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特雷弗·斯通說，「我太太參加貝肯山薩默塞特俱樂部一個派對後開車回家。你們知道那地方嗎？」
「我們所有宴會都在那裡舉辦。」安琪說。
「是嗎？總之，她的車子拋錨。她打電話來的時候，我正要離開市中心辦公室，於是我去接她。稀奇。」
「什麼？」我說。
他眨眨眼。「我只是想到我們這麼做多難得。我是說一起開車。這種事變成我專心事業的犧牲品。像並肩坐在同一部車裡二十分鐘這麼簡單的事，我們一年能做六次就算幸運了。」
「後來呢？」安琪說。
他清清喉嚨。「下杜賓橋的時候，一輛車企圖把我們擠出道路。劫車，我想是這種案子的名稱。我剛買下這輛美洲虎XKE不久，當然不肯輕易讓一群惡棍搶走，他們別以為看上什麼東西，那東西就屬於他們。所以……」
他凝視窗外片刻，我只能假設，他迷失在那個混雜金屬摩擦、引擎旋轉氣味的黑夜中。
「我的車子翻到駕駛座那一邊。我太太伊內茲不停尖叫。我後來才知道，她的脊椎當場撞碎。劫車犯氣壞了，因為我毀了他們以為已經屬於他們的車子。我拚命保持清醒，眼睜睜看著他們開槍打死伊內茲。他們不斷對車子開槍，三顆子彈落到我身上。怪的是，雖然一顆打到我下顎，但沒有一顆造成重傷。然後三個匪徒花了點時間想放火燒車，但他們始終沒想到戳破油箱的辦法。過了一會兒，他們不耐煩，走了。我躺在那裡，身上有三彈子彈，骨頭斷了幾根，我太太死在我旁邊。」
我們離開書房，留下青面和不倒翁，腳步不穩地走進特雷弗·斯通的休閑室或男士客廳，或不管你怎麼稱呼一間飛機棚大小，內有英式、美式撞球桌各一張，櫻桃木襯底的飛鏢靶，撲克牌桌，角落裡還有一個小型高爾夫球推桿果嶺的房間。房間東邊沿牆一排桃花心木吧台，上面懸掛的酒杯足夠讓肯尼迪家族連開一個月派對。
特雷弗·斯通倒了兩指寬的單一麥芽威士忌到他的酒杯，作勢要倒一杯給我，又要倒給安琪，我們兩人都拒絕。
「作案的男人——其實是男孩——很快被起訴和定罪，判了終身監禁永不得假釋，最近開始在諾福克監獄服刑，我猜，這已經是最接近正義的結果了。我女兒和我葬了伊內茲，除了悲痛，事情應該到此為止。」
「但是……」安琪說。
「當醫生開刀取出我下顎的子彈時，他們懷疑我有癌症。進一步檢查後，在我的淋巴結里找到。他們預期接下來會蔓延到我的小腸和大腸。我相信，要不了多久，他們就會割到沒東西可割。」
「多久？」我說。
「六個月。那是醫生的看法。我的身體告訴我只剩五個月。無論如何，我已經度過人生最後一個秋天了。」
他旋轉椅子，再度眺望窗外海景。我順著他的視線，注意到一彎弧形礁石橫跨海灣。礁石尖端分叉，像龍蝦鉗子一樣向外刺出，我的目光移回礁石中段，直到我認出一個熟悉的燈塔。特雷弗·斯通的房子坐落在大理石首峽中央一個懸崖上，位於波士頓北岸鋸齒狀的風景區，這兒一棟房子的要價只比大多數城鎮買下整個鎮便宜一點點。
「悲痛，」他說，「會吃人。它啃噬你，不論你醒著或睡著，不論你反不反抗。很像癌症。一天早上你醒來，發現所有其他情緒——喜悅、嫉妒、貪婪，甚至愛——統統被它吞沒。只剩你一人孤伶伶和悲痛作伴，赤裸裸面對它。它佔有你。」
他杯中冰塊喀嚓作響，他低頭看冰塊。
「不必如此。」安琪說。
他轉身，撇著變形蟲般的嘴對她微笑。慘白的嘴唇在腐朽的肌膚和粉碎的顎骨上顫抖，微笑消失。
「你了解悲痛，」他柔聲說，「我知道。你失去丈夫。五個月前，是嗎？」
「前夫。」她說，眼睛看地板。「是。」
我伸手過去握她的手，但她搖頭，把手擱在腿上。
「我讀過所有的新聞報道，」他說，「我還讀了那本寫得很爛的『真實犯罪』小說。你們兩個跟魔鬼作戰。而且打贏了。」
「只打成平手，」我說，清清喉嚨，「相信我。」
「也許，」他說，冷峻的綠眼在搜索我的眼睛，「對你們兩個來說是平手。但想想你們救了多少未來可能遭他們魔手的受害人。」
