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當代家族小說穿透家族、血緣、命運的種種纏繞、運用靈活多變的藝術手法，擱置了如交響樂般紛繁多彩的主題，摹寫了當下民族各色集精神與慾望為一體的人物形象。在其特有的、重建一種個人與社會、歷史與現實的想像關係中顯示了巨大的寫作實績，為文壇奉獻了大量既有時代力度又有藝術深度的精品。當我們對這些文本進行更深層次的探究時，我們能夠感受到它所呈現的獨特而有魅力的審美基調。這些審美基調幾乎涵蓋了美學史所涉及的一切審美形態範疇，其中以崇高與悲劇最為突出。筆者擬從其悲劇色彩極其表現形態做一簡要梳理，以期從中把握一種當代家族小說的內在審美韻律和悲劇性美感。
在中國現代美學和藝術理論中，崇高這一概念與典型、悲劇、喜劇、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等一樣，本源於西方文藝復興運動中建立起來的人本主義思想和美學體系。在西方美學中，崇高有其特定的含義。從公元三世紀古羅馬學者郎家納斯在其《論崇高》一文中稱崇高為「偉大心靈的回聲」並將其作為一種普遍、永恆的修辭風格提出後，千餘年間經美學家們不斷探討發現，在十八世紀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柏克和德國著名哲學家康德、黑格爾的美學理論中，終於被作為一個與一般的「優美」相對應的美學範疇。王朝文在其《美學概論》一書中指出：「優美作為美的一般形態，側重於客體與主體在實踐中經由矛盾對立達到統一、平衡、和諧的狀態。崇高則不同，它主要體現實踐主體的巨大力量，更多地展示著主體與客體在現階段相衝突和相對立的狀態，並在這一對立的衝突中，顯示客體與主體相統一的歷史必然性。」［13］在當代家族小說的族群中，有一部分作品顯示了典型的崇高的審美意蘊。有代表性的文本是《紅旗譜》、《紅高粱》、《遠去的驛站》等。《紅旗譜》通過朱老忠與馮老蘭的矛盾鬥爭，顯示了勞動人民作為主體的巨大力量。他們以「英勇頑強、百折不撓、敢於犧牲的偉大精神，以時代和革命為責任擔當，最終戰勝了黑暗的社會，打破了封建統治，成為了國家的主人。」《紅高粱》通過「我爺爺」和「我奶奶」的發生於民間社會的、充滿個人激情和強烈慾望的愛情故事，展示了民間理性與封建禮教的內在衝突，顯示了作為主體的「人」及「人性」對環境及外在觀念的抗爭，呈現了主體的最終勝利。《遠去的驛站》中的我姥爺、我姨夫、我三姨、賀爺等也是堅定不移地在動亂的社會中抗爭、奮鬥、為了理想流血犧牲，上演了一幕幕令人扼腕的人生場景。在這些作品中，讀者感受到的是極其強烈的生命激情、是極其高昂的生命意識，感受到了一種震撼人心的崇高的力量。
悲劇的本質在於「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魯迅語)作為藝術作品所展現的一種審美形態和具有巨大感染力的思想情感，它能帶給讀者沁入骨髓的蒼涼和銘心刻骨的悲愴，使人從中體驗到強烈的悲劇美感。從實踐本體論的角度觀之，它可分為命運悲劇、英雄悲劇、性格悲劇及日常生活悲劇等，既可以顯示永恆的價值和崇高的境界，也可以在平凡的生活中展示小人物的辛酸和苦澀。當代家族小說顯然是以命運悲劇為主要審美選擇的藝術作品。悲劇意識之所以在當代家族小說中有極其濃重的顯現，原因如下：首先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總色調的浸染。中華民族作為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在整個二十世紀都籠罩在濃重的「現代性焦慮」之中，因而其文學本身便呈現了悲涼、沉重、滄桑的總色調。此前出現的眾多家族小說的經典之作，基本上都散發著這種悲劇審美氣韻。如《家》所傳達出的令人窒息的腐朽氣味；《子夜》所蘊涵的無可奈何的亂世悲憤；《四世同堂》所營造的令人顫慄的民族悲愴；《寒夜》所展示的沁入心扉的世態炎涼等。作為二十世紀文學的一個因子，當代家族小說也因襲著這一總色調，將自己的審美對象塗上了厚重的悲劇色彩。其次是人類所面臨的生存現實使然。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人類從誕生之日起，從來就沒有實現真正的身心自由。馬克思指出：「人作為對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個受動的存在物。」［14］無論時代之箭指向哪個世紀，人類都必須背負來自於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摺磨和困擾。