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中國改革開放創造的經濟奇蹟，有人認為，中國通過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踐，摸索出一個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他們把這一模式稱為「北京共識」。如何看待這個總結？中國經濟奇蹟背後有哪些被忽略了的因素？中國的經濟高增長能否持續下去？
◎記者：制度經濟學認為，產權保障體系、法治、責任政府等是經濟發展的必需要素。但中國在這些條件不完善的情況下，仍然取得了「經濟奇蹟」。中國是否創造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您如何評價「北京共識」？
陳志武：制度經濟學的那些結論，不是針對模仿性高的製造業而言，因為製造業對制度環境的要求不高。比如，兒時在湖南農村，偶爾會和小夥伴因為偷吃別人家的黃瓜被大人罵。但是，也就是偷吃點黃瓜、西瓜而已，不會去偷傢具、搶劫，或者搶佔房子。可見對主要財產當然有嚴格的保護規範，只是在那個環境里，那種產權和契約權利的規範不是靠大刀闊斧的正規法治，而是靠隱形的規則。當生活、交易的範圍局限在熟人之間，平時的產品和財產也基本都是有形的實物，那麼，實物的「實」本身就為財產和交易關係提供了一定的保護作用。所以，有沒有剛性的非人格化的法治不是決定性的。
但要發展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服務業等契約性經濟，建立知識產權體系，情況就大為不同了。我們總說中國製造業的利潤太低，錢都被西方品牌拿去了，但反過來想想，為什麼中國做不出自己的品牌？這是因為中國的產權保障體系太差了。
我有個在美國做律師的朋友，專做專利訴訟代理。他告訴我，在國內如果你買一個公司的產品（比如電腦）後要起訴廠家，到了法院，即使你出示發票證明你是真金白銀買的，而且出示的電腦也是對方公司的品牌，中國法院也不一定承認你的電腦真的是被告公司製造的，品牌商也會以電腦是假冒的為由不承擔責任，法官和律師竟然也會接受這樣的理由。你把這類案子告訴美國律師，他們會覺得不可思議。因為在美國，一個人買了電腦，即使沒有收據，只要是某個品牌，那個品牌商就要承擔責任，賠償消費者。當然，如果真是假冒的，品牌商可以回過頭來起訴假冒者，但這是另一回事了。只要中國的司法邏輯是這樣的，對品牌知識產權的保護就會繼續成問題，中國的品牌價值難以培植，錢就會繼續被西方品牌拿去。
至於「北京共識」，我覺得還太早，太著急了，中國的經濟發展還需要更長時間的檢驗。人各有志，有人對「北京共識」歡欣鼓舞，我無話可說。但值得一提的是，過去60年，國際學術界多次犯過下結論太早的錯誤，也把世界導入歧途。一次是對蘇聯早期模式的過分推崇。20世紀30年代，蘇聯的經濟也是以10%以上的速度在增長，而西方則正在經歷大蕭條，巨大的反差讓許多人開始推崇國有制和計畫經濟，左派經濟學家都認為資本主義的喪鐘因此敲響了。
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凱恩斯等許多經濟學家提出的加強政府干預和管制的理論，在包括西歐和美國在內的市場經濟國家得到推行，許多「二戰」後獨立的發展中國家也學蘇聯實行計畫經濟。但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這種國有或者管制經濟模式已經難以為繼，不得不重新開始私有化。這才有了里根經濟學和撒切爾夫人對英國經濟的改造，也有了之後20年全球範圍內的私有化高潮。之所以這麼多國家都走了一個來回，就是因為當初針對蘇聯的經濟模式過早下了錯誤結論，給世界帶來了惡果。
另一次是關於東亞模式。我1986年剛到美國留學時，幾乎每個大學的商學院都在找懂日本經濟和文化的學者來講學，都在研究亞洲式政府工業政策、政府管制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到1990年日本經濟開始衰退之後，今天幾乎沒有哪個商學院還教日本管理模式或經濟模式了。到90年代中期，又是「亞洲經濟奇蹟」熱，都去談論東亞增長模式的優勢。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又把許多人的飯碗砸了。今天的「北京共識」在未來的命運會如何？大家還是自己判斷或交給歷史吧。
◎記者：對於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們而言，中國的「經濟奇蹟」意味著什麼？
