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這一問題顯然是迫切而又困難的。每一個以文學為使命和命運的人，沒有不認為自己是知識分子的，但是，究竟什麼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應該具備什麼樣的條件？在當今時代需要什麼樣的知識分子寫作？這些問題是纏繞在今天文學家們心頭上的雲霧。八十年代以來的數次文學對話和爭論從根本上來講就是關於什麼是真正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應該怎樣等這樣一些主題而展開和結束的。顯然，我們必須要回答這一問題。
但是，要回答這一問題也是很困難的。考慮人類的歷史，知識分子是古已有之，但「知識分子」這一專有名詞是什麼時候從民眾中分離出來，並賦予其特殊的意義已經難以知曉了。對於中國來說，「知識分子」一詞居然也是個外來詞。學者陳明遠最近出版了《知識分子和人民幣時代》一書，他說：「據筆者考證，在現代中文的話語系統(辭彙庫)里，『知識分子』這個名詞，大約出現於1925年左右、而逐步流行於1928年以後。如果說在此幾年前『智識階級』這一集合名詞剛出現的時候帶有褒義的話，那麼，『知識分子』一詞起初則是帶有貶義的。最早的使用者為瞿秋白、毛澤東和胡適等人。」(1)
是否可以這樣講：中國的知識分子在上個世紀初以及整個上半頁發生了角色、作用以及數量的變化，致使「知識分子」在歷史上突現。事實上也如此，在那個時期，知識分子擔當了拯救國人靈魂(如魯迅等新文化運動者)、重新解釋社會與制度(早期共產主義者)等重任，最重要的是，知識分子在那個時期成為自先秦諸子百家之後最自由的人士，重新解釋世界，重新解釋知識、徹底評估舊知識與舊知識分子，重新書寫人性和歷史，等等。知識分子成為當時和軍隊一樣能夠左右歷史的群體，從本質上講，知識分子是真正左右歷史的群體，因為他們掌握了意識形態話語權和解釋權。但是，也是在那個時期，知識分子的分化是突出的，它說明知識分子自身並非一個單獨的群體和階級，知識分子也因為知識的不同與社會影響力的大小而區別開來了。也許在漢以後的兩千多年裡，舊知識分子只是儒家一支，而在這個時候，舊的、新的、中式的、西式的知識分子都存在了，不能一概而論了。
《現代漢語詞典》將知識分子定義為「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從事腦力勞動的人。如科學工作者、教師、醫生、記者、工程師等。」《辭海》解釋知識分子為「有一定文化科學知識的腦力勞動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藝工作者、教師、醫生等。」以上兩種解釋顯然是一種中立的態度，其實在暗地裡將知識分子分為一種階級，即有一定地位的群體。這種解釋等於不解釋。
近幾年以來，余英時的有關「士」的概念在中國知識分子中間較為流行。他認為，「知識分子」等同於古代的「士」。《春秋？穀梁傳》云：「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漢書？食貨志上》云：「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他又認為，「士」的身上有一種擔當意識。然而，古之「士」還有武士的意思。《唐？六典》定義：「凡習學文武者為士」。「士」的定義也是較為寬泛的。
西方學者有關知識分子的定義是狹義的，遠比中國的學者有針對性。《知識分子的背叛》一書的作者、法國哲學家班達對知識分子的研究和定義在西方有很大的影響。在班達看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許多知識分子打扮成青年導師和精神領袖，走上街頭，或在教學、課堂和一切公共傳媒上鼓吹種族差異、民族至上、國家主義和階級對立，煽動大眾的「現實主義激情」造成了一系列傷亡慘重的戰爭，對於這一現象，他斥之為「知識分子的背叛」，也即知識分子假借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和階級鬥爭背叛了知識分子的價值理想。班達反對「柏拉圖」型知識分子，認為權利等世俗的政治利益會腐蝕知識分子的良知，所以他提倡以蘇格拉底和耶穌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形象。班達認為，知識分子永遠是極少數的人，他們是正義、良知、真理、理性的真正擁有者，除此之外的所有人，都不能歸入知識分子的行列。班達對那一時期知識分子的批判是徹底的，而且這一批判在過去近一百年里影響極大。
