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導演赫爾佐格拍吸血鬼Dracula是在荷蘭一個名為代爾夫特的小城，我去過那裡，和紐約不同。是一個典型的荷蘭式乾淨美好小城——據荷蘭人告訴我，他們收拾家務的標準是：屋外的人可從屋前落地窗視野無礙地直接穿透過屋後的落地窗——然而，你坐在代爾夫特暖暖的遮陽篷底下喝咖啡，看著日光底下無新事的明亮街景和活動的人們，你仍會想到電影中受傷的卓久勒伯爵幻化成蝙蝠，跌跌撞撞飛入永恆黑夜之中的悲涼畫面。
你很清楚他還是不會死，因為這樣才更悲傷。
卓久勒伯爵(我不喜歡近年來台灣把Dracula改譯成德古拉，怎麼看都像個嗜吃巧克力糖的貴族胖子)，據說他是背叛了神，遂遭到永遠不死的詛咒——永生原來是詛咒嗎？
非常可能是。尤其如果我們年紀稍大些，且因此經歷過較多次的死亡的話，我們極可能發現，死亡的威嚇主要來自於恐懼，某種走入黑暗甬道的未知恐懼，而倒不是代表痛苦本身；相反的，在某種特別的情境之下，痛苦往往不是因為死亡，而是「不能死」——福柯在他《規訓與懲罰》一書中談酷刑，指出酷刑其實是一種「延遲死亡」的精密技術，劊子手以豐富的經驗和精確的計算，巧妙避開死亡以求犯人痛苦極大化的藝術。
當然，優雅有氣度的卓久勒一般而言只存在影片、書本和幻想之中，而酷刑，正如福柯指出的，已退縮到歷史的陰暗角落裡。但如果我們不拘泥於狹窄的字面意義，換個角度來問：是不是有什麼我們真心喜歡，或甚至於，我們真心愛戀的事物，註定會不等我們先一步離去？如果我們預先曉得了這個必然性，我們還願意、還敢、還能去喜歡去愛嗎？
如此，我們便把這麻煩拉回到舉目所及的日常經驗之中去了，發現我們雖然活於二十世紀末除魅殆盡的時代，身為生也有涯的人類，但往往仍不能免於類似卓久勒伯爵的悲傷處境。舉個稍微不倫不類的例子好了：就我個人所知，很多人之所以不願養狗養貓養寵物，便基於如此的理由，相對於人類，它們的自然壽命短多了，我們得扮演那個一一送走它們的卓久勒伯爵。
這一次布洛克的《惡魔預知死亡》，其實是馬修·斯卡德先生(對我們讀者來說，他也等於是個不死之人)的愛情故事，從艾略特的名詩《荒原》開始，此詩的第一節題為「死人的殯葬」：
四月是最殘酷的月份，迸生長
紫丁香，從死沉沉的地土，雜混著
記憶和慾望，鼓動著
呆鈍的根須，以春天的雨。
美國革命後的冷硬私探派強調寫實，因此，在探案中往往呈現著一時一地的特殊風情，而他們筆下的窮偵探，偶爾或因案情需要，也會浪費金錢跑其他城市，但大體上，他們生於斯，長於斯，追索犯罪貼補家用於斯，不能像古典派神探那樣有全國性、國際性乃至於地球公民的身份，比方說，埃勒里·奎因筆下的埃勒里·奎因，雖家居紐約，但辦案遍及全美各地；阿加莎·克里斯蒂筆下的大鬍子波洛，甚至管到埃及、瑞士和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等別人的國家去。
冷硬派的安土重遷，久而久之，便形成偵探小說地圖上的群雄割據。許多幸運(或不幸，因為代表犯罪較多)的城市，遂有了代表性的「駐市偵探」，比方說，L.A.有錢德勒的菲利普·馬洛鐵拳鎮撫，即使後來者優秀如蘇·格蕾芙頓的肯西·梅爾紅(國內小知堂出版社翻譯成金絲·梅芳，我個人極不喜歡這譯名，總覺得不像書中這位堅定獨立卻溫暖的單身女私探，倒像流落高雄跳艷舞的年華老去金絲貓洋妞，這不能不說是我對小知堂尊敬之餘的小小遺憾)亦只能居於次席；同理，舊金山當然仍是達許·漢密特的冷酷山姆·史貝德；東岸的豆子城波士頓則是羅勃·派克筆下的馬洛繼承人硬漢史賓塞；芝加哥這個會打籃球但治安狀態一直不佳的大城，則有莎拉·帕瑞茨基的女權代表偵探V.I.華蕭斯基；而遙遙南方亞歷桑那接壤猶他邊界的印第安保留區，也有兩代印第安追蹤專家喬·利風副隊長和警員吉米·契，在東尼·席勒曼筆下捍衛他們家園的寧靜，努力不讓白人世界的謀殺案污染他們族人的最後生存之地。
至於最宜於謀殺的大紐約市，當然是我們這位愛走路的罪惡行吟詩人馬修·斯卡德先生。
