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文壇上興起了一股「文化尋根」的熱潮，作家們開始致力於對傳統意識、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們的創作被稱為「尋根文學」。文化尋根是以批判與反思的方式記憶傳統文化的，是對傳統文化的一次具有現代意義的整合，其中涉及到區域文化的現代建構。尋根文學的產生有其深刻的社會文化背景，首先是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的影響，1982年哥倫比亞作家馬爾克斯因其《百年孤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從而得到全世界的認可，刺激和啟發了中國作家，許多年輕作家從馬爾克斯充滿拉美地域色彩的作品中看到了第三世界國家文學走向世界的希望，他們試圖將自己的文學創作根植於悠久而深厚的中華民族文化土壤之中，以中國人特有的感受性來解讀改造西方的文化觀念和藝術形式，從而解決中國當代文學發展所面臨的精神貧困等難題。1983年到1984年間，後來尋根文學的倡導者與實踐者們就曾圍繞文學「尋根」問題交換過意見，召開過座談會。1984年初，李陀第一次在《創作通信》中使用「尋根」一詞，1985年夏，韓少功、李陀、鄭萬隆、鄭義、阿城、李杭育等紛紛著文倡議或宣揚尋根文學的主張，韓少功的《文學的「根」》後來被看做文學尋根運動的宣言，他說「文學有根。文學之根應深植於民族傳統的文化土壤里，根不深則葉難茂。」他認為文學「尋根」，「是一種對民族的重新認識」，「去揭示一些決定民族發展人類生存的根」。(10)其次是由於作家們感到了「文化」對人類的深刻制約，力圖把握它。對「文革」的反思使人們普遍認為「文革」是前現代的封建主義的復辟，倡導科學民主，反思傳統以走向未來就成為文革後主要的社會文化思潮，文學經歷了反思和改革思潮之後，也開始將反思從社會歷史層面深入到向事物本源意義民族文化心理的探索上，探尋歷史失誤與民族文化心理積澱之間的內在關係。鄭萬隆認為：「尋根」是「力求揭示整個民族在歷史生活積澱的深層結構上的心理素質，以尋找推動歷史前進和文化更新的內在力量。」(11)李慶西說，文學成文化的「根」，並不在儒學裡面，而是在區域文化中——發源於西部諸夏的老莊哲學、以屈原為代表的絢麗多彩的楚文化，以幽默、風騷、遊戲鬼神和性觀念開放、坦蕩為特徵的吳越文化等等。鄭義、阿城還對五四以來新文化建設中對傳統文化的揚棄提出批評，認為五四運動「對民族文化的虛無主義態度」，「有阻礙民族文化之嫌」，造成了民族文化的斷裂。總之認為五四以來的文化是一種「無根」的文化，希望以文學來彌補這一「文化斷裂帶」。這些理論使尋根作家們始終保留著一份政治、人文理想和深刻的自省意識。
其次，20世紀80年代，伴隨現代化浪潮而來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使人們不得不面對文化比較和不同文化價值觀的評價問題，李慶西說他們當初倡導文學尋根的主要意圖在於「尋找民族文化的精神」，以獲得民族精神自救的能力(12)。雷達認為「這股探索民族靈魂的主線索，絕非筆者的玄想，而是眾多作家呼吸領受民族自我意識覺醒的濃厚空氣，反思我們民族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焦灼地探求強化民族靈魂的道路的反映。」(13)這一思潮在受到熱烈歡迎的同時，也受到質疑和批評，有人擔心這一思潮會導向對需要批判性反思的傳統文化的回歸，尋根文學作家們將關注視角指向僻遠、蠻荒、原始的非正統文化聚居區域的生活文化形態，與現實社會人生問題和矛盾相距較遠，致使尋根思潮迅速被反映現實生活的新寫實小說所沖淡，此後有尋根傾向的一些長篇小說則具有了「後尋根」的特點，其反映社會歷史文化的深度廣度都超越了那一時期倡導者們的創作。
