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是香港回歸中國10周年。經歷了10年風雨洗禮的香港，其回歸和「一國兩制」的影響如何？香港今後的經濟前景取決於什麼？它對中國的發展有何啟示？
◎記者：2007年7月1日是香港回歸中國10周年。您認為「一國兩制」實施10年來給香港經濟、金融分別帶來了多大影響？
陳志武：在過去10年里，雖然出現過幾次挑戰，但在沒有出現大的持續性政治或社會危機的情況下，「一國兩制」運作得基本順利。香港獨特的法治體系和開放的新聞媒體基本被保留，並且還有許多好的發展，香港民主進程也在加速。這些為香港自由市場經濟的持續增長提供了條件。我相信法治秩序、權利意識已在香港紮根，香港經濟所需要的制度架構會進一步完善。
但是，我們不得不看到，由於內地與香港之間的政治文化差異、社會結構差異，過去10年里也的確有許多教訓，總結這些經驗和教訓對今後的發展至關重要。香港對大陸太重要，如果「一國兩制」出現問題並讓香港失去活力，那會是世界所有華人的損失，也會對中國的崛起構成巨大的障礙。第一，由於中國大陸還沒有一套憲法法院體系，人們對於違憲行為、對有悖於憲法的行政決策或政治決策，還沒有一種公正可靠的司法救濟途徑。也就是說，當「一國兩制」被任何方拋棄或違背時，另一方靠什麼來維護「一國兩制」原則的尊嚴和完整性？在某種意義上，到目前為止，國際輿論和香港隱含的中國經濟利益是「一國兩制」的主要維繫手段。這種「憲法法院」真空是港人某些憂慮的起因。
其次，2003年「非典」前後，政府通過珠三角經濟特區等政策給香港提供許多實惠，想以此幫助香港經濟走出困境。可是，這些好心之後，香港人還是於2003年7月1日上街遊行。加上香港的其他回應行為，讓體制內外的人都感到困惑，好像覺得香港人很不領情、很忘恩負義。那次經歷讓北京以及其他地方的許多人感到傷害。我覺得那次經歷非常說明大陸對香港社會的變化缺乏認識，以至於發生那麼大的誤會。我們知道，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香港的製造業和農業還佔相當的分量。到1980年，香港GDP有近1/4在製造業、礦業和農漁業，超過25%的人從事這些勞動力行業，更多的人也只是開些「夫妻店」。可以說，80年代之前的香港人更多是沒有受過太多教育的人，那時候的香港人或許更看重實際恩惠，容易被物質的東西滿足。
但是，自80年代初開始，製造業慢慢從香港往內地轉移，到2006年香港服務業佔GDP的91%，製造業不到4%，所以香港社會已經相當白領化，基本衣食住行不再是問題。更何況，20世紀70年代、80年代許多香港家庭把小孩送到英美、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留學，即使不留學在香港本地大學讀書，新一代的香港人跟他們的父母輩相比，在權利、民主、自由的意識和文化上已非常現代。這幾代人從小就不為溫飽擔憂，他們的教育使他們更看重文化以及權利的價值。對於他們來說，經濟上的恩惠重要，但還不夠，他們更看重那些非物質的價值。可是，香港這些社會結構與文化方面的變化是內地有關管理層所沒有認識到的。所以，前些年，內地是一種想法、一種價值體系，而香港人是另一種價值體系。對於一項政策，內地人以為「這下可以解決問題了」，而香港人的反應可能很消極。我希望我們從中吸取一些教訓。
這就涉及對香港的研究問題。以往對香港研究得太少，客觀的研究就更缺乏了。實際上，香港的傳統就是自由經濟、法治下的自由社會，不干預反而會更好。香港是一個非常令人嚮往的現代社會，也是人類的經濟奇蹟，在許多方面都是值得內地學習的榜樣。香港本身就是中國人的財富，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是一個非常有創意、能夠保留這筆巨大財富的制度架構。
◎記者：香港回歸後不久，就趕上了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亞洲金融危機給香港經濟、金融分別帶來了多大影響？香港為什麼能夠順利闖過亞洲金融危機？