這些偵探即使沒真為當地公民和市警局逮過任何一名真實罪犯，但他們的信用和威望還是能穿透白紙黑字，泛濫到現實人生來。比方說，你到倫敦貝格街站下了地鐵，舉目所及，每片牆上瓷磚全印著福爾摩斯頭戴獵帽、嘴咬煙斗、高聳鷹鉤鼻為註記的著名側臉剪影；國內推理傳教士詹宏志說他有一回去波士頓，瞥見一家名為「史賓塞」的書店，當下他就毫不猶豫地放心走進去。在波士頓，會叫史賓塞的書店，不是推理小說專賣店還會是什麼？難道還會有人以為是那個錯讀達爾文進化論、如今除非罵他否則再沒人會想起他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史賓塞？
著名的人類學家列維施特勞斯曾寫過一篇短文記敘他一九四一年對紐約的看法，文章的末段如此寫著：
當然，我們感到這一切遺迹正受到群體文化(mass culture)的攻擊，而且幾乎要被這種文化所粉碎並掩埋——這種群體文化在美國已經達到高度發展，用不了幾十年，它也會到達歐洲。紐約在我們眼前列出了一張處方表，多虧這張表格，在一個日益咄咄逼人、日益喪失人性的社會裡，那些發現這種社會完全不能忍受的人們，可以學會由一種幻覺提供的不計其數的臨時手段，這種幻覺使人們覺得自己有能力逃避這種現實。這大概就是紐約的萬千生活側面使我們入迷的原因。
這裡，我們不得不服氣列維施特勞斯的聰明和洞見，整整半世紀之後，這段話仍像剛剛印刷出來、猶帶著油墨和紙張的新香一般。如果我不算誤解得太嚴重的話，列維施特勞斯在這裡把一個我們習慣帶貶義的詞「逃避現實」和另一個我們習慣不假思辨就奉為最高價值之一的詞「自由」，給漂漂亮亮聯繫起來了。
不自由，毋寧死，這是少數受到召喚的仁人志士，對這種不堪忍受的處境所採取積極有力的回應；而選擇逃走，老實說，則是歷史上更多平凡人更習見的情非得已方法。每當政治、經濟、法律、自然環境乃至於社會的階級身份的壓力「咄咄逼人」，到達「完全不能忍受」之時，死亡和逃走便分別展開，那些為數較少慷慨死去的人們為我們留下典範和格言，而千千萬萬逃走的人們則逐步裝滿南北美洲、裝滿澳洲紐西蘭、裝滿這個地球每一個還擠得進人的角落——不誇張地說，我們眼前的世界之所以長成現在這樣子，有很大一部分是逃避現實的結果。
還有不少人夢想逃到月球或火星或某個只有字母和編號的不知名行星去。
然而，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社會卻給了我們另一種新的不自由，列維施特勞斯以「群體文化」的壓力來代表，當然，這只是某個面向的指稱，馬克斯·韋伯的用詞側重其層層架疊如理性迷宮的結構，稱之為「鐵籠」；米蘭·昆德拉直接訴諸感受，稱之為「生命中無可脫逃的沉重」；卡爾維諾則用希臘神話中的蛇髮女妖美杜莎來進一步引申，當你瞪視她時會化為石頭，「我有時候會覺得整個世界都在硬化成石頭：這是一種緩慢的石化過程，儘管因人因地而有程度差別，但無一生靈得以倖免，就好像沒有人可以躲過蛇髮女妖美杜莎的冷酷凝視一般。」
總而言之，這是一種立基於合理性，遍在的、隱晦的、匿名的、非人的一種窒息性沉沉重量，你很難辯論，也不易找到對象來革命打倒(六年代的馬爾庫塞、阿多諾和一干青春爛漫的年輕人試過，但沒成功)，更無法喚起被壓迫的單一階級形成革命大軍(馬克思對無產階級的厚望至此了結)。對抗一個有形的不合理暴君，你可以是個志士，也多少找得到同舟一命的同志；但對抗一個無形的合理化結構，你往往只能是個瘋子、失敗者或流浪漢，而且原子般單操一個。
說起來，列維施特勞斯的「預言」算客氣了，他說用不了幾十年，歐洲也會被籠罩在內。事實上，幾十年後的今天看起來，就連亞洲也囊括於其中。當地球村被如此建構起來，逃走就被逼上了形而上的層次，我們通常只能選擇在精神上流放自己。
這是列維施特勞斯所說，紐約這個詭異的城市給我們啟示的一條生路；也恰恰是，列維施特勞斯可能沒讀到的(否則他後來應該會提筆告訴我們)，紐約的流浪漢偵探馬修·斯卡德先生。
說到這裡，我忍不住要多引述一些卡爾維諾的發言。聰明的卡爾維諾沒用「逃避」、「流放」這樣以沉重對抗沉重、容易生出誤解的用詞，他選擇的是「輕盈」，這個詞煥發著一層喜悅的光彩，把逃走的狼狽姿態轉換成舞蹈——卡爾維諾喜形於色但小心翼翼繼續發展他的美杜莎譬喻：希臘神話中，「惟一能夠砍下美杜莎腦袋的英雄是珀爾修斯——他憑著長翅膀的涼鞋而得以飛行。珀爾修斯從不直接注視蛇髮女妖的臉，只看她映現在青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