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傷痕文學是對疼痛的本能反應的話，那麼反思文學就是對疼痛原因的追問。但是文學不能永遠沉溺在對文革災難的聲討和痛苦的撫摩上，「20世紀70年代世界範圍內蓬勃興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動世界經濟以更快的速度向前發展，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明顯拉大，面臨著巨大的國際競爭力。我們必須通過改革開放，帶領人民追趕時代前進潮流」。(3)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國社會開始了自上而下的全國性經濟體制改革，改革帶來的日新月異的變化讓人目不暇接，作家們也不可避免地投入到改革的大潮中去，許多作家開始把創作目光由歷史拉到現實，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柯雲路的《新星》、高曉聲的「陳奐生」系列，何士光的《鄉場上》等一系列反映城市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作品應運而生，作家們一邊關注著現實中的改革發展，一邊在文學中發表自己關於祖國發展的種種思考和設想，從而形成了風騷一時的「改革文學」思潮。凡反映我國各個領域的改革進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會變化、人的心理命運的變化的文學作品，都應屬「改革文學」。(4)《喬廠長上任記》創作於1978年夏，當時的蔣子龍在天津重型機器廠鍛壓車間當主任，《人民文學》約稿，他恰好因病在家休息，就用三天時間寫成了這個短篇。小說是虛構的，但有生活背景和作者對現實的思考，他所在的車間問題很多，諸如：有圖紙沒材料，好不容易把材料找齊，機器設備又出故障，等把設備又修好了，人心又不整齊，等等。他感到「自己像天天在『救火』，常常要晝夜連軸轉，身心俱疲」。30年後，他追述到：小說「寫得很容易，就寫我的苦惱和理想，如果讓我當廠長會怎麼干……」「『喬廠長』是不請自來」，「當時我完全沒有接觸過現代管理學，只有一點基層工作的體會，根據這點體會設計了『喬廠長管理模式』」。小說1979年發表在《人民文學》第7期，在社會上引起廣泛的反響，首先是企業界，某些基層領導甚至把小說當成中央社論或企業管理的教科書來使用，還有個天津企業家為「喬廠長」稱號的歸屬而找人理論，還找到蔣子龍要求為之正名。一篇虛構的小說引起這樣大的社會反響，就在於它撥動了現實中最為敏感的一根神經，揭示了舊的經濟體制與建設「四個現代化」的矛盾，記錄了改革事業艱難曲折的歷程。後來有人將改革文學分了幾個階段：《喬廠長上任記》標誌著改革文學的開端與發軔期，這一時期的作品格調比較明朗；1981年底張潔的《沉重的翅膀》問世，「改革文學」進入了第二階段，這一時期的作品大都剖示了改革進程的繁難與艱辛，透射出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所帶來的社會結構的整體變化，特別是思想、道德和倫理觀念的變化；1985年以後，作為思潮的「改革文學」逐漸結束。
改革文學塑造了一批開拓進取、不畏艱險、頂天立地的「新英雄」形象，喬光朴就是改革者形象的一個代表，他臨危受命，去整頓一個被稱為爛攤子的重型機器廠，他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很快使工廠的生產步入正軌。張潔在《沉重的翅膀》中塑造的重工業部副部長鄭子云性格剛直，敬業奉獻，與舊傳統格格不入，陳詠明在改革中以人為本，作風嚴謹。《花園街五號》(李國文)中的劉釗在過去由於出身問題經受了許多磨難，在新時期，又為改革事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他也被坎坷命運和宦海沉浮鑄造成了當代的改革英雄。張賢亮在《男人的風格》中，塑造了一個風度儒雅、具有深厚文化底蘊的另類英雄陳抱帖，他崇拜權力，仕途一帆風順，處處顯示出男性的雄風和人生的力度，表現出作者對改革英雄理想人格的期盼和對改革前景的樂觀想像，雖然有悖於生活的真實，卻很能振奮改革精神，激勵人們的鬥志。這些改革者為了改變國家或企業的落後局面，克己奉公、義無反顧地投入改革的洪流中，與各種反對勢力、落後思想和不良習慣堅決鬥爭。年輕的縣委書記李向南(《新星》)自願放棄優越的工作環境，到偏僻落後的古陵縣工作，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招致了以副書記顧榮為代表的反對派的重重阻撓，從而陷入矛盾糾葛與困境之中難以自拔。《禍起蕭牆》中的傅連山為使省局的電力體制改革方案得以貫徹實施，觸犯了地方保護主義者的局部利益，他因此遭到冷嘲熱諷和人身攻擊。但是這些改革者不論遇到什麼艱難險阻，都會在上級領導的關懷下或者在黨的政策關照下排除一切困難，取得改革的階段性勝利，他們身上帶有鮮明的英雄主義色彩和革命浪漫主義精神，他們在精神上是與十七年文學中的英雄崇拜相通或延續的。儘管有些小說寫到了改革的艱難和阻力，但改革必勝的結局卻幾乎成為千篇一律的敘事模式。這些表現城市或工業改革進程的小說涉及的領域極其廣泛，上至國家要害行政部門、國有大中型企業，下至街道小廠、普通人的生存狀態和內心世界，體現出作家對社會、時代的廣泛現實的思索與關注。
