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在門口台階上，放下手提箱，摸索著鑰匙。把門打開時，他回想起蒙特是如何站在那裡盯著自己的，那兩隻顏色極淡的藍眼睛審慎而篤定。想到蒙特是戴爾特的學生，就感覺古怪。蒙特延續著訓練有素的傭兵那種穩定性——有效率，有目標，有局限。他的技法沒有什麼是原創的：無論在哪方面他都對導師亦步亦趨。這就好比說，戴爾特極具才情與富於想像的招數已被壓縮成一本手冊，蒙特用心去學習，能添加的只有他自己那些暴行的成色。
史邁利謹慎地不留轉寄地址，於是門墊上摞了一堆信件。他把它們拾起來，放到門廳的桌子上，把房裡的門全都打開，然後他眯著眼睛在鏡子里打量自己，看到自己臉上掛著一副疑惑、迷失的神情。房子對他而言變陌生了，又冷又臭。他慢慢地從一個房間挪到另一個房間，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生活已經變得何等虛空。
他尋找火柴去點煤氣取暖爐，但一根也找不到。他坐在會客廳的扶手椅上，眼光流連於書架以及自己在旅途中收集回來的零星物件上。從安恩離開他的時候開始，他努力地將她所有的痕迹清除掉。他甚至把她的書給扔了。但漸漸地，他允許自己為一些連接二人生活的遺留象徵尋找託詞，比如密友所送的結婚禮物意義非凡，不好拿掉。其中有一樣是彼得·吉勒姆送的華多 式素描，還有一樣是斯蒂德·阿斯普雷送的德累斯頓群塑。
他從椅子上起身，往角落那個放著群塑的小櫥走去。他喜歡欣賞這些塑像的美感，一個小小的洛可可式妓女穿著牧羊女的衣服，手伸向那個可愛的情人，小臉卻把目光投射在另一人身上。他在這尊精巧完美的工藝品前感覺相形見絀，就如同當年他第一次震驚眾人地抱得美人歸時站在安恩面前的觸動一樣。不知怎地，這些小塑像能夠使他得到寬慰：指望安恩忠貞不二就跟把這小牧羊女保存在玻璃盒子里一樣枉費心機。斯蒂德·阿斯普雷戰前在德累斯頓買了這組塑像，那可是他收藏品中的珍品，但他卻拱手割愛。也許他猜測終有一天，史邁利或許能用得上它們傳遞出來的簡單哲學。
德累斯頓，在德國眾多城市當中，史邁利最愛它。他鐘愛那裡的建築，那些古怪雜亂的中世紀古典樓房，有時候能讓人聯想到牛津，那些穹頂樓、堡壘、尖塔，那些在烈日下閃耀的銅綠色屋頂。德累斯頓意為「森林居民的城鎮」，正是在那兒，波西米亞的瓦茨拉夫國王把禮物和優待贈予游吟詩人。史邁利記得最後一次在那裡的場景，他是去拜訪一位大學時的故人，他在英國認識的一名語言學教授。正是在這趟拜訪中，他見到戴爾特·弗雷在監獄院子里艱難行走。他看到戴爾特依然身形高大，表情憤怒，剃乾淨的頭使他變得面目猙獰，從某種意義上講，對他這號大人物，這小監獄顯得促狹了。他記得德累斯頓是艾爾薩的出生地。他記得在部門裡瀏覽過她的詳細介紹：艾爾薩娘家姓 弗雷曼，她1917年生於德國德累斯頓，父母為德國人；在德累斯頓受過教育；1938至1945年入獄。他試圖把她置放到她家鄉的背景中，這個顯貴的猶太家庭曾有一段時間生活在屈辱與迫害當中。「我夢想有一頭金髮，他們就把我的頭髮給剃了。」他以驚人的準確度理解了為什麼她會染髮。她本可能有機會跟這個牧羊女一樣，胸部豐滿，姿色秀美。但這副身軀業已被飢餓摧殘，因此脆弱而醜陋，如同小鳥屍骸一般。
他能夠想像她在那個可怕的夜晚，發現謀殺自己丈夫的兇手就站在屍體邊上的場景；聽見她呼吸困難，哭著解釋為什麼芬南會跟史邁利出現在公園裡。而蒙特無動於衷，只是辯解、勸說、威逼，到頭來再一次違背她的意願，讓她合謀參與到這起極其嚇人而又毫無必要的犯罪中去，把她拖到電話旁，迫使她給劇院打電話，然後離開，最後讓她獨自一人受盡折磨、心力交瘁地應付隨之而來的調查，甚至還要她在簽有芬南名字的紙上打出偽造的自殺遺書。這慘無人道得令人難以置信，他又給自己補充了一條，對蒙特而言，這是一場不可思議的冒險。
她頭腦冷靜，當然，在之前她就已經證明自己作為同謀是相當可靠的，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間諜技術方面，她比芬南還要技高一籌。而且，上天才曉得作為一個女人，經歷過這樣的一夜之後，她怎樣才能在他們第一次碰面時表現得如此令人慨嘆。
