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八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就此落幕了，很多東西是露水就是露水隨日頭升起瞬間蒸發，咋郎事件是其一。
仿如隔世了是吧。我們這一刻實在很難相信，曾經有這麼密集的三四天時間，台灣居然會是整個地球上最關懷咋郎人，對咋郎事件做出最激烈反應的正義守護之地。這當然不可能是真的(何妨回想一下過去這些年我們的傳媒、我們的社會口語話題有什麼樣的咋郎成分)，果然酒店關門各自回家，綠營全世界最悲傷的謝長廷勉強多撐了一天多為咋郎人祈福了一次(但沒再掏出他的陶笛來吹)，毋寧只是敗戰之後補射一支五十步笑百步的嘲諷小冷箭罷了，並未持續奔走呼籲也沒和理查·基爾聯繫；藍營全世界最激進的馬英九則和人心惶惶的中華棒球隊見面，要大家安心備戰爭取可能是最後一面的金銀銅牌，如此如此這般這般。
曾經看似有撼動乃至於決定台灣選舉結果的態勢(其實沒有)，也可以完全無人聞問，我們才目睹著這樣戲劇性如電燈開關的事發生，但說真的見怪不怪。
那些人還在台灣曾如夜裡曇花一夕開放的咋郎人如今在哪裡？在做什麼？在想什麼？除了南柯一夢。
這像什麼呢？生活經驗里，這像我們看了一場電影，看了一部類型小說。置身其中那幾小時，故事中的每一個人，每一步發展，乃至於每一個舉動每一次喜怒哀樂表情，都緊緊抓住我們的目光牽動我們的神經，但故事一結束時間之於我們隨之凍結，死的死逃的逃，如演員遣散，愛幹什麼幹什麼。
惟真實的時間大河從不中止，我們這廂已散戲，人家那邊才開演。
真事作假，假事作真，這可供我們多一個看待小說真假的視角。
今夜沒有人死掉，這個話出自這個短篇集子里的《夜晚與音樂》。這是布洛克筆下難得一見的契訶夫式小說，寫一個雲淡風輕的晚上直到第二天天亮，季節則是「春天的紐約，夏日將至」，大致相當於我們選舉完成到新領導人就職之間的某一天。馬修·斯卡德和伊蓮·馬岱先去聽了歌劇《波希米亞人》，不過癮，轉去一家新開幕的夜店，還是不舍結束，最後又搭車直奔夏瑞登廣場的老地下室酒吧聽爵士樂至不知東方既白，沒有手機鈴聲，沒陌生人靠上來，紐約的死亡放了他一天假，今夜沒有人死掉，或者說不是沒有人死掉，而是今夜死亡採取了亘古以來那種緘默的、沉著的、好來好去的方式，沒打擾他們。
今夜沒有人死掉，伊蓮·馬岱最後這句結語呼應了她看完《波希米亞人》後的動心啟念，像一個卑微的願望居然得著應許：「她老是死掉。」「至少六七次。你知道嗎？我可以看上一百次，但結局還是一樣。他媽的每一次她都死掉。」「所以我想聽點不一樣的，在我們回家睡覺之前。」「不，悲傷也沒關係。我不介意悲傷。事實上我還比較偏好悲傷的音樂。」「沒錯，悲傷無所謂，只要沒有人死去。」
也許，當天晚上極可能人也一樣在紐約的伍迪·艾倫，曾有過和伊蓮·馬岱類似的心思，所以他才拍了《開羅紫玫瑰》這部電影。電影中，米亞·法蘿躲開乏味的婚姻，躲開三年代鋪天蓋地而來的全球經濟大蕭條，躲開所有的不幸、沮喪和絕望，一遍一遍地看著同一部電影，直到電影果然被她看成了不同，銀幕里的英雄甚至從電影里跳出來，一成不變的故事岔了開去如原子忽然偏離直線而行，得到了自由。
我們，尤其是今天以寫小說為業的人，總是說城市沒故事寫。比方說上海又恢複成全球性的大都會之後，寫上海的王安憶也如此擲筆浩嘆，她因此退到了市郊，退回種蓮種藕的水鄉之地，在那個時間較恆定、人比較沉著不動並看得到每件事每個行為結局的世界重新找尋故事；一度向現代主義探試的筆也收回來了，最近王安憶老師教授的小說書寫課程，也迴轉了健康、樸素、板正的傳統左派之路。
但布洛克說的並不一樣，他說紐約有八百萬人，有八百萬個故事，還有八百萬種死法。這是否意味著他還有源源不絕的故事可寫甚至來不及寫？至少在他還沒寫完這八百萬篇小說之前？如果真能異想天開這樣，那就不是單純的小說了，而是巴爾扎克式的紐約人間喜劇了，或是司馬遷史記式的紐約死亡列傳。
好，到底城市是有故事沒故事，這裡先讓大家看精彩的四句一組對話，出自於最會說故事的小說家格雷厄姆·格林的《一個自行發完病毒的病例》(或譯為《麻風病人》)——
「但假如我們無法愛呢？」
