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人的發現表現在人文的人的發現、日常的人的發現、愛與寬容的人的發現、生態的人的發現、神性的人的發現五個方面。
20世紀80年代末端，中國當代文學中的理想主義和新啟蒙思潮受挫，90年代初，商業化、庸俗化、任逍遙潮流來勢洶湧，用王曉明的話說，「當時中國的文化狀況非常糟糕，可以說是處在嚴重的危機當中，」「當代知識分子，或者就更大的範圍來說，當代文化人的精神狀況普遍不良，這包括人格的萎縮、批判精神的缺失，藝術乃至生活趣味的粗劣，思維方式的簡單和機械，文學藝術的創造力和想像力的匾乏，等等，從這些方面都可以看到中國知識分子、文化人的精神狀況很差。」(6)危機不是這時候才出現，但人們對此問題關注的深度和廣度在這時候最為凸顯，於是，就有了歷時五六年的人文精神的討論。這個討論實際上關乎一次重要的人的發現。這一發現是發現了人與人文內在精神的緊密關係，發現了人之為人的重要標準和尺度，不是發現中國當代文學視域人文精神之富有和在人生實踐中之貫穿，而是發現其缺乏。
陳思和等認為人文精神是「一種人所以為人的精神，一種對於人類發展前景的真誠關懷，一種作為知識分子對自身所能承擔的社會責任與專業崗位如何結合的總體思考」(7)；王曉明等認為當代中國人文精神失落了，必須重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良因素應該被繼承，應該與現代人生接軌(8)；王蒙等認為中國歷史素來缺乏人文精神，本來沒有，何談失落，即便是有，也只是被閹割的偽人文精神，當下的要務是尋找知識分子的精神寄託和終極關懷(9)；李澤厚等說，文化商業化潮流並不單純是壞事，而是正好可以消解強硬意識形態包裹中的偽人文精神(10)；張汝倫等認為，應該注重自由思想的培育(11)；有人說，「痞子」作品也反應普通人的辛酸與苦痛，如果以某種道德上的優越感衡量之，以某種固定標準要求之，也可能導致潛意識中的「文化專制主義」；(12)有人認為需要人倫重建、情感重建、信仰重建與價值重建。(13)
這一發現究竟抓住了什麼？王蒙說：「現在說的人文精神究竟是指什麼呢？指人道主義？文藝復興式的從『神權』中把人特別是把個人解放出來？指東方道德的四方八維？指『四個第一』，『八項作風』？還是乾脆指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紀律的『四有』新人的培養？」(14)。發現者是想抓住人，發現了人的內在精神方面的缺憾，發現了人的本質要素的淪喪，發現了人珍貴品質的失落，或者發現人還未達到或未擁有健全精神指標，想抓住已有的不讓其淪喪，或向上提升使人達到標準高度。發現的核心，是人之為人的良性精神要素。
發現的一個起因「是90年代的中國現實，是對於伴隨著市場經濟和經商大潮而興起的負面現象：拜金主義、見利忘義、理想淪喪、道德解體等問題的審視。用一種經典性表述，就是對於金錢的關懷遠遠大於對精神的關懷。」(15)這一起因及相關認知在中國現當代文學視野中頗有特色。
人文精神討論末葉，趙毅衡在一篇不經意的文章中輕描淡寫地說，近來很多人談論人文精神或人文重建，基本上針對當下市場經濟大潮中「物慾橫流」、「自我主義」、「低俗」、「痞子」、「赤裸裸」而惶恐人文精神淪喪，或渴望人文精神重建。趙毅衡說，如果這樣表述，討論的起因和訴向就矛盾了，他說，如果尋找源頭探究原本理論意義上的人文精神，那麼，理論上的人文精神追求的基本要素恰恰就是「人慾橫流」、「低俗」、「赤裸裸」、「自我中心」，歷史中，人文主義是叛逆宗教秩序之神聖、莊嚴、崇高等而追逐世俗、人性和物質，消解永恆、絕對和無限而擁抱暫時、相對和有限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趙毅衡說，我們人文精神大討論中試圖重建的人文精神究竟是什麼？究竟在批評什麼？究竟要求到什麼？
此次人文精神討論中出現過3100餘篇相關論文和較多著作(16)，我以為，趙毅衡的這篇文字是最具學理性的。在我看來，這篇文章的價值，是在第一層面人的發現的基礎上，進入了第二層面的人的發現。在第一層面上，人們發現目下的人的狀態不對勁，發現人的內在精神有不足，但究竟需要何種新狀態，需要填補什麼，需要捍衛什麼，都不十分明確，也不十分準確。趙毅衡的第二層面人的發現觸及了問題的核心：如果在呼喚人文精神，那麼你呼喚的是不是人文精神的物慾橫流和自我中心之類？如果你在指責物慾橫流和自我中心之類，那你呼喚的究竟是什麼人文精神或是什麼精神？是與世俗物慾對應的神聖嗎？是與虛無對應的信仰嗎？是與相對、有限、暫時的道理對應的絕對、無限和永恆的道理嗎？我想，要回答這樣的問題，必須考慮和參照兩個重要的文化淵源：一、傳統中國文化之正面精神內涵，比如唐君毅認為，「我們所謂人文，乃應取中國古代所謂人文化成之本義，『人文化成』，則一切人之文化皆在內」，「中國儒家人文主義，以人為三才之中，上通天而下通地，所謂『通天地人曰儒』，誠是一大中至正之道。」(17)二、人文主義人慾橫流之前人的健康內涵之一：人的神聖性，這一點將在本篇論文第五部分展開論述並予以澄明。(前兩部分可合為背景或者發展源流之類)
