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台灣的本土意識頗為高張，已經到達某種不太講理的地步，讓不少人憂心不已。然而，儘管斑斑歷史告訴我們，這一類國族的、地域的激情容易蔚為某種難以控制的燎原之火，燒傷別人也燒傷自己，但我們對它總容易有種無奈的寬容，相信它有著與生俱來的人性情感基礎，因此很難戒除，也就不好苛責。
麻煩在於，這樣的情感通常總有辦法在自身的歷史記憶之中，找到讓自己「長得跟大樹一樣高」的營養材料——儘管在歷史之中，一個國族通常有盛有衰，被別人欺負也欺負過別人(否則老實講也難以存活到今天)，但春風得意的往事容易視為理所當然，欺負別人的記憶更是容易遺忘，也因此，每個國族在做這一類回憶時，基本的調子總是蠻蒼涼蠻憤憤不平的，要撐起「做××人的悲哀」這樣的結論沒什麼難的，理由俯拾可得，無須什麼動人的想像力。
比方說，在台灣人怎麼回憶歷史都很悲哀的同時，我們也很難一併想起，那些並非不曉得嘉南平原、蘭陽平原、台北盆地、台中盆地土壤比較肥沃，莊稼比較好成長，因此討生活也比較容易的可憐原住民，何以要那麼辛苦住到不好生活的嚴酷山裡去。
在這方面，荷蘭這個土地面積和我們差不多大、人口密度和我們差不多高的小國顯得很特別。
我個人到過這個國家，印象還不錯，行程中較難忘的除了見識到大麻不管到哪裡都買得到之外，是莫名結識了一位中年男律師，此人極熱情地帶我們去著名的風車區，還在附近一家有名的家庭式鄉村餐廳招待我們吃很好的pan cake，該餐廳老闆的女兒才十七歲，是惟一的女侍，漂亮到一種地步，也害羞到一種地步，同伴中有較不要臉的台灣男性硬邀她合影留念，因此有照片為證——自此之後，我再聽得人說荷蘭人小氣，總受人一滴湧泉以報地起身反駁。
我們問律師，英文在荷蘭通行無阻嗎？大律師的回答是，不只英文，還有法文和德文，「我們是小國，靠做生意過活，我們不能期待人家會學好荷蘭語之後才來我們這裡。」——幾年之後，我還聽說荷蘭人有另一種較不正經的講法：所謂的荷蘭語，就是不標準的英文，加不標準的法文，再加不標準的德文。
如果我們以為荷蘭的歷史不夠悲情，因此國族的激情燃不起來，那可就大錯特錯了——荷蘭土地的不幸，除了又小又低飽受大西洋海潮的威脅之外，更要命的是它毫無阻攔地正正好擺在德法兩強之間，是天生的好戰場，因此從普法戰爭到一、二次世界大戰他們無役「不被與」，像荷蘭的第一大城兼大港鹿特丹，今日看起來仍顯得樹小牆新，便是因為二戰期間幾乎全毀於納粹空軍的轟炸而重建的，荷蘭律師還告訴我們，光是戰役中的一次決堤，便造成了十萬荷蘭人一夕間死去。
而如果我們以為荷蘭人欠缺光輝的歷史遂有受虐虛無的傾向，那也是大錯特錯——誰都知道，小小的荷蘭曾在十七世紀雄霸七海，就連相距如此遙遠的台灣也曾在他們轄下，更重要的是，以自由市民自由商人立國的荷蘭，是最早掙開狹隘宗教仇視迫害、思想言論最自由寬容的國家，除了率先貢獻了伊拉斯謨這樣的自由無羈心靈之外，更成為理性主義時期歐洲思想家躲避宗教、政治迫害的首選庇護所：它提供理性時代第一人、法國的笛卡爾不受滋擾的思考空間，收容過史上最重要的民主啟蒙者、英國的洛克避開政治傷害，並生產出號稱人類歷史上人格最高尚、言行最一致的哲人斯賓諾莎(事實上，斯賓諾莎的上一代正是因為躲避舊教的迫害，才從伊比利亞半島遷來的)。十七世紀的荷蘭，稱之為歐陸、乃至於全世界的理性燈塔，是半點也沒誇張的。
此外，學美術、喜歡美術的人不會不驚奇於荷蘭畫家的盛產和厲害，一如足球迷對荷蘭克魯伊夫、古力特、范巴斯滕的驚奇一樣。但這我們留待《畫風像蒙德里安的賊》一書有機會再說——沒有錯，蒙德里安也恰恰就是荷蘭人。
這回，羅登巴爾先生引述完英國的吉卜林，開始研讀荷蘭的斯賓諾莎起來。
說真的，真不知道他老兄幹嘛要讀斯賓諾莎，不管他是賊，抑或二手書店老闆，今天除了專業的哲學研究者之外，誰還肯讀斯賓諾莎？而就算是專業的哲學研究者，又有幾個人肯好好重讀斯賓諾莎呢？比方說寫《西方哲學史》、可想而知很夠專業的英籍大哲羅素便說過：「讀一讀各命題的敘述，再研究一下評註就夠了。」