「我不相信有這種人存在。愛是深植於人內部的，雖然對有些人來說像盲腸一樣沒有用。當然，有時人們也稱它為恨。」
「我還沒在自己身上發現過它的蹤跡。」
「也許你想找的東西太大、太重要或者太活躍了。」
也許我們想找的東西太大、太重要或者太活躍了，我們對它有某種規格性的要求和想像，如同某種尺寸大小以下的魚得扔回海中——這樣故事的消失，嚴格來說，和城市不城市並沒關係，而是，一方面這麼大這麼重要這麼活躍的東西，海里大鯨般不可能不很快被人們看到並且捕捉殺戮，它用完了，已化成書籍形式的標本；另一方面則是我們自己心思無可逆轉的變化，這上頭歷史就像人一樣會蒼老青春不返，如蒙田自省的那樣有著老年人的多疑，我們不相信這樣的故事了，如同我們再不相信有個發禮物、讓我們一年一次夢境成真的聖誕老公公一樣，我們更加不相信自己的一隻襪子裝得下我們要的全部東西。你不相信，它就像光天化日下的雪人般融化掉了。
城市有沒有故事，我比較喜歡的是瓦爾特·本雅明詩意的說法，他不說有沒有，他說的是斷去了線索，消融於人群之中，轉過一個街角就不見了。
這至少讓我們看出來兩層意思——比較表面的是，城市裡人太多了，來來往往，舞台上頭每個人都只來得及演三分鐘，就被下一個人所篡奪所替換掉了。卡爾維諾的名著《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寫一個裝錯了書頁、才剛剛讓人讀出興味就戛然斷去線索、又無端開始另一個新故事云云的小說巨大迷宮，事實上，我們的城市故事讀本遠比這更破碎、更紊亂、更荒唐，它片段到、局部到甚至來不及讓人產生興趣、來不及顯示自己的與眾不同就消滅了。故事的開頭如雕刻家的第一刀，其種類數量極其有限，事物的真正獨特性，尤其在我們這樣一個蒼老、開發過度的小說時代，很難在第一時間就出現，你得耐心地等它自己展開來，等它真正面對歧路面對抉擇之處，以及，等它的具體細節豐碩飽滿可分辨之時；同時，你也得耐心地等自己眼睛的自然調適，它會知道「自己該看什麼」的分離萬物形成凝視焦點，並逐步適應亮度的微差，看出不同。
這裡，如果可以，我實在很想舉夜裡抬頭仰看星空的經驗為例，那種看愈久星星出來愈多，最後整道乳狀銀河都可分解為或說還原為星屑的組成，好像我們的眼睛必須定在那裡，等待那些最遙遠星體的光子旅行過宇宙太空投射到我們視網膜來云云。然而遺憾的是，這麼一個生動、具體、曾經人人幾近每天晚上都有的生活基本經驗，如今已不復普遍而且甚至是極稀有極昂貴的了——城市無故事，城市根本連星空都沒了。
因此，這些故事的捕捉者再不能只是坐而看了，城市的故事滑溜一如逃逸的罪犯，它已不會自動送到你眼前來上演，你得起身去追它，並小心隱匿自己的身份。是的，故事的捕捉者不只是個充分浸泡於城市的遊手好閒者，適當的時候他還得是個偵探，事實上，本雅明說這番話時，藉助的正是我們偵探小說的元祖愛倫·坡。
較深一層也較孤寂的一面是，這樣才起頭就消失於人群之中的故事，逸出了公眾的視線，從而也不可能存留於人們的記憶之中。這是什麼意思？這意味著城市的故事已失去了人們集體的參與，已得不到人們你一言我一語的想像力，人們不再誇張它修改它打磨它傳送它，它等於是離開了川流的時間大河之中，再無法自然地熟成了。所以城市無故事嚴格來說是對的，它還不是故事，只是方生方死的社會事件，然後便只是個人的命運個人的生老病死而已。我們曉得，故事同時是一種溫柔的、舒適的記憶形式，個別的生命經驗不編纂成為故事，它在空間時間皆無及遠之力，哪裡也去不了，就只能跟著個體的死亡進入到遺忘的墳場了。
也因此我們知道了，城市無故事這句通常出自於小說書寫者的哀嘆話語，很大一部分意思毋寧是職業性的訴苦，大聲地告訴我們如今小說有多難寫。書寫者身份中採擷者的那部分比例不斷下降乃至於完全消失，沒有現成的故事可聽寫可記錄，書寫者眼睛和耳朵的重要性也逐步讓位給心和腦子；他失去了社會集體的支持，只能靠自身一個人的力量去追蹤、去編纂、去想像創造，所以本雅明才說，現代小說讓書寫成了最孤獨的一個行業，說著無與倫比的費解故事。
這裡講的無與倫比，主要指的是隔絕於集體的、普遍的生命經驗及其關懷。孤獨的書寫者，一如獨居的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