「斯通先生，」安琪說，「恕我直言，請不要跟我們談這件事。」
「為什麼？」
她抬起頭。「因為你什麼都不知道，講的話像白痴。」
他的手指輕撫拐杖頭，然後欠身用另一隻手碰碰她的膝蓋。「你對。請原諒我。」
她終於露出笑容，自菲爾死後，我還沒見過她對任何人這樣微笑過。彷彿她和特雷弗·斯通是多年老友，彷彿他們兩人都住在光明與慈悲照不到的地方。
「我孤單。」一個月前安琪對我說。
「不，你不孤單。」
她躺在我們搬來扔在我家客廳地板的床墊上。她自己的床，和她大部分的衣物，還留在霍伊街她的屋子裡，因為她無法踏進傑瑞·格林對她開槍，伊凡卓·阿魯賀在廚房地板上流血至死的地方。
「你不孤單。」我說，伸出雙臂從她背後摟住她。
「是的，我孤單。你所有的擁抱、所有的愛都不能改變這一點。」
安琪說：「斯通先生——」
「請叫我特雷弗。」
「斯通先生，」她說，「我同情你的悲痛。真的。但你綁架我們。你——」
「不是我的悲痛，」他說，「不，不。我談的不是我的悲痛。」
「那是誰的？」我說。
「我女兒。黛絲麗。」
黛絲麗。他念她的名字像念祈禱文的詠嘆句。
打開燈光後，他的書房是一座奉祀她的聖壇。
剛才在這裡我只看到影子，現在我面對一個女人從小到大幾乎人生每一階段的相片和畫像，從嬰兒快照，到小學、中學校刊照，到大學畢業照。陳舊和顯然隨手亂拍的拍立得相片，鑲了簇新的柚木相框。一張生活照中有她和一位明顯是她母親的婦人，看樣子是在後院烤肉時拍的，因為兩個女人站在煤氣烤肉架前，手上拿著紙盤，沒有一人看鏡頭。那是一個無關緊要的時刻，相片邊緣模糊不清，拍攝時沒考慮到太陽斜掛在她們左邊，對鏡頭拋下陰影。除非刻意擺進相簿，這種相片你一定會忘記。可是在特雷弗·斯通的書房，鑲在純銀的相框里，架在纖細的象牙台座上，它似乎被奉若神明。
黛絲麗·斯通是一個美麗的女人。從幾張照片可以看出，她母親大概是拉丁裔，女兒遺傳了母親茂密、蜂蜜色澤的頭髮，線條優雅的下巴和頸子，輪廓鮮明的骨架和纖細的鼻子，皮膚似乎永遠浴在夕陽餘暉中。從父親那邊，黛絲麗遺傳到翠綠的眼眸和豐滿、堅毅的嘴唇。基因影響的對稱性，在特雷弗·斯通書桌上的一張照片最為傳神。黛絲麗站在父母中間，穿戴畢業典禮的紫色帽子和袍子，背景是韋斯利女子學院主校區。她的手臂摟著父母的脖子，把他們的臉拉近她。三人都在微笑，似乎洋溢著富裕與健康，母親嬌柔細緻的美貌，父親大權在握的氣質，似乎在女兒臉上相遇、結合。
「出事前兩個月拍的。」特雷弗·斯通說。他拿起照片端詳片刻，毀損的下半部臉一陣痙攣，我猜那代表微笑。他把相片放回桌上，看著我們在他面前坐下。「你們哪位認識一個叫傑·貝克的私家偵探？」
「我們認識傑。」我說。
「在哈姆林與科爾偵探社工作。」安琪說。
「對。你們覺得他怎樣？」
「專業上嗎？」特雷弗·斯通聳肩。
「他非常擅長他的工作，」安琪說，「哈姆林與科爾只雇最優秀的人。」
他點頭。「我知道幾年前他們曾經提議買下你們的偵探社，只要你們願意替他們工作。」
「你從哪兒聽來的？」我說。
「是真的，不是嗎？」
我點頭。
「據我所知，他們出了一個很慷慨的價錢。你們為什麼拒絕？」
「斯通先生，」安琪說，「萬一你還沒注意到，我們不是穿西裝打領帶開董事會的料。」
「但傑·貝克是？」
我點頭。「他以前在聯邦調查局做過幾年，後來發現他更喜歡民間企業的收入。他喜歡好餐廳、好衣服、好公寓之類的東西。他穿西裝很好看。」
「而且就像你說的，他是好偵探。」
「非常好，」安琪說，「他是幫助揭發波士頓聯邦銀行和犯罪集團勾結的人。」
「是，我知道。你們猜是誰雇他的？」
「你。」我說。
「和其他幾個重要商人，他們在1988年房地產市場開始崩垮，儲蓄信貸銀行爆發危機時損失了一些錢。」
「既然你以前用過他，何必問我們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