陳志武：三個最主要的因素救了香港。第一，香港自由開放的新聞媒體和法治提高了其抵抗金融危機的能力。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以及當時的韓國都缺乏可靠的法治，所以權力以及跟權力的關係歷來主導了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資金借貸、資金投放決策，埋下許多金融危機的種子。加上，那些國家的新聞媒體又不自由，沒有獨立媒體去揭發那些權錢勾結起來的金融體系，使他們的金融體系弱不禁風。所以，危機一來，金融體系就崩盤了。但，香港的法治更可靠，新聞媒體更自由。實際上，自由開放的新聞媒體是最重要的規避金融危機風險的手段，可以讓那些金融問題在沒有釀成危機之前就被曝光，以此逼著相關人員把問題解決好。所以，香港的制度救了香港。
其次是內地改革開放的深化。特別是2001年中國加入WTO使中國經濟進一步融入全球經濟，這些強化了香港作為中國通向世界的重要橋樑作用。香港是內地和外國跨國公司都能接收的中間商，中國的外貿越多，香港的商機就越多。相比之下，泰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都沒有一個中國這樣的經濟老大哥在邊上，靠一個這麼大的老大哥從亞洲金融危機中走出來。
再次就是香港的經濟優勢在於金融業，包括資本市場和銀行，而其他亞洲金融危機中受影響極深的國家當時基本都以製造業為主，這對他們在金融危機後的復甦影響很大。原因是，在1997年之前和之後，製造業都往中國轉移，其他亞洲國家難以抗拒這種趨勢。所以，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這些亞洲國家的產業結構限制了他們的復甦速度。相比之下，香港的金融優勢並沒有受到任何挑戰。相反，由於中國經濟的發展需要更多外資與金融支持，中國內地的資本化發展也需要香港的金融服務業支持。這樣一來，中國的發展不僅沒有像衝擊其他亞洲國家一樣衝擊香港經濟，反而進一步刺激以金融服務業為主的香港經濟的發展。
◎記者：除了亞洲金融危機，香港後來又趕上了禽流感和「非典」兩場公共衛生危機。它們給香港帶來了多大影響？香港為什麼能夠戰勝這兩場公共衛生危機？
陳志武：主要歸功於香港的醫務人員，他們保留了過去一個多世紀在香港累積起來的職業操守和專業文化。他們的所為也證明自由社會和自私自利是完全不同的東西，並不像我們以前想像的「市場化程度高的社會必然是人人自私的社會」。
正因為香港的醫務人員比內地更具有職業操守和專業文化，我一直認為香港應該大力發展醫療服務業、養老業，為內地的個人提供內地很難有的職業醫療與養老服務。
◎記者：您如何評價香港今天的經濟狀況？香港和上海，您覺得誰才會是今後中國的金融中心？
陳志武：除非內地在制度保障和新聞媒體開放度上有實質性的改善，讓司法、市場監管和媒體都享有根本的獨立性，否則那些認為上海能從根本上取代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看法只能是一種願望。不可否認，在政府直接操縱與安排之下，上海的資本市場不時會出現勝過香港的局面，但那是表面現象，是政府安排的。世界歷史上任何主要的金融市場中心沒有一個不是市場自發力量發展的，那樣才有活力，能長久繁榮。而政府安排並靠壓制市場自發力量發展的資本市場，本身就跟資本市場的本意相衝突。當然，這不排除在一段時間內會有政府安排下的表面繁榮，就像當年蘇聯計畫經濟的繁榮一樣，但那會難以持久。香港的法治、新聞媒體以及職業監管團隊的優勢，加上外國金融機構和從業者對香港製度的熟悉，這些使香港在未來許多年內具有上海難以逾越的優勢。所以，香港會繼續是中國最重要的金融中心，這也是中國的改革開放能夠勝過印度等國家的重要原因之一，沒有香港在20世紀70年代之後在改革開放中的特殊作用，難以想像中國的改革開放會這麼成功。
我知道，許多人說，隨著大陸自身的改革，外商和投資者自己可直接繞開香港進入內地，香港的重要性會逐漸減弱。這是對的。但是，中國經濟規模會很大，對金融服務的需求正在快速增長，在這個發展過程中，上海和香港都會快速增長。的確，在20世紀40年代前，上海勝過香港。但從那以後，情況變了。對中國來說，最好的政策是以香港為主要金融中心，並同時發展上海的證券以及其他金融業，讓兩地同時競爭，這是對中國最好的做法。香港是中國的無價之寶。
◎記者：香港背靠內地、放眼世界，這給香港經濟帶來了哪些好處？又有哪些弊端？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斷推進，香港對中國大陸的重要性是不是在降低，還是說在增強？香港和內地如何在全球化時代創造雙贏格局？
陳志武：過去4年里，每年我都帶幾十位耶魯大學的MBA學生來中國，參觀考察中國的公司和單位。每次我們都先飛到香港，然後到上海等地。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