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讓我們從一個最典型的斯卡德式問法開始——紐約「九一一」時，我正在做什麼？
我個人沒什麼戲劇性的場面發生(比方說小說家劉大任說他一對紐約友人夫妻正在大陸訪問，午夜十二點過了才回旅館，丈夫倒頭先睡，太太開了電視，丈夫瞥一眼熒幕災變畫面，還抱怨道：「這麼晚了還看這種好萊塢爛片子幹什麼？」)，我就好端端坐在電視機前看新聞，先是跑馬燈出現有民航機撞上紐約世貿雙子星大樓的訊息，沒太久，Live畫面就出現了，說明這不是一般迷航空難，第二架七四七轉一道死亡弧線，准准撞進擎天的大樓化成一團火球，一次又一次，熒幕下方也出現驚悚但不怎麼真實的三個英文字：Amerider Attack——
感覺非常恍惚，但也有某種冷酷的百感交集——你會想到從這一刻起世界整個變了，「安全」這兩個字的意思尤其變了，資本主義和全球化秩序的成本結構和一貫遊戲規則得調整改寫，而且朱天心到伯克利的小說學術研討會大概也泡湯了，還有，小布希代表的保守勢力一定快速抬頭，自由主義又再次挫敗，還有，劉大任張北海郭松棻幾個人都平安吧，才剛進哥大東亞系的老朋友、我們的美食女王Carol也平安嗎？還有，也在哥大任教那位身罹癌症的知識分子鬥士薩義德這下怎麼辦，他的獨立處境更艱難了吧……
眾聲喧嘩中，我心裡卻也有一個奢侈不好為外人道的小小聲音冒出來——還有布洛克該也無恙吧，他習慣使用的咖啡館並不靠近災難現場，過去我們讀小說也沒印象馬修·斯卡德曾出入世貿大樓，布洛克這個系列會不會有「九一一」為題的小說出現？或至少他會不會告訴我們，「九一一」時斯卡德人在哪裡？正做些什麼？「九一一」後他有什麼想法有什麼改變？當然，真正的兇手尚未落網是因為他人遠在千里之外的某山區洞窟里藏得很好，並非不曉得是誰；事實上，小布希政府也絕不可能僱傭這一位又丟掉私家偵探執照、重新回覆孑然一身的自由工作者，他們緝兇的陣仗嚇人多了，其力量足以毀滅地球上任一個國家(但卻不容易逮著一個單一的人，這講起來像一則現代寓言)，而我們的斯卡德先生又太老了，上不了戰場，沒機會參與這場理由充分但仍屬不義的二十一世紀十字軍遠征之役。
你持續召喚死亡，且終其一生和死亡日日為伍，就像當年那個愛龍成性的葉公一樣，但終於有這麼一天，在風雨雷電聲中，悍厲而且巨大無朋的大龍真的來了。
死亡的渴望。
但是還沒有，我們的好奇心還得再等等，我們現在手上這部《死亡的渴望》完成的時間是二一年，是基地組織猶在籌劃、訓練殉死飛行人員並堅固視死如歸信念的隱秘時日；我們也不願妄言附會，這樣一個書名，這樣一個被死亡誘引從而大肆殺戮的瘋狂殺手，和半年後那些現代神風特攻隊的伊斯蘭聖戰士之間，布洛克事先瞧出了什麼隱喻、預見或甚至某種靈異性的牽連。畢竟，死亡之事神秘，自成悲劇，我們應當小心別過度分類歸納，否則我們很容易將實體性的哀傷，轉變成統計性的、抽象性的概念乃至於數字，這往往是對死難者最大的冒瀆。
相對來說，小說原本就是處理個別死亡的，今天，它還可還原性地對抗統計學式的冷酷無感死亡——如此的死亡真實還原，是我們期待布洛克把「九一一」納入小說的理由之一。
但真正的理由是，打從一九七六年的《父之罪》開始，或至少從一九八二年的分水嶺小說《八百萬種死法》開始，我們讀小說的人都已大致同意，這一組馬修·斯卡德小說看起來已經和紐約密密實實交纏在一起了，除了是小說，它也像紐約的一部分歷史，記述著死亡心事的起居歷史，於是我們遂很難想像，當紐約蒙受前所未見的死亡暴烈襲擊時，這組小說居然可無事般略過它，不將它記憶存留下來，這是有點說不過去的。
當然，純粹從小說書寫一面來說，「九一一」這樣方式的死亡是很不好寫的；而純粹從小說書寫者的權利來說，他也有絕對的自由在現實中攫取他要的材料，沒有任何人可「規定」他得取這一塊不取那一塊，就像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以及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五那兩段可怖的時間裡，小說家仍可以別過臉去寫一段愛情、寫一個鄰家小孩的離家出走等等，他當然同時也知道歐陸戰場的壕溝里，每一分每一秒中都有人倒下來死去。
讓我們來聽一下翁貝托·艾柯說的故事，是他第四次小說森林散步時講的，那處林子他稱之為「可能的森林」，而他使用的小說，內舉不避親，正是他自己那本難讀得要命的大部頭小說《傅科擺》，我認得的人中好像只有張大春一個人喜歡。
