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新中國成立60周年。如何理解中國過去一個半世紀的發展歷程，尤其是30年來改革開放的經濟奇蹟，是人們普遍關心的一個話題。
上世紀90年代，哈佛大學福山教授的著作《歷史的終結》引發過一場大討論，那場討論至今在中國還在繼續。對「中國奇蹟」，一種解讀是，這是信奉大政府主義和「中國特色」的結果，由於政府獨享強制力，利用強制力調配資源，高效率的「集中力量辦大事」才成為可能；另一種解讀則恰恰相反：這些成就與其說是強制力配置資源的結果，是「中國特色」的奇蹟，還不如說是自由市場、普世人性戰勝權力管制的結果，是全球化力量的具體表現。也就是說，中國過去30年的成就佐證了自由選擇和市場化會帶來繁榮，並且這一結論跟人種、膚色、文化傳統無關：個人的自由選擇權被解放得越多，權力對權利的束縛被結束得越快，老百姓的經濟福利就增長得越多。
按照福山教授的說法，人類社會在制度體系上的演進，最終以「自由民主加市場經濟」而結束，自由市場解決物質需要問題，自由、平等、民主不僅能保障市場經濟，而且能解決人的非物質需求問題，所以，雖然社會與個人的生活還會繼續顛簸，高潮性的喜劇和悲劇仍將重疊發生，但人類漫長的「大制度」——大的政治與經濟制度架構——追尋歷程到此為止了，因為沒有比這更好的搭配。
福山理論的對錯，可以留給每個人自己去思考評判。但對中國的許多學者和業餘知識者來說，可能首先無法接受的是福山將所有社會——不管人種、政治文化背景——都放在一起談，好像沒有白種人、黃種人、黑人的區分似的！儘管被我們的社會定位為「聖經」的馬克思主義也來自西方，但在很多人看來，似乎中國曆來就不同，西方的東西不適合中國，任何不針對「中國特色」加以區分的理論，當即就該被貼上「盲目照搬」的標籤。
在別國行得通的，真的拿到中國就不靈；在中國行得通的，到別國就水土不服。真的如此嗎？中國30年來的改革開放經歷是支持還是顛覆了福山的思維框架；是證明還是證偽了他的歷史終結論？中國漫長的歷程真的遊離在世界歷程之外，從而使中國的發展不能與其他國家一概而論嗎？
在我看來，除了一些相對短暫的時期外，中國從來就是人類進程的一部分。以遠古看，中華文化創立於2500年前的先秦，在那思想文化的鼎盛時期，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8年）、墨子（前468年-前376年）、孟子（前372年-前289年）等大師百出。
西方文化起源於古希臘，奠基時期幾乎是同時的，代表人物包括蘇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前399）、柏拉圖（前428年-前348年）、亞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等。
佛教文化體系大約起源於公元前400年的印度。而印度文化的核心——種姓制度也是在2500至3000年前發展起來。
為什麼今天我們熟悉的主要文化體系差不多都是在那一時期發展起來？難道是完全無相互關係的巧合？還是有某種必然的聯繫？那種必然聯繫是否就是人類社會從游牧走向農業，在固定地方耕種糧食、在室內圈養肉食動物呢？
文化發展的另一條線索——宗教，中國與其它國家也相當同步。約在公曆紀元前後，佛教傳入漢朝中國，並逐步融入中國社會，給中國人帶來後生世界的秩序。基督教在同一時期出現，並滲透到歐洲社會。這說明，一方面中國對外開放的時間比以往說的要早，另一方面外來的文化也能在中國社會紮根，畢竟人性是一樣的。
伊斯蘭是世界另一大宗教，起源於公元七世紀。表面看，這比基督教進入歐洲、佛教進入中國的時間晚六個世紀，但是，在古代農業社會時期，或者說在中世紀商業革命、18世紀工業革命之前，社會變遷慢、發展速度低。根據英國著名經濟史學家安德森？麥迪遜的估算，從公元元年到1880年左右，世界人均GDP花了1880年時間才增加了一倍。然而，從1880年到2000年，短短120年里，全球人均GDP就增加了近5倍。也就是說，過去120年所完成的人均收入增幅，是1880年之前近兩千年人類所完成的增幅的5倍。照此來理解，佛教進入中國、基督教在西方的興起、伊斯蘭教的出現，雖然客觀上時間相差幾百年，可是從人類進程速度來理解的話，大體上算是同一時期。
