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存在於20世紀六七十年代，它是以西方現代哲學和現代心理學為基礎的。從文學範式的角度看，現代主義與傳統的現實主義及其當代的現實主義沒有本質的區別，因為為它的關注點仍然是「人」。在現實主義文學產生之前，文學的關注中心是「神」，例如古希臘神話、史詩等關注的是「神」的世界、英雄的世界，這樣的文學具有神奇性和娛樂性，它指向的是彼岸世界。文藝復興後才提出了「人」的問題，但是「神」和彼岸世界仍然在起作用。十八世紀以後，「人」才真正成為世界的中心，這一時期發現的「人」是理性的人，在文學世界中，「人」的本性是理性的。但是此後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西方性泛濫的產生及其帶來的一系列嚴重的後果，使人們發現理性的「人」的虛幻性和不可靠性，人們又一次發現：「人」的本質不是理性的，而是非理性的。這樣的背景之下，產生了現代主義思潮，比如象徵主義、表現主義、意識流等等。至20世紀後期，人們發現「人」本質不論是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其存在性都是值得懷疑的，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文學不再強調真實，不論是現實主義有關世界自然的真實，還是現代主義有關「人」的非理性層面的真實，文學開始明確地張揚其虛構特徵和文本特徵，對一切的解構也成了文學的特徵之一，後現代主義思潮產生了。八十年代，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幾乎是爭先恐後地湧入中國的，他們對於中國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形成起著重要的作用。
西方現代主義思潮在中國的傳播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儘管它在中國時沉時浮，但是它貫穿於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的過程之中，並且不斷深化、不斷推進。總體看來，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在20世紀中國文學中影響較大的時期主要有三個：一是「五四」文學革命，二是三四十年代，三是八十年代。
中國現代文學自其誕生之日起就受到了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影響。1917年1月，胡適發表於「五四」文學革命主要陣地《新青年》第2卷第5號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也是受到了現代主義文學的影響，這篇一發表就以空谷之音震動文壇的文章被看作是事國現代文學發生的標誌。事實上，在此之前的1915年，陳獨秀就在《新青年》第一卷第三號(當時名為《青年雜誌》)上發表了《現代歐洲文藝史譚》，介紹了西方象徵主義文學。此後的現代文學巨將們也紛紛在他們的創作中積極借鑒現代主義。現代主義在中國現代文學中不只是一種創作方法，它還包含了一種對於「人」的發現，這「人」更多的是個體的人，在強調人的個體價值上，「五四」文學革命的先驅們表現出了驚人的一致。周作人在1919年3月就指出，文學的內容與形式都是重要的，「文學革命上，文學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卻比第一步更為重要」。(1)他所說的第二步就是「人的文學」。而這「人的文學」是人道主義的文學。周作人對其「人的文學」的本質概括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2)魯迅同樣提出了「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的思想，創造社成員郭沫若郁達夫等強調錶現自我、展示自我的精神特質更是顯而易見的。個體的人在「五四」文學革命先驅們心中佔有極重的位置，現代主義對於「人」的發現在這裡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裡的「人」主要是個體的人的覺醒。
三四十年代，由於現實鬥爭的需要，現代主義文學受到冷落，但其思潮並末消失，其時的文學所受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文學自身，如西南聯大詩人群對現代主義文學的研究、譯介及創作實踐。這一時期現代主義文學思潮不是主流，但其傳播和影響變得越來越深入，在中國的文學土壤中不但產生了現代主義作品，而且還產生了現代主義性質的文學流派，比如現代詩派、新感覺派、中國新詩派等。但是，接下來從新中國成立到七十年代末將近三十年的時間裡，由於中國大陸對於文學社會功能的強調和整個社會以歌頌為主的文學基調，現代主義文學被看成是西方資產階級腐朽頹廢的文藝，受到了一致的批判。這種政治高壓下的批判在某些方面卻起到了宣傳和傳播現代主義的作用，而這一時期的現代主義文學則像地火一樣在地下運行，「文革」時期的地下創作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八十年代，中國國門又一次打開，西方的各種思潮流派及哲學文學思想又一次潮水般涌了進來。對於中國新時期及其後文學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的是西方20世紀現代主義文學和後現代主義文學。尼采、弗洛伊德、卡夫卡、薩特等人都是對新時期文學影響極大的思想家、哲學家。伍爾夫、普魯斯特、喬伊斯、貝克特等作家對新時期文學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他們對於人類新的意識領域的挖掘、對於人的異化的揭示、是對於「人」的又一次新的發現，這與新時期伊始就尋找「人」的觀念不謀而合，中國八十年代的文學借鑒學習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外來的文化對照下對「人」的問題進行了又一次思考。