與時代一致的是，農民的生活和精神在改革中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這在許多農村題材的作品中都有所表現。賈平凹《雞窩窪人家》中的禾禾和煙峰在中國農村經濟轉型時期，依靠政策扶持，從單一生產結構轉變成多項經營，走上致富道路的典型。路遙《人生》中的高加林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看到改變命運的希望，他對現代文明的城市生活充滿嚮往，因此他緊緊把握融入城市的每一次機遇，雖然他的奮鬥以失敗而告終，但時代畢竟給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同時，改革開放帶來的富裕生活也為底層農民贏得了「人」的尊嚴。高曉聲《陳奐生上城》中的陳奐生由於貧困被人瞧不起，在群體中處於被排斥狀態，沒人願意與他進行交流。改革開放使他有機會進城賣油繩，在此過程中他獲得許多城裡的新信息，加上與權力象徵者吳書記的偶遇使他成為村人眼中的能人，完成了他對尊嚴的尋找。同樣的情況發生在何士光小說《鄉場上》中馮么爸的身上。從高加林到陳奐生再到馮么爸，我們可以看出改革開放不僅改變了農村的經濟體制，而且促使農民主體意識和自我意識的覺醒，使其意識到自身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傳統農民也邁入了進取者的行列。改革開放改變了安於現狀、滿足現狀的傳統意識，進取者憑藉自身的能力和才華在時代舞台上奮力拚搏。同時，開放的社會環境使普通農民能夠走向自由發展的廣闊天地，成為自身命運的主宰者。雖然進取者缺乏改革者才具有的獻身精神，也沒有英雄氣概和遠大的理想，他們行動首先想到的是自身利益，而不是改變祖國貧弱的面貌，但正因為有無數平凡而偉大的進取者，依靠他們踏實的作風和辛勤的勞動，改革開放才能夠加快前進的步伐。改革文學受到主流文化和讀者的熱烈歡迎就是因為它的「當下性」，因為人不能永遠停留在對「過去」痛苦的回憶和反思之中，人類「健忘」的劣根性，追求「當下」快樂原則的自然本性使人們更加註重當下的生存境遇的改善，而1980年代的經濟中心的轉移，「四個現代化」的提出，「改革開放」的逐步推進都為國人描繪了一幅美好的生活圖景，一味揪住「過去」顯然不符合主流文化和經濟發展的要求，也有悖於人性的自然發展，加之改革開放初期出現的新舊體制轉換過程中必然出現的社會矛盾也亟待解決，改革文學應運而生，成為新時期以來「功利話語與審美話語結合得較為完美」的小說思潮。
改革文學終結了「對傷痕的反思」，短短几年之後，改革文學作家就忘記了過去的傷痛，轉而開始了對於國家「政策」的強烈認同和熱情歌詠，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高曉聲和蔣子龍。《陳奐生上城》中的陳奐生在農村改革春風的召喚下，迅速「忘記」了文革的傷痛，精神抖擻地進城去交易，在經過一系列的奇遇之後，他做事更加起勁了，這一切改變的根源就是「坐過縣委書記的汽車」、「住過五塊錢一夜的高級房間」，這實際上是權力崇拜或偶像崇拜的變形，作家的文學想像不是建立在現實生活及其內在發展邏輯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對農村包產到戶現行政策的由衷的崇信上，作家主觀預設了農民即將來臨的生活和精神世界的轉變，小說寫出了作者意念中的「應該如此的生活」和人物「應該如此的精神面貌」，那時的作者恐怕無法預設20幾年後《秦腔》中出現的凋敝的鄉村圖景吧。《喬廠長上任記》非常巧妙地將文革「三突出」的創作原則和敘事模式置換到新時期文學中，小說的故事模式與十七年那些後來被稱為「紅色經典」的作品幾乎完全一樣，只不過故事背景置換為1980年代的改革前沿，革命英雄、抗日英雄置換為「改革英雄」，但英雄的高大形象和完美品質並未改變，不僅如此，小說還採用了改革者與阻礙改革力量相互博弈的鬥爭模式，浪漫主義的改革正義力量必勝的理想結局(大團圓)，在改革初期，這種敘述迅速與人們日益高漲的社會改革願望接軌，論證並宣傳了國家政策，迎合了人們建國後所形成的文化價值觀念和審美心理定勢。若按小說的內在發展邏輯來推理，改革者遭遇的主要障礙是觀念、習慣、思想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