《傅科擺》發生什麼事？發生了一樁有點假戲真做也有點吹毛求疵的讀者來函指教之事——我們原文照錄艾柯的話：「小說出版後我接到一位讀者的來信，他顯然去國家圖書館翻閱過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四日當天所有的報紙，發現荷木兒街(我書中未提及這條街，但聖馬丁街某段確實與此街交接)轉角處午夜過後，大約在卡紹邦走過時曾發生火災——如果連報紙都報道了，火勢應該還不小。這位讀者問我，為什麼卡紹邦沒有注意到？」
這裡，我們補充一下必要的背景資料。卡紹邦是《傅科擺》小說中一個角色，在小說的第一一五章里，他於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三與二十四日之交當晚，一個人著魔般走過整條聖馬丁街，穿過烏爾街，途經博堡中心，抵達聖美利教堂云云——在重述這段書寫經過時，艾柯順帶講了一段蠻好的話，值得小說書寫者(或有志書寫者)參考：「為了寫作這一章，我在幾個不同的夜晚走相同的路線，帶個錄音機，沿途錄下所見所聞和感想。我有個計算機程序可以提供我任何年月的任何時間，在任何緯度下天空的樣子，我甚至花時間找出當晚是否有月亮，和不同時間裡月亮在天空的位置。我這麼做不是效顰左拉的寫實主義，而是喜歡敘景時景物如在眼前，這樣有助我熟悉書中所述之事，進入人物內心。」
好，準備充分，連月亮形狀到位置變化的微小細節(真需要到這樣子嗎？)都照顧到了，卻漏失了好一場喧嘩蒸騰、染紅半邊天的大火；尤有甚者，艾柯假事作真地詳述時間，有年有月有日有時，詳述卡紹邦行走路線，有街道名有建築物名，但毋寧在夜黯中更醒目、更不可能不看到不記下的大火卻不在其中——艾柯甚有風度地承認，這位讀者所說的「不無道理」，既然你費盡心機誘引人相信故事發生在「真實」的巴黎，連日期都清清楚楚，那讀者當然可理很直氣又壯地質疑這一場真實就在現場的大火何以憑空消失。
當然，艾柯講述這個揭短自己的故事，可能不僅僅是風度而已，而是這個其實並不妨礙小說成立、進行，乃至於成果良窳的岔子出得太好玩了(會不會又是他自己編造出來的呢？)，簡直就是一則天外飛來的寓言，可以引領他也同時引領我們往「可能森林」里真實和虛構的林子深處走進去。
但我們得說，「九一一」之於紐約、之於馬修·斯卡德小說，還是和這一場大火之於巴黎聖馬丁街當晚、之於艾柯的《傅科擺》有著不盡雷同的意義——《傅科擺》可能該把大火給一併記錄下來，基本上仍是小說「內部」的家務事，決開的缺口是小說書寫真實和虛構界線的長期問題，會覺得趣味盎然參加討論的大體上只限於真正提筆寫小說的人，問題並未真格地浮現到讀者的閱讀舞台上來；但「九一一」不一樣，不是因為「九一一」真的死了人(巴黎那場大火可能也燒死人)，而是「九一一」死太多人了，死亡的數字已然越過了冥冥之中的界線，量變引發質變，於是，死亡的意義不再只是單純的死亡而已，而是升格成為「毀滅」；死去的也不再只是單純的紐約市民而已，而是這一整座城市。
當然，較周延地來說，事情並不僅僅只是數量的問題而已，更不是美國人、紐約人的命就比較值錢，我們誰都知道，在人類漫長歷史的每一刻，或就光只是同時間的此時此刻，地球上的另個角落可能都默默死去為數更多的人——「九一一」整體悲劇的鑄成，大量且即時性的傳媒的確幫了大忙，讓死亡就在你眼裡發生並持續；死亡的地點、方式及其可能的延伸影響也無不參與這個鑄造，包括殺人兇器的選擇居然是數百平民搭乘的民航機，包括死亡的執行地點選擇居然是充滿象徵意義的紐約雙塔摩天大樓，包括如此突如其來的、猛暴性的死亡背後，流淌著的是伊斯蘭世界和西方世界千年解不開且愈來愈走進死巷子的歷史仇恨，更包括，這是已完成已落幕的悲劇嗎？還是只是首部曲？就像喬治·盧卡斯耗資億萬的《星際大戰》系列電影那樣，時間一到續集又得轟轟烈烈上演……
也就是說，從人類歷史的宏觀角度來看，「九一一」的確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悲劇，集體性的瞬間死亡多了；然而，從紐約兩百年的歷史來說，這卻真的是一次難以抹消的劫毀——就像一場車禍便足以構成一個家庭的毀滅悲劇一般。從那一刻開始，人們的眼睛變了，這個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