乍看起來是因為斯賓諾莎的書寫方式——斯賓諾莎極可能是理性主義時期最嚴謹、最老實、最徹底到無趣的思想家，他對於把數學的體系搬到哲學甚至神學領域的信心也是最強大的，因此，他寫書的方式幾乎完全仿效幾何學的體例，有定義、有公理、有定理，在思維之中會發現什麼、會主張什麼，完全是從公理演繹論證而來，不僅讀起來味同嚼蠟，而且，今天我們更已經知道，純粹數學的唯理演繹是走不通的，它的純粹性不是所謂「穿透表象，直指核心真理」的睿智，而是嚴重的化約，因此，得到的結論總是荒謬的。
然而，無關思考和書寫方法，在人類思維歷史的一代代進展之中，個別的思想家本來就存在一種極無奈的宿命。
怎麼講呢？中國有一則八仙之首呂洞賓的寓言故事：相傳有仙人要傳授呂洞賓點石成金之術，呂洞賓不安地問道，石子是否從此永遠轉變為黃金呢？仙人的回答是，不，五百年之後還會回返為石子，於是有絕對主義傾向的呂洞賓遂敬謝不學了——去聖邈遠，寶化為石。
人各有志，這沒得可說的，但今天我們得這麼講，還好人類的哲學家、思想家和諸多理論的建構者，不都是呂洞賓這樣在「全部/沒有」之中二選一、宛若嚮往不容一粒沙子純凈愛情年輕小鬼的決絕之人，否則人類在思維的時間長河之中，大概一步也休想跨得出來，因為，人類思維的進展，原是建立在一代代思維者前仆後繼的錯誤、修正、拆毀、重構之上——大概正因為這樣，呂洞賓沒成為皓首窮經的苦學者，而最終成為不食人間煙火、除了遊玩無所事事的神仙。
不記得是哪位學者曾說過如此酸溜溜但頗有幾分真義的話，他說，作為一個理論者，通常ego得比文學藝術創作者要小得多才行，原因再簡單不過，你不會不事先明白，你窮盡心血甚或畢生之力才建構的學問理論，只是用來被後人推翻的、用來作為下一個更周延、更進步、更有道理的學問理論發生的必要墊腳石而已。文學藝術，也許不能稱之為永恆不朽，但達到一定水平之後，它之於時間便有了相當強大的抵禦力量，幾百年甚至幾千年之後的人讀起來，還可以新鮮激烈一如刀劍新發於硎，比方說荷馬、莎士比亞、李白或托爾斯泰等等皆然。不像學問和理論，辛辛苦苦搭建起來彷彿只為了下一次拆毀，說對的部分，很快成為眾人周知的常識，就像今天誰都曉得地球繞著太陽旋轉，不再激得起驚奇喜悅的火花，因而變得像隱形一般，被凸顯被留下的往往只剩講錯的地方，供新的學說新的理論用為反證、或僅僅是誓師出發時祭旗所用。
因此，甭說五百年仍變回石頭，隨著人類智識的普及和歷史律動的不斷加快，往往長則在你生前，短則一年半載，它便轟然倒塌，或更悲哀更常見的，默默被遺忘在歷史的角落之中。你說：自戀一點的人、自我中心一點的人，怎麼可能明知如此而願意把生命押在宿命的流沙之上呢？
當然，這樣的話也許稍稍自嘲過了頭，歷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及其歷史性的學說或名言，不管正確或說周延與否，其實也很耐得住時間沖刷的，並長期給予後代思維者啟示，比方說笛卡爾和他的「我思故我在」，比方說萊布尼茲和他的「單子論」；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真的得承認，當時白紙黑字揭示並辛苦論證這些名言和學說的原始著作，可能就乏人問津了，畢竟，要我們假裝自己並不知道幾百幾千年的後續種種，天真無邪地重新費勁跋涉過漫長而乏味的論證過程，最後看到一個我們老早曉得的常識結論，或更糟糕，一個荒唐無稽的結論，這的確不怎麼合於人的基本理性。
有誰好好念過笛卡爾的《哲學原理》呢？或是洛克的《人類理智論》和《政治論》呢？這不是挑釁指責，而是調查兼譬喻，如果答案是沒有，想來你也同樣不會讀過斯賓諾莎最重要的著作《倫理學》，換句話說，那你比我們的羅登巴爾先生要理性而且有正事可做得多了。
人壽幾何，書海無涯，儘管如此不合理性，但我個人還是傾向於主張，儘可能還是讀讀原典的好——這裡的心思挺複雜的，有一點點傻氣，想說至少可對這些為人類絞盡腦汁甚或冒著身家性命危險的思維者，表達某種最起碼的禮貌和敬意；有一點點多疑，隱隱約約之間總對歷來的二手傳述者整理者(儘管他們可能也是很棒的學者)有些不盡放心，怕他們難免漏失了什麼，並沒能傳達給我們完整的全相；有一點點好奇，想通過當時的語言和論述焦點選擇，藉此像穿越時光隧道般回到當時，感受理論建構伊始的現實溫度和氛圍；更有一點點希冀和僥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