確切地說，從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的十年里，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在中國的傳播及接受經歷了一個由淺入深的過程。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國又一次和世界開始文化交流，西方現代哲學、現代心理學、現代文論和現代派文學作品開始進入中國。由於在八十年代之前受到社會政治等的因素影響，我國對於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譯介和傳播並不普及，國內對於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了解也比較缺乏，新時期對於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譯介首先是把它作為一種知識來普及的。根據目前所掌握的材料來看，朱虹發表於1978年的《荒誕派戲劇簡介》(3)和《荒誕派戲劇述評》(4)是新時期以來較早對西方現代派文學的兩篇譯介文章。1978年夏秋之交，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西方現代文學的人員舉行了一次座談會，研究重新評價現代派文學的問題。他們在會議上的意見是一致的，認為應該用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來評價西方現代派文學，這雖然是一次小型的座談會，但它在當時的作用是很重要的。1978年底，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在廣州召開了全國外國文學研究工作規劃會議，儘管會議上有人強調對於現代資產階級的反動文學和修正主義文學，要進行批判和研究，要讓它們成為反面教材，(5)但柳鳴九卻在會議中提出了不同觀點，他認為西方現當代文學中的確存在反動頹廢的內容，但其中不乏有價值的東西。並且舉例，現代派的幾個最重要的人物卡夫卡、薩特等人就繼承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人道主義的傳統，具有一定的進步性，在藝術上有許多可取之處。不能把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看成是唯一的文藝創作方法。意識流、象徵主義、表現主義等現代派的創作方法也有一些可取的因素。(6)今天看來，柳鳴九的這些觀點已經不足為奇，但在七十年代末的中國，這樣的觀點是很前沿的，需要很大勇氣，在當時有開一代新風氣的意義。此後，一些雜誌開始有意識地刊發研究西方現代派文學的論文，比如《文藝研究》、《世界文學》、《外國文藝》、《譯林》、《文藝理論研究》、《外國文學研究》、《當代外國文學》等。新時期之初最早的這些文章往往是以知識普及和介紹為主要目的，雖然其後的一些文章開始對現代主義文學的性質進行探討，但僅僅是局限在外國文學研究領域，加之當時「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佔據著中國文學的主要地位，所以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新時期之初的影響範圍不是很廣，但是它為國人揭開了現代主義的面紗，讓國人看到了一個新的文學空間。這些文章的作者一般是專門從事外國文學研究的人員，而他們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脫穎而出的：袁可嘉、柳鳴九、朱虹、湯永寬、陳焜、董衡巽、高行健、馮漢津，等等。
從這時起，中國同時出現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文本翻譯和理論紹介，它們開始在中國逐漸產生了影響。《當代外國文學》1980年第1期發表的薩特的作品是較早進入讀者視野的作品。(7)與當時的西方正在流行後現代主義思潮有關，最早介紹到中國的外國現當代文學是荒誕派戲劇，加之當時中國文學界普遍缺乏清晰地區分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意識，所以，中國新時期文學幾乎是同時受到了西方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影響，以至於今天有人認為西方後現代主義比現代主義進入中國的時間還要早。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承認的一個事實是，中國新時期文學同時受到了西方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影響。在短短的兩年左右時間裡，進入中國的有荒誕派戲劇、象徵派詩歌、意識流小說、表現主義、存在主義、超現實主義、法國新小說、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魔幻現實主義等。西方現代派的代表作家作品也紛紛湧入中國：奧尼爾的戲劇《瓊斯皇》《毛猿》《天邊外》、加繆的小說《鼠疫》、卡夫卡的小說《變形記》《城堡》《審判》、喬伊斯的小說《尤利西斯》、福克納的小說《喧嘩與騷動》、海明威的小說《永別了，武器》《乞力馬扎羅的雪》、尤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