文學作品以表現人的生存為最大目的，自然就要富有詩意地表現人類要面臨的種種磨難和考驗。於是，當代家族小說中便有了極其豐富、真實的人類整體的生存遭遇和深切的精神感受的悲情表達。第三，當代作家所飽有的世紀末情懷。不可否認，當代家族小說的黃金時期是90年代。此一時期出現的諸多文本都顯現了作家們強烈的家園失落感和對故土的深切眷戀。這是因為，進入90年代之後，伴隨著市場經濟和商品大潮的推進，曾經壯懷激烈的知識分子被擱置到了時代的邊緣，非理性的世俗生活有力地衝擊著一向以理性自傲的寫作者們的大腦，他們除了對周圍張皇失措外無法快速地尋找到自我救贖的路徑，「失樂園」的苦痛只能使他們將積鬱的悲涼情懷付諸於文字，尤其是付諸於歷史和家族，於是，便有了當代家族小說的曲折溫婉的柔情故事和濃重纏綿的悲劇審美格調。第四，是文學由精神向肉體的回歸。眾所周知，中國文學從90年代開始，呈現了從形而上向形而下的鮮明轉向。肉身或身體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和描摹，與此同時，文學也實現了由崇高向世俗的大幅度轉化。這種轉化給當代家族小說帶來的影響，是許多寫作者開始從人類痛苦的切實承擔者——人的身體入手來展示人類豐富多彩和層次不同的痛苦體驗。然後逐步上升思考人類的終極意義。這一文學格局中新的景觀帶來的衝擊便是當代家族小說從小的人物命運出發來全景式展現人在發展中面臨的困境和由無法擺脫之痛而引發的悲劇人生。宏觀而論，當代家族小說的悲劇意味是通過以下創作向度微妙而強烈地傳輸給讀者的：
著名美學家朱光潛先生指出：「悲劇表現的主要是主人公的苦難。----通常給一般人以強烈快感的，主要就是這悲劇中『受難』的方面。」［15］當代家族小說秉承了這一悲劇特性，對人類無法預料的生存危機和痛徹心扉的生活苦難進行了有力而深刻的揭示。這一方面的代表作有《古船》、《活著》、《在細雨中呼喊》、《第二十幕》、《白鹿原》、《白銀谷》、《無字》、《羽蛇》、《櫟樹的囚徒》、《赤彤丹朱》等。在這些作品中，主要人物無一例外地承擔著肉體的殘害和心靈的痛苦，這些苦難姿態百千，不一而足，但卻不約而同地壓抑著人們的生命自由和激情，摧殘著人類的靈魂和意志，使他們永久地品味著極端痛楚的人生。在這些文本中，作家們動作整齊劃一地打開了生活的魔盒，讓「苦難」插著各色的翅膀、閃耀著不同的光華、變幻著不同的姿態飛了出來，沉重地落到了讀者的面前。等讀者對魔盒進行仔細翻撿時，會驚異地發現，儲存在魔盒中的稱為苦難的東西真是太多了：有精神上的恐懼、焦慮、緊張、憂鬱、孤獨、傷感等，更有肉體上的飢餓、寒冷、病痛、死亡等。面對如此紛亂沉重的苦難，讀者彷彿看到了人們肉體的呻吟、精神的顫慄和靈魂的抖動。作者殫精竭慮地展示的這一切，使其文本塗上了一種悲涼的色調，傳達了一種刻骨的寒意。《古船》中的隋抱朴親歷了父母的死亡，因而一直非人般地壓抑自己，無法掙出恐懼和罪惡的旋渦；見素始終懷揣著振興家族的野心，因而陷入瘋狂和病痛中不能自拔；含章多年來一直充當著四爺趙丙的性工具，欲死不能。《活著》中的人物接二連三地失去生命，最終導致富貴老人精神麻木。《在細雨中呼喊》揭示了親情血緣間的猜忌、遺棄、侮辱和鬥爭，展示了令人髮指地生存的黑暗，表現了還是孩童的孫光明的心靈的痛楚和情感的黑洞。《白鹿原》上的眾多女性如兆朋媳婦、小娥、白靈在家族文學和現代政治的黑暗面的壓制之下最終失去了年輕的生命。《白銀谷》中的杜筠青等女人均被虛偽的丈夫康芴南「宣告死亡」後，囚禁在尼姑庵中苦熬著清冷、寂寞的歲月；《第十二幕》中的尚達志復興家族產業歷盡艱難，終生沒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無字》中的墨荷、葉蓮子等女性一生承受著無愛的婚姻的悲涼，一直做著男人的奴隸，最後孤獨地死去。《羽蛇》中的主人公一直未能擺脫內心罪惡的糾纏，不惜以肉體的摧殘為此生的所望。《櫟樹的囚徒》中的一群女人一生都無力掙脫「櫟園」的捆綁，只能以死保存生命的自由和尊嚴。《赤彤丹朱》中的女性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弱者，無法實現生命本真的追求。《活動變人形》中的倪吾誠及其周圍的人們無不跌入到了文化的深淵，最終生命之花隕落-----細讀這些作品，我們不難發現，作家們在對家族、歷史的想像中揭示了這樣一個真理：造成人類生存苦難的原因是不盡相同的，既有生活及制度本身的重壓、(如女性受男權文化的擠壓)又有人性結構的負面因子等。但是，後者造成的災難更加巨大。謝有順指出：「中國許多時候在精神上是一個陰暗的民族。」［16］也就是說，中華民族的國民性弱點是導致諸多人類悲劇的罪魁禍首。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