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革」結束到新世紀以來的今天，中國文學從逐漸復甦、尋找自我，到吸納域外文化，強化自我，再到融入市場，調整自我，走過了近三十年挑戰與應戰交互作用的壯闊歷程。這三十年，從物質世界到精神世界到藝術世界，皆發生了夢幻般的巨變，用翻天覆地、淪海桑田形容並不為過。就文學而言，這三十年是不斷受到來自政治——意識形態的，經濟——市場化的，文化——媒體化、高科技化的影響的三十年，涌動過數不清的作品、口號、現象、思潮和論爭，不但其時代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不斷轉換，文學舞台上的主角也在不停地變幻，它是五光十色的，又是充滿曲折和起伏的。但大體趨勢卻是，從狹窄走向了開闊，從單一走向了多元，從本土走向了世界。
事實上，情況已複雜到很難釐清、概括和命名的程度。具體劃分，這三十年就思想文化背景而言，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經歷了三種相互聯繫又有所區別的文化語境：
第一個階段在1970年代末到整個1980年代，文學的啟蒙話語與政治的撥亂反正以及思想解放運動，在相當時間保持了同步共進的關係；文學以恢複現實主義傳統為中心，知識分子的精英意識萌動，找到了代言人的感覺，文學反對瞞和騙，呼喚真實地、大膽地、深入地看取生活並寫出它的血和肉的「說真話」精神。1980年代中後期，西方現代哲學和文學被大量譯介進來，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碰撞激蕩，使現實主義的獨尊地位有所動搖，出現了多元發展的新局面。
第二個階段在1990年代，市場經濟和商品化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席捲而來，中國社會的精神生態趨向物質化和實利化，思想啟蒙的聲音在文學中日漸衰弱和邊緣，小說和詩大多走向了解構與逍遙之途，走向了世俗化的自然經驗陳述和個人化的敘述。與之相伴，一個大眾文化高漲的時期來到了。
第三個階段是在2000年前後至今，一切正在展開中：全球化，高科技化，市場化，城市化，網路化成為它的重要特徵，尤其是網路，被稱為「第四媒體」，其無所不在的能量，大大改變了世界的時空觀和人的存在狀態以及思維模式，也大大地改變了文學的生產機制和傳播方式。作為變動不居的人文背景，它們實際上潛在地影響並滲透到了文學的方方面面，比如題材選擇的傾向，主題的演進，思潮的焦點轉換，價值的取向，話語的方式，以及敘事能量等等。那麼，我們還有沒有可能，面對新的歷史語境，站在新的立足點上，進行一些大的思考，比如：我們走過了一條怎樣的路？三十年來中國文學的基本精神是什麼？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互動與關聯如何？三十年中國文學在文體方面的演變是怎樣的軌跡？審視三十年文學的審美經驗有什麼樣的發現與收穫？等等。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了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掀開了思想解放運動的序幕。按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幾近常識，不證自明，難道還有不需要實踐檢驗的真理嗎？然而，這個問題之所以在中國變得那麼複雜，成了一個需要費極大氣力反覆論證的論題，是無法離開具體的中國國情和政治文化的實際。就我的親身經歷看，當年秋天，1978年9月2日，《文藝報》在北京和平賓館九樓集會，為《班主任》《傷痕》《神聖的使命》等一大批寫傷痕的短篇小說吶喊助威，這一舉動震動了全國文學界。那天，剛跨進文藝報不久的我被分配擔任記錄，整整一天，筆不停揮，手都記酸疼了，卻渾然不覺。那時還沒有便捷的錄音設備。會後，由我和閆綱師兄共同整理了八千字的會議紀要，以「本報記者」名義，以《短篇小說的新氣象、新突破》為題發表了。這篇報道至今被一些文學史著作作為資料引用。到了這一年的12月5號，在新僑賓館，一個影響更大的會議召開了，那就是由《文藝報》和《文學評論》聯合召開的為一大批「毒草」平反的會，涉及作品極多，從《保衛延安》《劉志丹》到《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在橋樑工地上》等等，不勝枚舉。又過了十幾天，12月18日至22日，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回顧那個年頭，那些日子，作為小人物的我，也有一種溶入歷史、創造歷史的奇特的緊張興奮感，好像能聽到自己的心跳聲與歷史的解凍聲在一起共震。那時，百廢待興，頭緒紛繁，上面顧不上文學，並沒有什麼具體指令，在文藝報社，有些波及全國性的會議的動議，竟是大家七嘴八舌聊出來的，當然與馮牧、孔羅蓀二位主編的決斷是分不開的。這個年頭，對文學界來說，五四文學傳統開始復甦了，作家作為人民群眾代言人的身份重新得到確認了，知識分子的精英意識也慢慢抬頭了，文學創作向著現實主義傳統回歸了。
