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一」之後，馬修·斯卡德和伊蓮·馬岱依然住他們原來的14F大廈公寓沒有離開亦無恙，但伊蓮·馬岱似乎多了個悲傷的習慣，她會從視野良好的窗子怔怔往外看，看向原來雙子星大樓的所在，當然，如今只剩透明空茫的天際，像李白詩的結尾。
某種生途悠悠之感。
在福爾摩斯小說中，一般總誤以為是長篇的《巴斯克威爾獵犬》，但其實出自短篇的《銀斑駒》，福爾摩斯提出了一個有趣而且充滿文學隱喻力量的詢問——奇妙的，不是深夜裡為什麼狗吠，而是狗為什麼不吠？
深夜狗吠，是「加法」的推理線索，尋常的現場多了某種不尋常的東西，一具觸目驚心的屍體，一把染血的刀子，一排腳印，一根煙蒂，一小團紙，以及愈來愈熱門的，一些我們正常眼睛看不見的東西，指紋，屍體里的精液，洗刷掉的血跡，某物沾著的人體細胞組織云云。這個多出來的不尋常之物，彷彿是個迫切的邀請，或甚至是挑釁，命令我們提出解釋，尤其是合於邏輯的乃至於科學的信而有徵解釋。
而應該吠叫卻緘默的狗，卻是「減法」的推理線索，是應該有的東西少掉了、憑空消失了，這個空白，邏輯推理依然有用，但實證式的科學卻再沒用武之地了，再精巧再進步的儀器卻沒辦法「顯現」不存在的對象。《百年孤獨》小說中第一代的老約瑟·阿加底奧做過這個英勇但徒勞的努力，在吉普賽先知梅爾魁德斯為他帶來外面世界的照相機後，演練好幾天，老約瑟如機槍掃射般在屋子裡四下亂拍，包括床底下、柜子角落云云，想像笛卡爾、斯賓諾莎般證明上帝的存在，老約瑟相信，如果上帝真的存在，遲早總會讓他不小心拍到一張的。
推理世界的遊戲主要是加法的線索，但如今正常人生的遊戲卻總是減法的，尤其是死亡一事。
這並不是說我們的現實人生缺乏新鮮的、多出來的東西，倒可能應該講，是這些東西太多、太頻繁而且太稠密了，以至於整個來說反而變得再「尋常」不過了，無法形成焦點，喚不起我們厚此薄彼的關懷並促成思考。這在現代的城居生活中尤其如此，我們每天每時，穿梭過一堆沒見過面的人，掠過一堆不識的事物，卻如同堅貞不動的信徒通過死蔭幽谷般地不受誘惑行走無礙，除非它系以某種極其暴烈的、不比尋常的形式赫然逼到我們眼前來，然而，報紙和電視新聞的發明和統治卻又讓我們身體已先產生了這方面的抗藥性，我們的生命經驗不管就質就量都難以跟它抗衡，因此，即使是上班途中親眼目睹一具車禍殘破的屍體，或在你面前真的忽然聳立起一幢超過一百層的摩天大樓，某種現場的、臨即的、獨一無二的感官或者會暫時撼動你，但通常只能保留到晚餐後的電視新聞報道為止，或者它果然被報道並依它出現的秒數多寡被納入新聞檔案櫃中安置，或者它根本上不到眾聲喧嘩的新事物排行榜中證明它半點不重要，無須我們記掛並賦予任何關懷云云。大致上，這就是我們直接生命經驗的存活樣式及其時間長度，如蜉蟻，如泡沫，如什麼事也沒發生或者說什麼事都已提前在我們腦中、心中發生過了。
除了報紙和電視新聞，別忘了我們還有好萊塢，全球最大的預言罐頭工廠，在這裡，別說恐怖攻擊總統暗殺此等尋常事，就連世界末日也反覆以各種原因各種角度和形式演練過了，如果未來系指新鮮的東西、未曾有過的事件，那我們差不多等於提前把未來給預支殆盡了，或者更像粗魯地讓未曾清晰具體顯像的底片嘩啦一抽提前曝光一般。韋伯所哀嘆「沒有先知，沒有預言，我們能仰靠誰？」如今較正確的語言應該是，「滿滿是先知，遍地是預言，我們能理會誰？」
凡此，加法的線索讓我們面向著未來，但未來已然掏空了；減法的線索卻讓我們轉頭檢視著過去，這是我們生命還勉強擁有的東西。
從心情來看，當人面向未來，儘管可能畏懼不安焦慮茫然，但基調上總是興奮的；倒是轉頭看著過去時，儘管可能溫暖眷念滿是幸福，但基調卻總是哀傷的。從人自身的年齡狀態來說，面向未來，是年輕的當然生命特質，畢竟他擁有大把的未來時光卻只有很少很少的記憶；轉頭過去，則是老年的心理狀態，日暮途窮，留給你的有限時間只能用來打掃收拾這一路行來凌亂堆積的回憶。
所以，歡迎到這個哀傷蒼老的世界來，不管你身份證上的出生日期顯示，你究竟是垂垂老矣，還是挺倒霉的其實你應該才如旭日東升。