陳志武：中國製造雖然污染了中國的環境，勞工所得也低，但確實在使中國經濟增長的同時，增加了其他國家人們的福利，讓他們可以用更少的錢買到更多更好的產品。但對其他國家的製造業而言，就是另一番景象了。由於來自中國的競爭壓力，再加上藍領工人可替代性很強，討價還價能力弱，在許多國家，一部分勞工的就業機會被剝奪，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別國的勞資矛盾。比如，由於來自中國的成本壓力，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福特汽車公司的股東很憤怒，因為以前定的工人工資和福利都太高、條件太好了，所以，美國汽車業面對巨大的生存壓力。
◎記者：為了理解中國的「經濟奇蹟」，我想可以回到最初的路徑選擇上。不理解最初的選擇，談共識似乎就缺少了一個基礎。
陳志武：很多人把中國的經濟成就歸因於市場經濟、對外開放、人口紅利、勤勞等因素，事實上，這些都對，它們都很重要，但不是基礎性的。因為在晚清和民國，中國也有市場經濟，也有被迫的對外開放，人口佔世界人口的比例比今天還高，人民也一樣勤勞，但並沒有產生今天經濟意義上的成功。
為什麼中國近30年的經濟成就特別突出呢？這是因為中國在這一時期的經濟增長是建立在成熟的現代工業技術和自由貿易體系之上的，而這兩方面的基礎條件在晚清、民國時期都不存在。今天，中國GDP的85%左右來自現代工業和服務業，包括能源、金融、製造業、運輸業、互聯網、電腦等，而它們無不是來自於西方；中國的產品能流通於全世界，也離不開由西方建立的自由貿易體系。所以，與其說中國經濟奇蹟是中國人自己的，不如說是世界現代化發展的結果。
當然，這只是產生中國經濟奇蹟的一個基礎性條件，因為印度、俄羅斯、越南等國也擁有這些條件，但卻沒有產生和中國一樣的經濟奇蹟。這是因為中國和以上幾國在這輪全球化初期的國情和條件不同，這使得它們各自選擇了完全不同的發展路徑。
首先，中國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經歷了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和人為災難。到了70年代末，中國社會方方面面的危機已經非常嚴重，再不改變就可能會崩潰，這就迫使人們進行徹底的反思。鄧小平提出的「貓論」，在其他左傾社會裡都可能難以被接受，但在中國卻成為當年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而且改革開放也成為全社會的共識。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人都有保持現狀的惰性，只要危機不是迫在眉睫，人們就傾向於沿著已有的路徑走下去。但到了1978年左右，事實已經證明中國當時的制度已難以維繫，在這種情況下進行根本性改革的阻力是很小的。
而印度在1947年獨立後就確立了民主制度，有權力制衡，有選舉，有一定程度上的法治。我們知道，民主制度的目的本來不是為了尋找客觀最好的決策，而是為了避免集權者作出壞的決策貽害社會。從這個意義上講，民主制度在於最小化壞決策的頻率，在於維繫現狀，在於和諧穩定。除非社會出現危機，否則民主制度不利於大刀闊斧式改革的出現。印度獨立並建立民主之後，其社會一直是左派佔主流，反對市場化，反對全球化，執行的是計畫經濟。所以，一直到1993年前，很難選擇市場化、全球化的改革路徑。
更何況，按照世界銀行根據購買力平價計算出來的數字，中國在1980年的人均GDP是440美元，而印度是668美元。在這種收入水平和沒有社會危機的情況下，雖然成熟的工業技術和全球貿易秩序早就於80年代送到印度門口，可印度的改革動力顯然沒有中國充足。沒有中國大躍進、「文革」式的危機是印度的幸福，但也成了推遲其改革的原因。因此，印度到1993年看到中國的快速發展後，才感到壓力，才開始放棄計畫經濟，選擇經濟自由化和對外開放。
◎記者：俄羅斯跟中國比又是怎樣呢？畢竟在改革前體制上有類似之處。
陳志武：我們先要看到，各國經濟發展的催化劑無非有兩種來源：內生型和外生型。前者主要是靠內需的增加來刺激其經濟增長的引擎，內需增加後，就需要方方面面各行各業的配套發展，才能滿足國內需求，美國和大部分西歐國家走的是這條路。但是，內生型的增長模式對國內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商業制度和人們的安全感有很高的要求，否則，在這些制度機制不到位的時候，內需會難以自生。
外生型的增長模式，其發展由外部市場的需求帶動，日本、中國，以及「亞洲四小龍」走的是這條路。這種模式的好處是，發展初期本國不一定要進行大的體制改革，而且見效很快。過去30年，中國通過人權狀況和勞工條件、不計入成本的環境透支來發展經濟，走的就是這條路。而中國之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