十五世紀初期，明朝中國大舉航海，不久之後，義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也加入，積極推動海上冒險，以至於在1492年發現美洲大陸。所以，在航海事業上，中國不僅沒有偏離世界潮流，還引領人類的這些嘗試，只是到後來在航海事業上退縮了。
在商業發展方面，中國與世界的同步就更加緊密了。我們知道，哥倫布1492年發現美洲大陸是西方商業革命的標誌性時間點，之後幾世紀商業革命進展迅速。差不多在同一時期，亦即自1500年至1800年左右，中國也在經歷一次商業革命，那是公認的近代中國商業最鼎盛時期，或者說是此輪經濟崛起之前的最鼎盛時期。
為什麼中國過去的許多重要文化、宗教、經濟進程與世界其它國家那麼同步呢？難道每次都是巧合？如果不是巧合，那不是說明在大的事情上中國並沒有與眾不同，「中國特色」在歷史上並非我們說的那麼特殊嗎？
在近代，中國與世界更加同步。我們可以從三方面看。
第一是加入工業革命的時間。1780年左右，工業革命首先在英國出現，後來蔓延到美國、法國等少數國家，德國、義大利等西歐以及東歐國家是19世紀中期才開始追英趕美，拉美、亞洲、非洲國家差不多也是在那一時期模仿英美工業技術。1860年代開始的中國洋務運動跟日本的明治維新幾乎是同時，其核心就是要引進西方技術，在時間上當然比英美完，但與世界多數其它國家同步。比如，電報在1837至1844年間快速發明成功，1860年代在各國普及有線電報，興建跨國電報網，1871年電報進入中國。世界第一條火車路於1825年建於英國，五十年後在中國的上海也有了第一條鐵路。汽車在西方出現後不久，於1901年就進入中國。電話於1876年在美國發明，投入實用後，也很快進入中國。
以往我們責怪清政府、指責中國沒有發明出各類技術，這些本身當然都有道理，因為中國畢竟是世界大國，但是，從跟隨世界潮流的角度看，中國並不落後，與其他國家雷同。
第二是金融市場的發展。鴉片戰爭之後，股份有限責任公司、股票市場交易等等現代公司制度、現代金融於1860年代進入中國，這些企業制度、金融技術比西歐國家完400年左右，所以，比它們落後，但是，與世界其它國家也基本同時。中國自己的第一個股份有限公司——輪船招商局於1872年上市交易，標誌中國股票市場的開始。跟其它國家比落後多少呢？瑞士股市成立於1850年，西班牙1860年，匈牙利1864年，土耳其1866年，澳大利亞1871年，捷克1871年，阿根廷1872年，紐西蘭1872年，加拿大1874年，巴西1877年，印度1877年，挪威1881年，南非1887年，埃及1890年，香港1890年，智利1892年，希臘1892年，墨西哥1894年，新加坡1911年。這當然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第三是政府辦企業以及國有化運動。中國的洋務運動以國家資源為主，經歷了「官督商辦」到「官商合辦」、再到純粹「官辦」，這一做法跟同時期的德國、奧地利、義大利、西班牙甚至日本沒有太大差別，都想靠國家的財力追趕英美工業技術。
1918年蘇聯開啟國有化運動，將工業、商業全面收為國有，將土地收為公有。1930年代開始，蘇聯經濟快速增長。與此相對比，1929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引發西方私有經濟國家1930年代的經濟大危機。蘇聯國有經濟的高增長，跟西方私有經濟的大危機，反差如此之大，使世界各國普遍學著國有化、也由政府辦企業。中國先是在30年代小範圍內做國有化，到50年代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全面國有化。東歐國家在二戰之後國有化。亞非拉許多國家都跟蹤模仿。連當年的私有制西歐國家也在一些行業進行國有化，英國在30年代以及之後陸續將煤電、廣播、鐵路、鋼鐵、油氣、公交等行業國有化；法國從1938年開始，將主要銀行、金融、油氣、汽車製造企業國有化。所以，中國的國有化以及相關政府權力擴張，並非中國的孤立行動，而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一部分。
當然，中國的國有化運動與世界同步，後來的市場化改革也與世界同步。中國是因為50年代末期開始經濟局面每況愈下，文革期間將經濟進一步推到低谷，以至於到文革結束之後，計畫經濟不結束不再可行了，所以，就有了1978年啟動的改革開放。其它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