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的家族小說不僅繼承了五四文學對國民性的審視表現，還在全球化文化文學的背景上，相伴當代文學思潮的發展呈現出主題內涵方面多元化的新探索，對民族精神的發露呈現出文化、人性、社會等多方面的深思。具體有以下幾個方面的表現特點：
這類作品通過家族人物命運坎坷波折的表現，思考了民眾生存與命運背後那起著重要作用的社會因素。人是社會關係的產物，在某種意義上，民族精神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在具體的社會狀態中，呈現不同的嬗變和特點。
這一類作品包括《紅旗譜》、《三家巷》、《創業史》、《紅高粱》、《繾綣與決絕》、《第二十幕》、《舊址》、《塵埃落定》、《紀實與虛構》、《遠去的驛站》、《家族》、《白銀谷》等。當然，用「命運」二字來涵蓋以上諸多文本，確有太過簡單之嫌，其實，這些作品所所展示的內容和主題是紛繁複雜和多向度的。如革命戰爭的波瀾壯闊；文化風俗的奇崛瑰麗；社會主義改造的艱難曲折；高粱地里的愛恨情仇；魯地農民的土地情緣；南方小鎮的恐怖血腥；異族土司的生活場景；遠古大地的金戈鐵馬；家族成員的革命激情；山西票號的傳奇故事等等。但是，透過這些融苦難、奮爭、傾軋、背叛、掙扎、毀滅為一體的色彩斑斕的歷史畫面，我們讀到的是一條條極其清晰的「命運」的紅線，是人們在無形的命運主宰和支配下的多彩人生。也就是說，無論這類家族小說蘊涵了多少關於歷史、人性、生存的經驗和秘密，它的人物都不能逃脫命運之繩的捆綁，最終在這條鎖鏈上終結一切。但是，由於作者主觀意圖的不同、文本地域色彩的相異、對「正史」的靠近和疏離、文化內涵的豐富與稀薄，每部作品中人物的命運曲線又有了不同的走向。同時，由於它們所塑造的人物或處於家族復仇和政治鬥爭的暴風驟雨之中，或處於生命個體在現實存在中追求與失落的永恆矛盾之下，或處於自我性格完善與裂變的衝突之中，或處於歷史急流的無情沖刷之時，他們的絕大多數也就帶上了鮮明的悲劇色彩。具有「成長小說」和「田園詩」雙重美譽的《紅旗譜》描寫的是朱、嚴兩個生存在冀中平原上的家族的命運。他們一開始也背負著生活的苦難與艱辛，胸懷著復仇的衝動與焦灼，生活在不平和壓抑之中，但是，他們在摸索之中找到了強大的精神支撐，找到了自身解放所需的最有力的力量，他們的行為就從自發變成了自覺，最終以英勇頑強、百折不撓的精神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也使自身的命運有了不同以往的樣態。他們的命運是坎坷悲涼的，同時又是光明美好的。他們命運的曲線因為與革命鬥爭的聯繫而塗上了昂揚向上的色彩，同時也具有了解讀「正史」密碼的意義。除此之外，它還在揭示命運主題的同時給我們提供了書寫「革命歷史」的新穎範式。
《繾綣與決絕》給我們展示了這樣的寫作向度：「存在了幾千年的中國農民現在已經進入終結階段，再過一段時間，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將不復存在，代之而起的將是從生產方式到生存方式乃至思想方式都變得全新的一代農民。」［6］於是，對農民與土地關係的深層回望，展示舊一代農民的歷史命運就成了這部小說的主題。在以農民與土地關係的幾次變革為線索的敘寫中，農民的命運變遷呈現了這樣的圖式：在原始土地時期，農民眷戀與渴望擁有土地，隨著歷史的變革，農民對土地的依賴發生了位移，最後，他們不得不接受眼前的現實，無奈而尷尬地看著土地商業化的實現，在此過程中，農民最終從土地的擁有者變成了「無根」的人。在眾多的農民形象中，封大腳是最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他的座右銘就是：「在這個世上，你就是有金山、銀山，也不如一塊好地。」為了滿足自己對土地的熱望，他起早貪黑，把地種得像繡花一樣精細；他帶領妻子秀秀艱難地開墾鱉頂子的荒山；分田到戶時，他以耄耋之軀奮力保護屬於自己的土地------最後，與其他農民一樣，封大腳的命運也隨土地的變革而變動，最終痛苦地實現了由肉體到心靈的現代化轉換。《繾綣與決絕》以飽滿的情感記錄了這一過程，用蘊涵著濃烈同情的敘事全景式地對二十世紀農民的命運進行了藝術關照。