小說書寫人勞倫斯·布洛克，今年二月國際書展將首訪台北，我們就權且以這個可資紀念的日子作為一個時間斷點來看一下——這位來自紐約異鄉的說故事人，現年六十六歲，業已寫成十六冊馬修·斯卡德探案小說，其間處理過的諸多死亡我們暫時先以「難以計數」籠統來說，等哪天總會有哪一位男性處女座的讀者會好心為我們一一算出來的。
之前，我們一本一本小說讀，也一次一次死亡個別地談，這是把死亡置放在橫的空間之中，不讓它脫離自身當下的現實情境而去，以避免死亡被我們一不小心概念化、抽象化，或更糟糕地，統計數字化，好保護每一次死亡的悲劇性，也保護它獨特、彼此無法等同替換的豐饒內容和啟示，這麼做，從禮貌來說，是我們對每一個死亡(不管是現實人生的或小說的)理應有的尊重；從自私自利的角度來說，則是努力不讓我們自己「習慣」死亡，不要我們變得麻木剛硬，成為一個滿身硬殼再無感覺末梢神經的人，就像達許·漢密特《紅色收穫》書里那個自稱是「我」的無名私家偵探社探員一般，不論好人死歹人死皆如草芥。現在，我們試著進一步把這一個一個馬修·斯卡德的死亡給串起來，珠鏈子也似的，儘可能保留它們各自的惟一性，只是多用一道時間的縱軸為線聯繫起來，看看這樣又會呈現什麼樣不同的景觀、彼此輝映出什麼照人的光芒、並告訴我們什麼事。
福克納的南方家族小說這麼做過，還有其他一些小說也如此，但終歸來說，這是推理小說獨有的基本書寫樣式，那就是——推理小說總是以一個(或一組)中心人物為世界的軸心，系列的一直延伸下去，我們每個人都已從自己的閱讀經驗中知道了，系列裡的每一部小說看似連續卻又其實是個個獨立的完整的，你不見得非從最源頭的第一本讀起不可，事實上我們也常因個人興緻選擇或生命偶然機緣從半途讀進來。小說中某處，我們也許會看到它回憶起之前的哪一樁命案、哪一個故人或僅僅是哪一句講過聽過的話，但你知之甚詳也可以，乍聽乍聞也可以，你的閱讀依然可以長江大河般嘩啦嘩啦毫無阻攔地奔流下去。
沒錯，這個或松或緊的連續性必然把時間給偷偷帶進來，或正確點說，把現實時間給引狼入室到非現實的小說時間來，兩種異質的時間這麼一撞，我們當然可以滿心歡喜地希望(如簽完樂透彩券者那樣)，這會讓終極圖像更豐碩、更富繁複的時間層次，甚至如物理學大加速器般撞擊出前所未見的好玩新東西出來。沒錯，希望是存在的，沒有希望我們何去何從？只是通常現實的碰撞成果沒這麼動人，事實上，泰半我們所看到的還蠻滑稽的，需要我們適度的隱忍才能讓閱讀順利進行下去。我們舉個例子好了，您看過聰明絕頂但也因而不免缺德的前輩小說家錢鍾書的短篇《貓》嗎？這篇讓人從第一個字笑罵到最後一個字的精彩小說，寫一場上流社會的吃飽撐著沙龍，時間落點是中日八年大戰的山雨前夕，賓客之中，當然一定有一個自稱左翼的、在場只他一個來自廣大下層社會的、講什麼話題都以憤怨起頭都滿嘴難聽話的、可又吃得比誰都多(以某種消滅階級敵人的食物資源等同於削弱階級敵人戰力的理直氣壯心思)的「年輕」人，這是自從有了社會主義、尤其自從有了屠格涅夫《父與子》書中那個原型人物巴扎洛夫之後，諸如此類小說必備的墮落版和現形版。這位憤怒左翼青年，生命有一連串的奇遇，什麼事都給他碰上了，比方說他在哪裡干過三年碼頭工人，在哪座山裡打過三年游擊，在哪座城哪個工廠領導過三年罷工或暴動，在哪些國家浪蕩過三年等等等等。錢鍾書的說法是，生命的經歷太多，但年紀太短，裝不進去，因此每有人問到詳細時間和地點時，總是含糊以對，和所有彼時在場的人全不巧擦身而過。
系列性推理小說的中心人物亦有相同的時間煩惱，裝不進去，因此，比方說埃勒里·奎因只好青春永駐，包括他的紐約探長老父和一干幫手警探也跟著活在無寒暑無四季流轉、時間大神永遠找不到他們的不思議之國中；偉大的波洛探長也得一再從退休、或聲言自己最後一案中食言復出，而且，年紀走到這日暮一刻，時間忽然無比溫柔地慢下腳步來，生命終點咫尺天涯，摸得著卻始終走不到。
這些好笑的時間景觀我們通常不計較的，計較不起，一計較下去我們就快沒推理書可讀了。
布洛克的馬修·斯卡德系列當然也難免有一些諸如此類的小小時間麻煩，但大體上，這個系列最異於尋常推理小說的是，它的小說時間和現實時間是一致的、同步的，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