否定民主對長久增長的重要性呢？
我首先要強調沒有人會相信「民主和法治是經濟增長的充分條件」，沒有人說「只要有民主，經濟就會快速增長，就無憂無慮了」，難以相信把民主和法治制度搬到毫無人煙的沙漠王國中，那沙漠王國的經濟就會自然快速增長了。民主和法治自身不創造收入，但它們可讓同樣的勤勞創造更多的收入，或者是使同樣多的收入只需付出更少的苦力，讓社會事半功倍。中國的經濟增長相當程度上是靠人們沒日沒夜地工作、不分周中周末地勤勞而掙出來的，是勤勞戰勝制度障礙才有的，來得很辛苦。試想，如果制度成本能大大減少，如果每天為對沖制度障礙而需要勤勞的時間能減少幾小時，那麼，中國人同樣多的勤勞所能創造的收入會高多少呢？
經濟增長是一個多變數函數，決定經濟增長、經濟產出的至少有以下4個要素：制度架構（或稱制度資本），如產權保護、民主、法治等；自然資源稟賦，如離海岸河流的遠近、石油、各種礦產的儲藏情況；勞動力，它的數量、成本、素質等；土地。這4大要素中的任何一項越多，該國的經濟增長就可以快一些，收入就能多一些。同時，這4大要素互相之間又有替代性，一個經濟體只要一個或幾個要素非常突出，即使其他要素差一些，經濟照樣可以有很大的發展，人們的收入照樣可以高。民主制度，法治制度只是其中的一個要素而已。
例如中東國家、俄羅斯等都沒有太多制度資本，勞動力也有限，但靠石油、天然氣等資源它們也很富；中國香港地區，以及新加坡、日本、韓國則正好相反，沒有什麼自然資源，能源、礦產都靠進口，甚至連土地都極少，他們致富靠的是有利於市場交易的制度資本；美國幾乎在所有4個要素中都突出，所以它的經濟最厲害。
中國的情況可以從三方面來理解。
第一，有形的制度成本很高。眾所周知，去年國家財政收入3.9萬億，佔GDP的19.5%，雖然只比美國聯邦財政收入佔GDP的16%高出3個百分點，但美國政府財政開支的73%用於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文化等公共產品，行政開支只佔10%。而中國政府開支只有25.5%用於公共產品提供，行政開支卻佔了38%。因此，政府機構龐大，加上各級政府的奢侈辦公樓、形象工程，這些浪費無法用在老百姓福利上，制度成本不低。
第二是各類行政管制、審批，逼著企業、個體戶、大小單位、個人，甚至大學教授，都去跑關係，「跑部錢進」和事事要審批迫使體制內外各色人等耗費青春，延誤發展。
第三是由於對契約權益、對私人產權保護不可靠，執法機構缺乏公信力，要麼使許多創業和交易無法做，要麼就是易成本特高，抑制民間創業傾向。
為了對付這些制度成本和制度障礙，中國人只好每天多勤勞幾小時，先為制度成本打工，然後才是為自己的收入工作。這就是為什麼中國人一年的工作時間在全世界屬最高之列，平均大約為2200小時。其他國家中，阿根廷一年人均工作1903小時，巴西人工作1841小時，日本人1758小時，美國人1610小時，英國人1489小時，而荷蘭人工作得最少，一年才1389小時。但是，跟這些國家比，中國的人均收入卻最低。或許拉美人的確不如中國人勤勞，但是，由於他們的制度成本較中國低，雖然每天工作的時間比中國短，他們的人均收入照樣比中國高。
只要中國人比任何其他國家更願意勤勞、更願意干苦力活，那當然是有沒有民主、法治，中國經濟照樣能利用經濟全球化獲得增長。但是，如果我們想生活質量高一些，並有更多時間跟家人在一起，那麼就必須降低制度成本。所以，勤勞決定碗里是否有飯吃，而民主和法治決定生活品質，決定是否能付出更少的勤勞但照樣能增加收入。
◎記者：一種觀點認為，民主法治或許不錯，但那是西方的東西，未必適合中國。
陳志武：民主制度的核心是對權力的監督制約，是每個人的利益問題，這一點無東西差別。所以，民主制度雖然首先在西方出現，但它是適合全人類的東西，當然也適合中國。