汪曾祺的短篇《受戒》、《大淖記事》等被看做尋根的重要作品，這些作品大多取材於作者家鄉江蘇高郵地區市鎮的舊時生活，展現了那裡獨特的民風民俗民情及民間生存倫理和規範。《受戒》對小英子和小和尚明海純美愛情的描繪表現了質樸自然的人性，作家人為地將現實社會懸置起來，把筆觸深入到存在的本真處尋找生命的價值意義，他認為「風俗是一個民族集體創作的生活抒情詩」，他的小說細緻入微地考察了故鄉高郵市鎮的住居、飲食、衣著、言語、交際方式、婚喪節慶禮儀、宗教信仰等等，極大地拓展了文革以來文學表現的空間。他的小說呈現的是日常生活的自然形態，他用簡潔質樸的散文化筆法抒寫鄉鎮民間生活的美和健康的人性，他善於發現民間獨特的生命活力，善於表現普通人內在的歡樂，他說「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諧」(14)，他的藝術追求與20世紀三四十年代京派作家的藝術追求有著精神旨趣上內在的關聯，從某種程度上說汪曾祺的小說接續了沈從文的文學選擇和審美追求。賈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小說系列」，莫言的高密東北鄉，鄭萬隆筆下的黑龍江邊陲的山村，烏熱爾圖的鄂溫克族生活等，都可匯入「尋根」所誘發的民俗風情敘述潮流中。其次，具有濃郁地域色彩的「民俗風味小說」，如鄧友梅筆下的北京，馮驥才的「津門系列」，陸文夫的蘇州小巷等，對城市生活和風俗沿革的考察是廣泛而深入的，對普通市民言語、心理、情感、行為方式和價值理念的刻畫，細微而又傳神，帶有明顯的尋根特徵。
尋根作家在思想傾向和價值評估上，較之傷痕、反思和改革作家們要複雜曖昧許多，他們在經歷了對「傳統文化」的孺慕之後，開始了反思，開始對「不規範」的傳統文化產生濃厚的興趣，進而在創作中展現野史、傳說、民歌、偏遠地區的民風民俗中的文化蘊藉，挖掘道家思想和禪宗哲學的文化精髓，而對以儒家文化為中心的「規範」的體制化傳統，則持批判、拒斥的態度，從而接續了魯迅對封建禮教的批判傳統。
阿城的中篇小說《棋王》發表於1984年，以知青生活為題材，作者卻有意淡化了故事發生的政治時代特徵，消解了社會矛盾，從人的基本生存層面(吃)和精神層面(下棋)來表現普通人在「文革」中的生活。王一生是一個天生柔弱的知識青年，他對吃有著濃厚的興趣，因為吃是生存之需，是基本的生存慾望，而下棋則是他的精神需要，是他對自身的一種精神修鍊。他是一個被政治和時代邊緣化的人，內心又有強烈的自我意識，要想在政治風浪中站穩腳跟，獲得自身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就只有保持自身精神的平衡，而下棋正是保持內心平衡、適應外界各種變化的一種方式，於是下棋成為王一生生命存在的方式。當王一生戰勝曾經的縣冠軍成為棋王時，他已經成為一座雕塑，有一種仙風道骨的感覺，「下棋」成為生命力的展現，他通過「下棋」實現了人生的價值。他的人生哲學是中國道家文化精神的一種體現，具體表現是：不隨流，不合污，矢志彌堅，操守如一，超然於世，解憂散懷，寄情養性，凝神遐思，妙悟自然，物我兩忘，離形去智等。他的人生態度和人生境界，顯示了內在的充分自由性，小說蘊含著作者對自由境界和不受約束的自由人格的自覺追求，折射出了現代人所面臨的精神困境和人們自覺超越的良好意願。小說對人物「超然物外」的精神追求的極力渲染，本身就有一定的現實批判性，那種看似純然的出世精神蘊含著他們自我價值實現的強烈慾望，小說用「王一生」這一略顯極端的人物表達了自己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理想精神的嘗試與探索，把道家思想作為人們在「亂世」中超越世俗生活的憑藉。
韓少功作為尋根文學的倡導者，在他的《歸去來》、《爸爸爸》、《女女女》等小說中實踐著他的理論主張，他善於以強烈的「尋根」意識和撲朔迷離的形式感來發掘人性中的惰性和冥頑不化的國民劣根性。在《爸爸爸》中，他塑造了丙崽這一文化意象，丙崽是永遠長不大也死不了的白痴、侏儒，他長相醜陋，思維混亂，言語不清，行為猥瑣，盲從迷信依附，他生活在近乎靜態封閉、愚昧齷齪的雞頭寨，這是一個偏僻落後又充滿神秘感和巫術感的幾乎原始荒蠻的村落，作者把一種具有遠古意識、初民思想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呈現在讀者面前，意在把愚昧、蠻荒、冥頑不化的「集體無意識」加以抨擊與放大。這種原始意識主要表現在：雞頭寨人相信萬物有靈，丙崽娘曾燒死過一隻綠眼赤身大蜘蛛，冒犯了神明，所以生下體殘心呆的兒子；他們畏天祭神，爛了秧就拿丙崽祭穀神，祭神時聽到驚雷，就以為是上天對這瘦癟癟的祭品表示不滿；村民們還篤信千奇百怪的迷信解釋、預兆、禁忌等，比如他們認為蛇性淫，見婦女就挑逗；人吃了魚和雞會腹生活魚活雞；貼紅紙可以避邪，灌大糞可以治好瘋病等；他們認為咒人「背時鳥」可使人絕後；取所愛女子頭髮一根系在門前樹上，念「花咒」72回，就能迷住女子；在「打冤」之前，他們請巫師指點，以砍牛頭之後，觀牛進退來預卜戰事勝負；他們固守原始而盲目的祖先崇拜和長輩權威，他們立祠堂、修族譜，過年過節和紅白喜事都必唱古歌，小說結尾雞頭寨大敗後，有話份的老者仲滿熬了毒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