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一句語錄。在今天的社會中，什麼是科技進步的關鍵？中國的科研體制存在哪些問題？
◎記者：您怎樣評價中國的科技水平目前在世界上的地位？
陳志武：我的小學、中學、大學都是在國內上的，1986年到了美國。這種特殊的經歷讓我對這個問題有自己的視角：我們從小熟悉的四大發明已經是宋朝的事了，過去這1000多年來，佔世界人口1/5的中國有多少進一步的貢獻呢？要衡量中國對世界文明的貢獻大小和中國的科技地位，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從日常生活中去判斷，想一想每天從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期間，你所用、所看、所碰到的東西，是由誰發明創造出來的？有多少是我們中國人發明的？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汽車、火車、電話、電腦、電梯、電爐、飛機等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東西都是西方工業革命的結果，是別人發明的。
◎記者：15世紀以前，中國是毫無爭議的世界科技強國，但此後，這種優勢地位轉到了西方手裡。近代以來，中國對世界的科技貢獻這麼少，其中有哪些制約因素？
陳志武：這也是我和許多人一直在探討的問題。要研究中國的貢獻為什麼這麼少，不如去看看西方的成就為什麼這麼大。工業革命開始於18世紀，但在15、16世紀，就有了伽利略等這樣出色的科學家。在更早的15世紀，西方航海家已經開始環遊世界。也就是從這時開始，中國和西方的科技地位發生了逆轉。這一切為何開始於15世紀，我認為有幾個原因：
第一，是否有學術自由、人們的思想是否受到約束、個人才能的發揮空間到底有多大，這些制度機制對科技的發展至關重要。發端於14、15世紀的文藝復興，逐漸把西歐城邦國家從專制獨裁、王權、宗教的禁錮中解放出來，人們有了創造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文藝復興不僅僅是文化藝術的復興，也是思想的解放，為科技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制度空間。文藝復興並沒從本質上改變人的原始能力，關鍵是制度上對自由的保障為創新提供了必要的環境，讓人的能力更能發揮。
第二，西方的產權制度，讓創造發明的個人和企業得到了好處。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之後建立的憲政制度限制了王權對私人財產的隨意侵犯，同一時期在西方其他國家建立的司法獨立、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等原則，都為1780年開始的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對產權保護制度的進一步要求提供了關鍵性基礎。之後，美國、英國等在私人財產、專利、知識產權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有了私有企業和知識產權的可靠保護，人們顯然會更願意作最大的投入從事科技創新，這種基於私有產權的激勵力量是無可比擬的。如果沒有這個激勵，科技發明是逼不出來的。
第三，以股票市場為代表的快速財富兌現機器，會激發更多人投身於科學研究，會催生創新文化。英國是工業革命開始的地方，但它後來被美國趕上和超過了，使美國在過去150多年中成為世界最主要的科技發明中心，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英國的激勵環境不如美國好。到19世紀末之前，英國證券市場交易的主要是債券。而美國的股票市場，從19世紀中期開始，就掀起了鐵路、電話、汽車、電腦等一次接一次的股票發行與交易熱潮，這使它很快擁有世界上最發達、交易量最大的股票市場。這樣一來，成功的創業者、創新者在他們還非常年輕的時候就能把已建成的企業股份以非常好的價格賣出，把他們企業的未來收入流提前兌現。換句話說，在沒有美國這種發達股市的傳統社會裡，一個創業者即使非常成功，但他成功的果實也要等上幾十年、百多年才能一年一年地實現，要幾代人才能兌現財富。但是，通過股票市場，你今天就可把預期的未來財富提前實現。財富兌現周期的加快和提前，肯定會吸引更多的追隨者，鼓勵人人都去創新、創業。