當然，關於人權和民主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古羅馬，但在較大範圍內將權力制約機制制度化、通過公民全體投票來解決「誰來監管監管者」這一終極難題的發展，還是現代的事情。學者通常將公元1100年英國國王頒布的《自由憲章》看成是開端性的文獻，或者把後來1215年頒布的《自由大憲章》稱為民主的開端，但那些文獻更多的是國王單方面的許願，代表一種理想狀態，還並沒有獨立的立法、司法和執法架構。換言之，即使國王自己變臉或根本不顧自定的規矩，英國當時除了革命以外，還真拿他沒辦法。這就好像中國過去百餘年的經歷，民主自由理念於19世紀進入中國，但真要將其轉變成一種操作層面的均衡狀態，沒那麼容易，晚清、民國時期都試過，可結果就如我們所知。
在這個意義上，現代民主制度既不是西方古老的傳統，也不是中國或任何其他國家的老傳統，對全世界都是相對新鮮的事。所以，不管是中國還是其他國家，都沒有很久的真正民主制度的傳統。也就是說，不能拿中國過去幾千年沒有民主來說明民主對中國不重要。
自1215年後，英國摸索了近500年，到1688年才算推出了可操作的、各權力部門相互制衡的憲政民主制度架構。但是，直到1832年前，只有擁有足夠財產的英國男人才有投票權。在美國，投票權以足夠財產為條件的法律到1858年才結束。德國直到20世紀初，還是有錢人每人3票，中產者每人2票，普通人每人1票。婦女的投票權更是20世紀的事情。所以，現代民主制度是非常近期的事情。非洲、亞洲等第三世界國家，則多是「二戰」之後才推出民主制度的。
一個經常被忽略的問題是：為什麼民主制度作為一種普遍人類制度只是過去100多年才有的？我覺得理解這一點很重要，因為能幫助我們看清楚民主不是一種抽象的價值理念，而是涉及每個人的利益的問題。事實上，這不是偶然巧合，而是制約權力、保護個人利益的需要。
出於兩方面的原因，傳統專制制度所能對民間利益構成的侵犯在近代之前相對有限。以中國為例，晚清之前中國既沒有全國範圍內的大規模運輸系統，又沒有全國性的現代銀行體系，中國的第一個現代銀行——戶部銀行成立於1898年。在那種情況下，即使皇帝想要調配全國各地的資源來重點發展一個地區（例如首都），其運輸、調動資源的能力也微乎其微。一方面他沒有遍及全國的銀行幫他收集民間儲蓄，另一方面要把華南、華東的資源調到北京談何容易。
換句話說，除了徵稅和制定某些商業規則外，在當時缺乏規模交通運輸網以及銀行體系的情況下，儘管皇帝和大臣並非民選的官員，但天高皇帝遠，他們對社會能造成的破壞相對有限，貪污腐敗風險也遠遠不如現在。今天一個小小的處長、銀行支行經理就能動輒挪用、貪污幾億元，這是連原來的皇帝都很難辦到的。技術落後無形中幫了老百姓的忙，從效果上制約了專制的破壞力。
但工業革命後情況變了，鐵路、輪船、飛機、電話的出現，在方便了人們的生活的同時，也大大提升了當權者調動民間利益的能力。與之相伴隨的社會財富的貨幣化、金融票據化，使得權力者可以進行比過去大許多數量級的掠奪。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對權力進行制約，如果人民沒有選擇當政者的權利，那老百姓的權利和財產就無法安穩。所以，民主制度在全球範圍普及的過程跟工業革命、金融革命同步或稍微慢一拍，就不奇怪了。是工業革命、金融革命強化了的利益格局，要求有更可靠的限制並制衡國家權力的民主架構。
顯然，今天世界上許多國家選擇民主制度，不僅僅是對一種抽象的崇高價值的追求，更是非常現實的需要。大多數國家都意識到，不能把人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