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與陳志武的交談中，幸福是出現頻率比較高的辭彙之一。談及自己的工作，他說：「我太喜歡做學問了。任何一天能夠有一些新的認識，我都會覺得很幸福。」談及年輕時的拮据，他說：「那時多花1塊錢所帶來的幸福感，比今天我多花1000元要高很多。」並由此引申到發展金融業可以提升年輕人的幸福感這一層面。談及經濟學的研究，他說：「我們需要對一些基本理念作全方位的梳理，消除過去很多誤導性和破壞性的成見，並進行更合理的制度安排，給中國社會的持續發展奠定更紮實的基礎，使老百姓過上更富有、幸福的生活。」仔細想來，這些幸福其實環環相扣，因為畢竟，經濟學研究的終極目的，正是增進人類的福祉。
2006年6月末的一天，陳志武帶著夫人和兩個女兒回到故鄉——隸屬湖南株洲的茶陵縣。正是連場暴雨之後，他們被堵在公路上，這使得他有機會重新打量路邊的一個農場。高中時代，他每個學期的絕大多數時間都住在這裡，「把山上原生的樹砍掉，再種上果樹。現在，那些樹都沒有活下來，我們那麼多的歲月就這麼白白浪費掉了。」
與個人歷史的不期而遇，讓對歷史——「世界近代史、中國近代史，特別是中國的金融和經濟史」非常感興趣的陳志武再一次體會到自己研究的意義之大：「了解過去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證券業在中國沒有發展起來，為什麼不同地區之間經濟和金融的發達程度不一樣，甚至於像今天或者是70年以前，不同省份民間的借貸利率和金融交易的程度都差別這麼大，這些都是我想要弄清楚的。解釋這些問題，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今天的中國社會是怎麼走過來的。」
1962年出生的陳志武，對於中國傳統的鄉土社會是怎麼走過來的，有著切身的體會。在茶陵，這個因神農氏「崩葬於茶鄉之尾」而得名的湘贛邊界小城，這位如今聲名顯赫的經濟學家曾過著普通農家子弟的生活。「我家在農村，小學一年級就開始每天下地勞動或是上山砍柴，一直到1979年上大學。冬天要去二三十公里外的地方砍柴，然後背60公斤左右的柴回家，往往離家還有十幾公里，肚子就很餓了。」
早年的茶陵生活經驗，後來不斷出現在陳志武的研究中：談自由市場的運作時，他會想起跟父母到集市買東西的見聞；談法治時，他舉出自己小時候幾乎沒見到過警察的例子，說明交通不便使過去的中國鄉村與正式司法基本無緣；談誠信與市場渾濁時，他指出，鄉土中國的商品市場多以村為單位，買賣雙方信息基本對稱，講「誠信」才是理性的選擇。
平民家庭的成長環境，也使他對草根階層有著特別的關懷：「我5個兄弟，最大的哥哥長我16歲。我讀高中時，有3個兄弟已經工作了，所以我就沒有像他們那樣，必須下地幹活來養活弟弟。讀大學時，我一個月有9元左右的獎學金，兄弟還可以補助幾元。」
作為「文革」中成長的一代，陳志武的生活也烙上了時代的印記：「我1974年上初中，直到1978年高中畢業，基本上沒有怎麼在教室里讀過書，絕大多數時間要麼是在山上，要麼是在農田裡度過。」1978年，首次參加高考的陳志武落榜了。父母沒有給他任何壓力，一年復讀之後，他考上中南礦冶學院（今中南大學前身），修讀計算機專業。多年以後，他感慨地說，如果父母按中國傳統的方式管教自己，或許就不會有今天了。「我父母親都是農民，沒上過學，不能給我提供很多建議，差不多我所有的人生決定都是自己作的——從1979年到中南礦冶學院上大學、1983年進國防科技大學讀研究生、1986年1月畢業後留在國防科大做老師，到當時申請去美國讀書。現在想起來有一點後怕，因為當時甚至不知道一些基本的信息，連報考耶魯金融系時，都不太了解金融學科是幹什麼的。」從這個角度看，陳志武覺得，今天農村和城市學生之間知識和經驗的差距已經比1979年時大得多了：「如果我晚十幾年出生的話，今天反而可能沒有機會考進重點大學，沒辦法跟城市學生有一樣的起點。」
1979年，中國的計算機教育尚處於啟蒙階段。隨機選讀了這個新興專業的陳志武，一直到1983年做畢業論文時才真正地碰了半年計算機。不過回想大學時代，他仍覺得頗有收穫。一方面，他掌握了數學的、工程的客觀研究方法，這為他今天研究經濟學打下了重要的基礎。與此同時，中國式教學的機械性、不注重應用，也讓他體會頗深：「我大學一、二年級一直在學微積分，但從沒有搞清楚微分、積分有什麼用。1986年我到了耶魯，學一門資產投資組合的管理課程，在給債券作風險評估的時候才發現，原來一階導數可以幫我們控制風險。我突然之間頭腦開竅了，這個微分、積分還有這麼好的用處。所以這些年，在國內我一有機會跟大學裡的老師或者學生交流，總是談這個感受，希望這種狀況有所改變。」另一方面，他利用那4年把英語學得很好，「那時，有一個同學每天早上回家把當天的《中國日報》拿到宿舍來，我們就輪著看。再就是聽《美國之音》。我大學畢業時，讀英文的文章就像看中文一樣了。」