這幾年，很多中國的IT、互聯網、手機企業到納斯達克上市，就是利用了全球化的機會，把許多年輕人的創造力在短期內變成了財富。今年（2005年，編者注）8月，百度在納斯達克上市的當天，股票價格達到了120美元，37歲的李彥宏一夜之間成了擁有9億美元的富翁。不僅如此，百度員工中身價達到1億美元的有7個，1000萬美元的有100多個，而這些人中，很多都是5年前才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媒體對這些案例的廣泛報道，會激發很多年輕人對科技的興趣，讓他們每個人都意識到通過創新自已也可以是下一個李彥宏，創建下一個百度。美國的蓋茨28歲時就成為幾十億美元的富翁，還有戴爾等。因為股市創就的李彥宏、蓋茨這類故事在過去150年的美國社會已經有千萬個，你能想像其示範效果對美國創新文化的意義嗎？股市對實現財富速度的加快，其能力真是令人激動！
事實上，由於中國IT行業通過到美國上市創造了一個個財富神話，這已經使該行業的創新活力為中國各行業之首。金融全球化的效果之一是把美國的創新、創業文化帶入了中國。
◎記者：那麼，對照國內的情況，在您看來，中國目前的科技體制存在著哪些問題？
陳志武：中國自然科學獎曾經連續4屆一等獎空缺，國家技術發明一等獎也曾經連續6年空缺。這說明國內的科學研究缺少原始創新，缺少知識產權的重大發現。這中間的問題很多，歸納下來主要有這樣一些原因：
科技管理、科技研究的行政化問題。政府對科技的管理體制基本是用各種計畫，從最上游的基礎研究如973計畫到高技術發展計畫863，到下游的「星火計畫」，政府對科技活動的操縱能力空前提高，但管理手段非常傳統，計畫色彩相當濃厚，最主要的表現就是「立項——申請——研究——報獎——評獎」這樣一個過程。科技管理的行政化問題，決定了人才的評價、選拔、流動都被一些行政人員把持，科研機構普通的行政人員，應該是給專業人員做輔助工作的，卻常常能領導和指揮專家。各機構內部的財務人員，本來只是執行專業領導決策的，卻審批甚至決定專業部門的一些具體項目經費。財務人員對科技經費的影響，就變成了對科技方向的影響。我們知道，世界上沒有任何重大發明是由行政官員計畫出來的，計畫和創新本身就是互相矛盾的兩種事，能夠計畫出來的肯定就沒有創新。
其次就是國有企業和國有單位的性質。目前還主要依賴國有單位、國有企業做科研創新，過去幾十年的經驗告訴我們這不會有出路。一方面，國有單位缺乏足夠的激勵。另一方面，即使國有單位創造了新技術，它們也不會像百度、新浪那樣去打開創新後的市場。
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欠缺。一個人辛辛苦苦做出來一項發明創造，很輕易地就被人仿冒、偽造，這種行為還往往得不到懲罰，結果必然挫傷人們進行科學研究的積極性。
對私有財產的保護仍然不可靠。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還沒有成為政府和全社會的共識，擁有財富的人對未來的預期不明確，往往沒有長遠的打算和進行長期投入的願望。
資本市場不發達。國內的股票市場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為國有企業解困的，所以在深交所、上交所上市的主要都是國有企業。民營公司要上市很難，批准的程序非常麻煩，得到批准的可能性也很小。這樣的股票市場，對創新文化的激發作用幾乎沒有。
學校教育以應試為主，不鼓勵甚至壓抑學生的創造精神。雖然國內的中學生在國際奧林匹克競賽中頻頻獲獎，但那是在預做了大量高難度的習題後的結果，他們的創新思維沒有得到任何提高，根本無法形成創新精神。讓這麼多人把精力浪費在國際奧林匹克競賽上，實在是浪費了中國人的創造力。
◎記者：現在有一種觀念認為，只要加強領導，集中力量，增加投入就能提高科技創新。
陳志武：這是一種典型的舊式思維方式。從洋務運動到「大躍進」再到「文革」，中國人奉行的就是這樣一套邏輯，最後做成了什麼樣子？我們以前認為，要發展科技創新，一是要有科技人才，二是要有研究資金。我們現在有了千千萬萬個一流的科技人才，通過國家的投入也有了大量的資金，但卻還沒有突破性的科技創新，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如果繼續延用這種老的思維方式，繼續依靠公有制和國有企業來發展科技，充其量只會提高軍事、國防等領域的科技水平，民用科技不可能有大的突破。歷史上，從19世紀中期德國統一開始到「二戰」前，德國靠國家投入資金大搞科研；「二戰」前的日本也如此；蘇聯也是採用以國有企業為基礎的科技體制。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拚命發展軍事技術，忽視民用。這種片面的發展，在德國直接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為日本侵入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奠定了基礎。而蘇聯的航天技術、核技術都曾經領先於世界，但現在看來，似乎沒有多少造福入類的技術是蘇聯的科技發展帶來的。
而在英美，在國防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