《第二十幕》敘述了具有家族工業特性的尚吉利絲織業在二十世紀中國動蕩變遷歷程中的興衰史。作品通過浸湮著的濃烈的男權文化與禍兮福兮的文化內涵、通過飽含著複雜人性的搖曳多姿的情節和細節、通過「中庸」色彩鮮明的敘述格調，完成了尚家五代人物的命運描畫，展示了頗具中國內陸色彩的工商世家既雄心勃勃又相當脆弱的社會特徵。尚達志為了振興家族企業一生歷盡滄桑，最終也沒有獲得想要的幸福；盛雲緯在男權文化的擠壓下漂泊無依；草絨隨著身份的變換嘗盡人間酸甜----要言之，他們的人生都是由苦難與痛楚連綴而成的，每個人都依照自己的信仰與追求在命運的牽引下畫就了鮮明的軌跡。《舊址》所描畫的人生境況更是獨特的。它通過南方小鎮鹽城的兩個家族的歷史變遷，反思了具有理性的人類所「創造」的非理性的歷史的殘酷與荒誕。由於幾乎所有的人物都在非理性的舞台上被擠壓、撞擊和殺戮，因而人物的命運就具有了震撼人心的悲劇格調。無論是殫精竭慮、力挽狂瀾的家族長輩李乃敬，還是自毀容貌、犧牲青春的貞烈女子李紫痕，都沒能逃脫非理性歷史所預設的種種陷阱，在畢生追求慘遭失敗後失去了生命。《舊址》雖然貼近歷史，但它的人物由於不具備《紅旗譜》中人物的身份，他們的肉體和靈魂不但沒有被歷史吸納與融合，反而被無情的歷史決絕地裹進了毀滅的深淵，這就使得《舊址》瀰漫了一片濃重的悲涼。
《紅高梁》所描繪的歷史是真正的民間歷史，它雖然也有著中國革命的比較清晰的時代背景，但它描寫的重心是民間文化與民間精神，無論是「我爺爺」，還是「我奶奶」，身上都潛藏著無比頑強的生命力，他們敢愛敢恨，敢做敢當，充分地顯示了人性的複雜與多樣。他們以自己的喜好和選擇書寫著自己家族的歷史，書寫著中華民族民間的歷史。他們與中革命的關係是明朗的，即革命的跌宕更能襯托他們生命的美麗。他們不一定理解革命，但他們不反對革命，在時代需要的時候，他們能夠挺身而出，以自己的血肉之軀對抗異族的侵略，保衛自己的家園。他們的犧牲具有悲劇色彩，但更多的是崇高。「我爺爺」和「我奶奶」雖然沒有朱老忠的階級覺悟，但他們與侵略者英勇鬥爭的精神卻是共同的。他們的家族命運與中國的歷史緊緊地糾纏在一起，歷史的每一次轉折，都會使他們的家族產生激變，因而影響到每一個人物的命運轉折，這種轉折，既成就了「我奶奶」輝煌的愛情和瑰麗的人生，也折射了「我爺爺」以男子漢情懷打造的自身的命運。
《塵埃落定》以對鮮為人知的藏族土司生活的文學想像揭示了不同人物的不同命運。雖然作者在細緻的描畫中也隱約閃現了「漢人」的出場與退場，但其人物與其家族命運緊密相連。每個人物的人生軌跡都有其內在規定性，所謂家興我興、家亡我亡。既可以道家「盛極必衰、物極必反」的義理觀之，也可以歷史潮流不可抗拒為其做結。《紀實與虛構》是王安憶數量不多的具有實驗性質的論說體家族小說。它以虛實相間、真假相生的藝術手法，描述了「茹姓」家族祖先及後代的歷史命運。作為對照，它以祖先精神的勇猛頑強以及金戈鐵馬的生活場景反襯了今人生活色彩的蒼白、單調與貧乏，試圖從虛構的歷史中汲取生命存在所必須的強健與野性，使今天的生活富有激情與活力，以此來沖淡當下生活的瑣屑與無意義。其中的人物命運以縱橫交錯的形式展開，畫出了符合他們歷史本質和生存方式的合理曲線。《白銀谷》是「作家以其小說家的眼光和手段，對一種偉大的金融傳統的復活與惋嘆。」［1］在曲折的故事和複雜的人物的展現過程中，作者奇蹟般地復活了逸出中華文化常規的另一種極其複雜、龐大、神秘、精微的工商文明傳統。由於其中的人物「在文化精神上充滿了矛盾，開拓與保守，開放與守舊，開闊與狹隘像夢魘般的糾纏在一起，於是出現了行為上的超前性，民主性，與觀念上的極大保守性、封建性的交錯」，［2］這一切使他們的命運塗抹上了一層極其鮮明的悲劇色彩。
前文已經敘及，在80年代中後期至90年代，文壇出現了波及面廣、挖掘深刻的「文化熱」，人們從不同的文學思潮出發，將筆觸指向了傳統文化，對其中的優劣進行了探討和檢視。家族影響具有濃重的傳統文化色彩，家族個體生命由血脈流傳口耳相傳中滲透了許多傳統文化的積澱，因此他們的思想精神狀態也必然有某些民族性遺傳的共同之處。當代家族小說作為其中的一股力量，也顯示了鮮明的寫作實績。
這一類作品有《古船》、《白鹿原》、《活動變人形》《羊的門》、《茶人三部曲》等。這些文本與第一類作品的不同之處在於，雖然它們也在書寫家族命運，但側重點在於深入挖掘傳統文化在中華民族心理結構中的深層存在、它與西方文化的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