與世界文學狀況不盡相同，一般環境中的常理，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一些階段卻不便提說，在正常環境中不值一提的事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卻會構成重大主題，正常環境中被看重和珍惜的，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很可能被界定為無。比如關於日常，人類存在的首先狀況就是日常的、個體的、私下的人，但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日常的人常常被隱蔽、被壓抑、被辱沒，以至於日常的人的面目有時模糊，有時負面，有時淡去，以至於當有人發現了日常的人或發現了日常的人的價值點時，這樣的發現就構成整個文學界面的亮點。
中國二三十年代的文學中，郁達夫的傳記體小說多表達日常存在在現實人生境遇中的苦悶與彷徨，丁玲早期小說表達女性人格獨立、個體自覺的社會人生矛盾，劉納鷗的私人小說寫都市人在現代節奏中的飄零感，冰心、林徽因、沈從文、廢名、許地山等關於日常的訴說和探究都極豐富。應該把這樣的文學事件與日常的人的發現聯繫起來予以梳理，但縱觀中國現當代文學脈絡，由所涉及的日常人的要素之廣、之深看，真正日常生活中的人的發現，是在啟蒙和宏大敘事的時代基本結束之後，是在商業化世俗化潮流不可逆轉的時代，是在慾望化被人們廣泛回應的20世紀90年代。原因是：一、90年代日常寫作時代，冰心時期真學理、真哲學、真啟蒙的理念已經被邊緣化；二、90年代日常化寫作時代，文革時代假大空的偽道統基本被人們看清底細。這時候有非常突出的特點，與以往任何時候相比，除非觸及敏感政治，這是一個在日常生活談論空間和想像空間前所未有的任逍遙時代，是一個真正可能把日常心思如實說出的時代，這個如實說真心思，就構成了把人生日常因素講說到大過市場或多過慾望而講說日常真正價值的歷史可能。
新世紀之交，雷達說，「人的再發現，本是二十世紀貫穿至今一個重要的不斷深化的精神課題」。「『新世紀文學』在原有基礎上深化著，那就是更注重於『人的日常發現』。有一種說法，認為新世紀的『人』既不同於1980年代的『理性』的人，也不同於1990年代新寫實的『原生態』的人，或『慾望化』的人，而是『日常』化了的人。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依我看，近些年來，一些作品更加註重『個體的、世俗的、存在的』的人，並以『人的解放』、『人的發展』作為『靈魂重鑄』的內在前提和基礎。」(18)諸如：張潔的《無字》是有意繞開宏大敘述，有意在生活細節中體味真實人生，用生命血淚體驗人生的個人化作品，表面上是女性的私人生活史，實際上是民族的心靈史；王蒙的《青狐》寫一個「老是趕不到點上」的女人的近乎極限的細微的人生體驗，《尷尬風流》是一部天問無解，風流自適之作，這些作品中蘊含了遠遠超出女人私生活的日常人生價值關懷點；《我的丁一之旅》探討愛情哲學，《外省書》寫精神救贖，《中國：1957》寫苦難中的升華，《遠去的驛站》寫家族文化背景下現代知識分子的沉浮，《解密》、《隱秘盛開》、《紮根》、《把綿羊和山羊分開》、《抒情年代》、《愛人同志》、《命運峽谷》等都是以日常的眼光看見了人生的本來要素，發現了人心的發端和歸宿，發現了人的落腳點，發現了人本身。
林白《同心愛者不能分手》、《子彈穿過蘋果》、《晚安，舅舅》、《一個人的戰爭》等作品，陳染《與往事乾杯》、《私人生活》等「私人化寫作」或「慾望化寫作」的文本展示著幾乎「純粹」的個人世界。有意義的是：這些個人的空間和場景，一是與「人類」、「國家」、「集體」、「民族」、「人民」、「大眾」等宏大意向無關，二是與「啟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