三十年後的2008年，歷史似乎註定了要讓這一年最為艱辛悲壯同時最為揚眉吐氣，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奧運會，是對中華民族承受能力和創新能力的巨大考驗，世界看中國，中國看世界，中國為世界演奏了一曲無與倫比的偉大樂章。但就文學來說，一切卻顯得很平常，並無大事發生。我只是注意到一個細節：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正在世界範圍尋覓一位作家，來領取當年的獎金與榮譽。這項殊榮最終被法國作家勒.克萊齊奧獲得了。對此，中國文人的心緒也許是複雜的(世界其它地區的文人大概也一樣)。有人說他只是一個三流作家，也有人說諾貝爾文學獎的神秘感正在散失，還有人進而認為，整個世界都進入了去權威化，去中心化，趣味分散化的時代，傳統意義上的「文學大師」已經不大可能再產生了。事實上，近些年裡，中國讀者都希望有中國籍的漢語寫作者躋身此列，希圖中國文學在世界範圍影響越來越大。這也是近三十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政治、文化長足發展所必然產生的一種力圖融入世界的健康的開放的心理。如果說，三十年前我們總是習慣於站在中國本土的範圍來審視自身的文學的話，那麼在今天，我們已經逐漸學習站在世界文學的背景下，或者說站在人類文明和世界文學的大視野下來盤點中國近三十年文學了。這種歷史性的進步是顯而易見的。因為自「五四」以來，中國文學的大傳統就在尋覓與世界文學大傳統的匯流，無論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現實主義的開放化，抑或先鋒文學的左衝右突，還是近年來中國作家不斷在國外獲獎，中國文學社團與整個世界文學交流活動的日益頻繁，都在說明，文學的語境早已不是單純中國化的，而是世界化的了。
在這裡，我想從「思想靈魂主線」、「藝術探索精神」和「與世界文學的關聯」三個方面，來看一看這三十年文學的精神和變化。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能夠代表三十年文學發展狀況的三個方面。
這三十年，中國文學有沒有貫穿性的思想靈魂的主線索？或者說，有沒有它的主潮？有人認為無主潮，無主題，我卻認為主潮還是存在的。在我看來，尋找人，發現人，肯定人就是貫穿性的主線。這是從哲學精神上來看的。若從文學的感性形態和社會形態來看，就是對民族靈魂的發現與重鑄。
1980年，一首《中國，我的鑰匙丟了》讓所有中國青年為之動容。「那是十多年前/我沿著紅色大街瘋狂地奔跑」，說的不就是剛過去的十年浩劫嗎？「紅色大街」、「瘋狂」都是那個時代的特徵，但是，「我」心靈的鑰匙丟了。這就是那個時代中國人的普遍的精神狀況。詩人敏銳地道出了這種存在，並且「在這廣大的田野上行走/我沿著心靈的足跡尋找/那一切丟失了的/我都在認真思考」。這裡，揭示一個時代存在的現狀還不夠，還需要尋找新的價值，還需要新的構建。
不獨在詩歌，更在傷痕、反思、尋根小說和先鋒小說里，作家們已經自覺或不自覺地進入生存的深處，人性的敏感處，歷史的內臟，在尋找著「人」。與之相伴隨的是，關於人性，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大討論。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一個人性、人的權利、人的尊嚴被不斷重新提起和研詰的時代。弗洛伊德、叔本華、尼采、弗洛姆、海德格爾、薩特、本雅明的思想被譯介，它們在中國文學的殿堂里喧嘩回蕩。王蒙、張賢亮、莫言、賈平凹、韓少功、李銳、蘇童、殘雪、王小波們的一些中短篇小說，將我們帶入一個與以往不同的文學世界，人性的複雜性在最低的生存中被打開，人與性的關係、人與歷史的關係，以一種緊張的甚至魔幻化的形態呈現出來。
不同時期的文學，對生命根本問題的思考變異極大，比如八十年代的文學中愛情就是一個超越其本身意義的大主題，是尋找「人」和發現「人」的一個重要場合。關於愛情，不同時期的文學作品體現了不同時代的理解和表現。知青文學、尋根文學在表現男女之間的愛情時，實際上是在尋找一種與傳統的中國倫理不同的新倫理。這種倫理首先就是崇尚愛情本身的價值。在中國的傳統倫理中，只存在婚姻，不存在愛情。從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到王安憶的《小城之戀》，鐵凝的《玫瑰門》，王朔的《愛你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