大學畢業後，多數同學分到了冶金系統的研究所或企業，陳志武則選擇了繼續讀書。他說：「做學問是我的最愛，我幾乎從來沒有真正想過，除了作學術研究以外，還會去做其他的職業。」在國防科大，他結識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如今在國內社科領域相當有影響的崔之元。1987年，他們就合作翻譯了肯尼思？阿羅（Keh J.Arrow）的《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Social Choidividual Values）。「崔之元是北京人，對社會科學非常熱衷。我跟崔之元交上朋友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我的英語特別好。通過和他接觸，看一些書，特別是後來接觸到了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自由選擇》（Freeto Choice）、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我慢慢地對以數理的方法研究經濟和政治問題產生了興趣。大概是1985年秋季，我基本上作了一個決定，就是放棄學工程。」
那時，中國的第一波留學熱從北京蔓延到了長沙，陳志武也開始準備申請美國的大學。「與社會科學有關的，我申請了耶魯。另外，我對用數理方法研究醫學也蠻感興趣，所以給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醫學院的一位教授也寫了信，他根據我的背景建議我放棄這個念頭。同時，我也申請了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的一個專業。」但他沒有抱任何的希望，因為他無法考托福和GRE。1986年4月，已留校任教的陳志武收到了耶魯大學的錄取通知，耶魯每月還向他提供800美元左右的獎學金。
「我在美國的第一年，印象最深的就是發現雪碧怎麼這麼好喝。那一年，我不知道喝了多少雪碧。從那以後，我基本上不碰雪碧了。」陳志武還發現，美國大學跟國內的不一樣：「國內大學只要期末考好了就行，而美國大學平時布置的作業都要算期末成績的。快到第一學期期末時我才發現這一點。耶魯每個學期有13個周，我到第8周都沒做任何作業，老師給我每份作業都打Later，這對我第一年的成績影響很大。不過，第二年我就把這個問題糾正過來了。」1990年，陳志武順利獲得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博士學位，進入威斯康辛大學任助理教授。1995年，他獲聘為俄亥俄州立大學副教授，1996年擔任終身教授。
在俄亥俄州立大學的4年中，他的研究成果越來越多地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Ameri Eic Review）、《經濟理論》（Journal of Eic Theory）與《金融經濟學》（Journal of Financial Eics）等主流學報上，內容涉及資產定價、共同基金、動態股價模型、股票投資盈利戰略等領域。1994年，他的論文《人口老齡化和資本市場》獲得了默頓？米勒（Merton Miller）研究獎（以199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默頓？米勒命名），《日本基於產出為基礎的資產定價》獲得了芝加哥期權交易所研究獎。他成為金融資產定價領域最富創造力和最活躍的學者之一，在美國、歐洲、日本，以及中國香港地區等地的金融經濟學圈子裡，知道陳志武的人越來越多。1999年，他被請回耶魯擔任終身教職。
隨著職業生涯的一步步上升，陳志武身上湖南人喜歡挑戰的基因開始顯現。1998年，他創辦了Value Engine（價值引擎）公司。「我做了這麼多年關於資本市場的研究，蠻有興趣把這些理論投入到實踐中。另一方面，通過創辦一個公司，感覺企業家、管理層面對的挑戰是什麼，也可以幫助我在作研究的時候不至於太超脫。」
然而，這是一次不太成功的創業。2001年，他又與兩個合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