當他站在那裡端詳小牧羊女不停地平衡著她那兩名仰慕者時，他冷靜地意識到對於塞繆爾·芬南這個案件，還有另一個頗為與眾不同的解決辦法，這個解決辦法吻合事情的每一個細節，可以理順芬南性格表面令人難以參透的矛盾性。這番領悟作為一種純粹的學術性實踐而展開，與人的個性無關；史邁利像拼圖一樣調動角色，躊躇不決地編派他們，以便契合已有事實的複雜框架——其後，就在那麼一瞬間，圖案忽地重新組合出來，讓人確信這不再是一場遊戲。
史邁利心跳加速，越來越感到震驚，他不斷向自己複述整個故事，根據自己的探索發現，重現著情景與事件。現在他弄明白了為什麼蒙特那天要離開英國，為什麼芬南只選取那麼點兒有價值的情報給戴爾特，為什麼會要求八點半打電話過來，還有為什麼他妻子能夠躲過蒙特早有預謀的暴行。到最後，他知道是誰寫了那封匿名信。他看清楚自己是怎麼被情感愚弄，怎麼被思想的力量牽著而誤入歧途。
他走到電話那邊，撥了曼德爾的號碼。一跟他說完，他就立馬給彼得·吉勒姆打過去。隨後他戴上帽子，穿好外套，轉過街角走到斯隆廣場。在彼得·瓊斯商店附近的一個小報刊店，他買了一張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明信片。他去了地鐵站，一路向北，在海格特出站。他在郵政總局買了一枚郵票，用西文大寫字母生硬地寫好艾爾薩·芬南的地址。在內容欄他用尖利的普通字體寫下：「真希望你在這兒。」
他把明信片寄出去，記下時間，然後返回斯隆廣場。除此之外，沒有什麼是他能做的了。
那天晚上，他睡得非常沉實。第二天是星期六，他起了個大早，到街角買了羊角麵包和咖啡豆。他煮了很多咖啡，然後坐在廚房裡，一邊閱讀《泰晤士報》，一邊吃早餐。他感覺出奇平靜，當電話鈴終於響起的時候，他仔細地疊好報紙，然後才上樓接聽。
「喬治，我是彼得」——聲音很急迫，幾乎是洋洋得意的，「喬治，她上鉤了，我發誓她上鉤了。」
「發生什麼事兒了？」
「明信片八點三十五分準時到。九點半她就迅速下來，穿好靴子，匆匆出發。她直接去了火車站，趕上九點五十二分的車去維多利亞。我讓曼德爾先上火車，我隨後開車趕過去，但最後我沒趕上這趟火車。」
「你到時怎麼再跟曼德爾取得聯繫？」
「我把格羅夫納酒店的號碼給他了，我現在就住那兒。他一有機會就會給我電話的，到時我就到他那兒去會合。」
「彼得，這事兒你得悠著點啊。」
「悠得跟風一樣，小子。我覺得她正在失去理智，就跟格雷伊獵犬一樣跑著。」
史邁利掛斷電話。他拿起《泰晤士報》，開始研究劇院專欄。他肯定是對的……他肯定是。
在此之後，上午的時間過得如此緩慢，讓人抓狂。有時候他就站在窗邊，雙手插在褲兜里，看著肯辛頓的長腿姑娘和身穿淡藍套衫的俊秀青年去購物，或者看人們在屋前艱辛但歡快地洗車，接著慢慢走開去談論汽車店，再過一段時間，大家便自覺地出發，去喝周末的第一品脫酒。
最後，經過漫長的等候，大門的門鈴終於響了，曼德爾和吉勒姆進了屋，開心地咧著嘴笑，儘管早已餓得前胸貼後背。
「魚鉤，釣線，還有鉛錘，」吉勒姆說，「還是讓曼德爾跟你說吧——大部分苦活都是他做的。我只是上去補一刀而已。」
曼德爾嚴密、精確地詳細敘述了他的經歷，同時一直盯著身前幾呎處的地面看著，他那精瘦的頭輕微地側向一邊。
「她趕上九點五十二分的車去維多利亞。我在火車上一直把她看得死死的，當她通過出口時追上了她。然後她打車去了哈默史密斯。」
「打車？」史邁利插了一句。「她腦子肯定進水了。」
「她慌了。總之，作為一個女人，她走得已經夠快了，但她幾乎還是跑著下了月台。出到公路上，往謝里登劇院走。想要推門找售票處，但他們已經關門了。她猶豫了下，往回走到離這條路僅有一百碼的咖啡館。要了咖啡，第一時間付了錢。四十分鐘過後，她又回到謝里登。售票處開了，我躲在她身後排隊。她買了兩張下周四的正廳後排票，T排27和28號。出了劇院，她把一張票放進信封，封好口，然後寄了出去。我看不到地址，但信封上貼的是6便士的郵票。」
史邁利坐得非常鎮定。「我想知道，」他說，「我想知道他會不會來。」
「我在謝里登追上曼德爾，」吉勒姆說，「他看到她進咖啡館就給我打了電話。然後他就一路跟著她。」
「當時我想去喝杯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