另一位對知識分子有研究和批判的是後殖民主義的代表薩依德。出生於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後赴美國留學並聲名漸起的薩依德站在歐洲中心主義對立的立場上，闡述了他的「邊緣」的知識分子精神，其實這正是西方文化中自由主義精神與他內心深處的反歐洲中心主義意識相結合的精神。他的理論對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有一定影響。從他的《知識分子論》中可以看出後殖民主義批評所繼承的西方几百年批判現實的精神，他指出，知識分子應是理想主義者，是違逆大眾而不是順應大眾的社會精英；知識分子要為民族和傳統設限，超越狹隘的民族和傳統文化界限，捍衛一種超越性的普遍價值；知識分子應是永遠的內心的流亡者和自我放逐者；知識分子在現代必須努力保持一種業餘的態度，即邊緣的姿勢；知識分子要勇於批判權力，永遠對權力說真話；知識分子應是一個永遠的懷疑者而不是一個真信者。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尼採的精神，但是，薩依德的知識分子立場與他的後殖民主義理論的內在精神是相一致的。薩依德的這一立場和精神，對於九十年代正處於反思中的知識分子來說，無疑是一聲驚訝。
薩依德在《論知識分子》一書中申明，「知識分子既不是調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識的人。」「知識分子的職責是時時維持著警覺狀」，(2)永遠不讓大眾意識左右和官方意識所限制。
如果我們仔細地察看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文學人群體，就會驚訝地發現，薩依德所提倡的這種知識分子精神已經成為青年詩人、作家、文學愛好者的一種潛在的精神，尤其是他們初次踏入文壇時的那種姿態、神情和宣言。關於這一點，將在後面的章節里重點論述。
除以上二位外，還不得不提的便是葛蘭西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認為每個人都是知識分子。他把知識分子分為傳統的普通的知識分子(這部分人就是教師、牧師、行政官員等)和特殊的也是有機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有機性」在於：其一，向大眾尤其是非學術群體的人傳播知識，加強知識分子與大眾的情感聯繫；其二，參與上層建築意識形態建構與社會權力的政治實踐。
從以上三人的理論可以看出，知識分子因其社會中角色、意義的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精神向度。從這種簡單的比較中我們不難看到，班達和薩依德其實是一脈相承的，或者說有共同的精神，他們都強調知識分子的自由精神、批判精神和擔當意識，似乎正是葛蘭西的對立面。葛蘭西的理論在中國九十年代以來的知識分子的理論中被廣泛引用，但實際上，葛蘭西是將知識分子籠統化，泛化，將知識分子的精神向度簡單化，把知識分子的層次感和使命感消解了。大眾文化在中國的廣泛侵入和知識分子權利慾望的膨脹是與這種知識分子觀念暗通心氣的。在中國，葛蘭西的知識分子立場一直是中國知識分子所持的一種態度，但是，在中國又恰恰缺乏班達和薩依德意義上的獨立、自由和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
有人說，斑達、薩依德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已經過時了，原因很簡單，批評者言，他們是將知識分子與政府和最廣大的知識分子群體對立了起來，這種言論已經過時了。批評者自然是讚賞葛蘭西了，但是，事實上在大眾文化猖獗的今天，稀有的具有精英意識的自由知識分子成了時代的圭臬，甚至是時代的良心。
那麼，究竟應該怎樣來重新認識什麼是知識分子？應該怎樣來確認和劃分知識分子的精神向度？
大眾知識分子在強調人性普遍性的同時，反對崇高、終極價值和知識分子的精神向度，認為知識分子與普通大眾在根本上沒有任何差異。這種論調在今天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反映人性的作家那裡，有著廣泛的聯盟。這正是中國文學缺乏精神資源的重要原因。事實上，無論是現在，還是過去，對於中國來說，一直缺乏的就是真正的自由知識分子。在封建社會和宗法制思想下，知識分子要麼依附於「家長」，成為「家長」和「父權」文化的代言人和解釋者，要麼就沉默。知識分子早已失去了知識分子本有的探討世界真理、闡釋和捍衛公共知識的精神，知識分子從一開始就本著「學而優而仕」的功利態度而趨於權貴，致使知識分子淪落為一種世俗的、功利的、趨炎附勢的群體，失去了應有精神向度。
要辨清什麼是知識分子，首先要辨清知識。老子和蘇格拉底在這方面給我們做了楷模。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蘇格拉底說得更清楚一些，他說，知識有流行的知識和永恆的知識，人們要分清楚哪是永恆的哪是流行的以後，方才能夠認識真理。先秦時期的名家和墨家也曾為「名」與「實」進行過很多辯論。
知識是從哪裡來的？蘇格拉底認為是神授的，即使是他的死亡也是神授的，所以在他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