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看起來，這是一個偽命題，因為作家本來就是知識分子，而且自古以來被稱為自由知識分子，但實際上，作家與其他知識分子一樣，也有一個不同的精神向度的問題。作家的知識結構、對知識的個人體驗和對知識本身的態度造就了作家成為不同的知識分子類型。比如，屈原是精英知識分子群體，而李白則更多地表現為一種自由知識分子。
自1976年以來，中國作家作為知識分子形象曾發生過多次轉變與分化。這與建國以來知識分子在中國的特殊地位有關。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有關知識分子的爭論也是一直是個重要而又敏感的焦點問題。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就是工人階級翻身當家作主，所以在最初以王明為首的左傾派掌權時，一直將知識分子視為最危險的敵人加以排斥。1938年才重新做出決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對知識分子的正確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毛澤東在1942年《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上的講話是一個分水嶺。毛澤東的講話是針對誰的呢？是文藝工作者，顯然是知識分子。而問題的最關鍵在於，毛澤東對自己的定位。顯然，他是把自己定位於知識分子，但是，他是一個什麼樣的知識分子呢？一個被改造過的知識分子。這是長久被人們忽視的一個問題，直到後來撥亂反正時才得到理清。毛澤東說：「那時，我覺得世界上乾淨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髒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乾淨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願意穿，以為是髒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凈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3)
在這裡，我們明顯地看到，沒有被改造的知識分子是「不幹凈」的，而被改造過的知識分子便也成為無產階級的一部分了。這是理解中國共產黨當代知識分子政策的最關鍵的一個環節。
但是，當時的目的是為了鬥爭，「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鬥爭。」［1］出於這樣的目的，「所以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為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第二是為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為武裝起來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是革命戰爭的主力。第四是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夠長期地和我們合作的。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4)
在那個時代，作為詩人的毛澤東無疑代表了精英知識分子立場，他力圖要解決的問題是國家民族的問題，當然也是一個政黨的問題。在這裡，我們看到，毛澤東試圖要回答和解決的是問題是大眾的，他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便是這個意思，因此，他仍然具有公共知識分子的立場，其實，這也就是精英知識分子的立場。但是，隨著政治的重負，毛澤東公共知識分子的立場逐漸失去，形成了政治專制。這便是知識分子集體失語的時代
這一局面直到新時期時才得已糾正。這時，已經明確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知識分子的待遇逐漸提高，知識分子在社會上的地位也與日俱增。當然，值得說明的是，這裡所說的知識分子是一個非常籠統的概念。
到了「三個代表」時期，知識分子的地位已經得到最高尊重。所謂「先進文化」的持有者，其實就是知識分子。在這一時期，知識分子的待遇已經遠遠地超過社會其它階層。當然，這裡所說的知識分子仍然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它包括所有接受過中高等教育的人。
建國以來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這三種立場決定了中國知識分子在不同時期的政治命運，同樣也決定了中國當代作家的知識分子立場和當代文學中知識分子人物的命運。
一九七六年清明節期間，首都人民衝破「四人幫」的重重禁令，寫了成千上萬的革命詩詞，沉痛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憤怒聲討萬惡的「四人幫」。這些張貼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或在天安門廣場上朗誦過的詩歌，凝聚著人們的血和淚、愛和憎，是發自肺腑的戰鬥的吶喊。這就是《天安門詩抄》的背景。今天再來看《天安門詩抄》，其藝術力當然不足為道，但從歷史環境的角度來看，則是一次大轉折。在那次事件中，知識分子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們以詩為旗幟和聲音，把對黑暗政治(毛澤東的專制與「四人幫」的專權)的憤怒和對理想人格的讚揚(懷念周恩來)宣洩了出來。這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第一次集體出現，但是，那些詩作多是無名者的詩，可以稱為知識分子的無名時期。
在這一時期前後，知識分子的言論，特別是作家的創傷，都是隱性的，即在暗地裡進行。穆旦於1975至1976年間，共寫了近三十首詩。其中，在《冥想》中，他寫道「而如今，突然面對墳墓／我冷眼向過去稍稍回顧／只見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過完成了普通的生活」。在這裡，知識分子的人性在復甦，開始暗暗地發言了。穆旦、牛漢、蔡其矯、食指、芒克、多多、北島等這時期的詩都是在地下流傳，還有張揚的《第二次握手》等，公開發表的時候已經到了80年代。最為可貴的是，在知識分子集體失語的當時，他們能夠自覺地反思當下的存在，並寫下他們獨立的詩，與當時流行的樣板文學形成對比。確切地說，他們屬於一種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立場。
如果說《天安門詩抄》還帶有強烈的政治意識的話，那麼，由北島等主編的民刊《今天》則是一聲悲壯而又高亢的人性的吶喊。這便是最早的朦朧詩派的出現。「在沒有英雄的時代／我只想做一個人」(北島，《宣告》)，詩人們不願意再成為英雄，不願意再在英雄的陰影下生活，而只想做一個真正的人。這是剛剛走出知識分子集體失語時代的中國人的一次深沉而有力的回撥。自由知識分子的立場初見端倪。但是，畢竟是生活在那個政治為主的時代，朦朧詩人們的知識分子立場始終在精英分子和自由主義者之間搖擺。顧城的「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卻讓用去尋找光明」(顧城，《一代人》)，北島的《回答》等都表明他們在控訴，在責難，同時又不乏承擔(如果海洋註定要決堤／就讓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陸地註定要上升／就讓人類重新選擇生存的峰頂)。
在這一時期，小說界則出現了「傷痕文學」，它的出現同樣顯示了知識分子對過去二十年歷史的存在反思。隨著整個社會形勢的轉變，朦朧詩派開始被正名，「傷痕文學」也在向縱深拓展，於是，這些本來是邊緣性的、民間的、自由知識分子立場的作家、詩人開始走向主流，成為當時精英知識分子的主要力量。
角色的轉化使他們漸漸缺少了對當下的批判意識，開始向歷史縱深處挺進，向人性開掘。尋根文學的出現，也是在這樣一種文化背景下開始的。
在這一時期，張賢亮是一個突出的代表。他的《綠化樹》系列探討了知識分子在過去的二十年中的人性扭曲。他與其他作家不同的是，他在小說里通過主人公的思考深刻地討探了唯物史觀，是當時作家中具有哲學意識的少數人之一。在張賢亮的身上，表現了一個精英知識分子的態度與立場。他與時代的脈搏在同時跳動。
在政治生活仍然為主要背景的時代下，當時的作家基本上都持有一種精英意識，但這種精英意識是多層次的，也就是說，真正具有精英知識分子品質的作家並不多，大多數仍然表現為平庸的大眾知識分子形象。
真正能夠體現知識分子氣質的是那些思想家、批評家，是他們把知識分子的立場擺得異常分明。孔子著《春秋》，鞭笞時事，其周遊列國，無功而返，最後編《易經》，所以這一切，都不過向時世擺明了一個知識分子的立場。莊子看不慣孔子這樣張揚地顯於世，便譏諷他，然後論道，於是有了《莊子》。
在文學中，真正能凸現知識分子立場的是那些有價值傾向的文本，也許是小說(批判現實主義或浪漫主義)，也許是詩歌，而更多的是評論和散文(尤其文化隨筆)。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文學界前後出現過兩次關於人道主義的大討論，集中體現了作家作為知識分子的精神向度，從而使作家群體有了自然的分離。
第一次是在1978年。朱光潛率先在一篇文章［1］中重提「人道主義、人性論」，後又在《關於人性、人道主義、人情美和共同美的問題》一文中指出：所謂「人性」「就是人類的自然本性」，人道主義「總的核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