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is the cow with the crumpled horn，
That tossed the dog，
That worried the cat，
That chased the rat，
That ate the malt，
That lay in the house that Jack built.
（這是那頭頂過使那追捕吃了在傑克造的小屋裡躺著的麥穗的老鼠的貓擔驚受怕的那條狗的曲角母牛。）
「下一種可能：血跡不屬於丈夫，且沒有人當場死亡。」，杜拉斯一邊說著，一邊開始記錄，「很容易就能想到替換被害人的情況——丈夫想讓妻子認為他死了，於是演了出好戲給妻子看。」，他馬上提出了一種可能，「羊頭祭司實際上是丈夫：他穿了袍子帶著包臉的面具，妻子看不出他是誰。而他找了個朋友來幫他頂罪。他在裝模作樣地做彌撒時可以故意跪下、面朝著牆。這時候可以讓他說一些引起妻子恐慌的話語——她絕對會誤認為是跪在那裡的人說的：那人也被蒙了頭套，只是穿了丈夫的睡衣。」
「另一種可能：他確實想要殺死跪在那裡的人。」，伊莎貝拉補充道，「為此他還得學少許泥瓦匠的功夫：正如我們剛剛討論的一樣——他殺了那人，同時藏了他的血跡。不論是地毯還是地磚，警方都會按妻子的口供，認為死的、或者失蹤的是他自己。」
「甚至可能是這樣：丈夫先是矇騙了那個可憐人，讓他自己給自己做了不在場證明。然後，在用假血演戲之後——這樣地板上當然就不會再有魯米那反應——又在和他共同慶祝的時候將他殺死。他可以用一些常見的替換身份法來完成這件事：因為他已經死了，擁有十分充裕的時間。」，她想了想，又補充道，「這是電影中的手法：脖子前側安置一套擬真的樹脂模型，這『粗脖子』中間藏有一根管子，管子最上端呈壓平了的漏斗狀，下端則連著一個假血包。手持利刃的演員將樹脂割開，『被害者』同時用手擠壓血包，漂亮的『鮮血』就會噴濺而出。表演者們需要預先調整好液體的顏色和濃度，以讓它看上去更令專業人士滿意：這樣說來，妻子最好不要設置成某個診所里的護士。」
「既然你都提到了診所護士。我想，是時候再追加一些限定了。」，杜拉斯一邊記錄一邊說著，「這樣，關於動機和手法就可以給出更為具體又有趣的假設了。」
他抽出了一張稿紙，讀起上面的內容來：
「丈夫是一個小外科診所的所長。因為前年夏天那場奪去了三位福利院老人生命的醫療事故，診所被判支付高額的賠償金。所長為此向銀行借了數額龐大的款子，並被迫變賣了房產，搬進50平米的小屋，生活變得異常拮据。」
「哈，蹦進我腦袋的第一個詞就是『保險金詐騙』。」，伊莎貝拉笑了起來，「貧窮、借債、抱怨、死亡……這裡面藏著很多動機呢！等等：你說他是外科醫生，對么？」
「他是診所所長。」，杜拉斯停筆片刻，笑得意味深長。
「你暗指他是外科醫生：小診所的所長，又是外科——這明顯是有目的的。」，伊莎貝拉接納了他言語中的暗示，接著說道，「那他就有可能保藏自己的血液，創造出更神奇的情況來！」
「嗯，他可以在他願意的地方製造一個血量遠超過致命量的血泊，讓別人認為他絕對已死：丈夫分期抽取自己的血液，並將他們逐次集中。假設警方常用的是魯米那法——這方法只是對血紅蛋白的檢驗——這樣一來，因為現場取證通常是取血泊正中位置的血，犯人大可以在那裡放上最新鮮的血液，已讓出現檢驗偏差的可能降到最小：結論明顯的案件，警方不會有耐心做完全套的血型鑒定的。」
「這已經不是在討論血泊消失詭計了吧？」，伊莎貝拉問道，「你好像是走題了。要麼他在卧室地板上先堆積足夠的血，然後再費力將它們除掉：那樣用過量的血便毫無必要；要麼他沒在第一現場做這件事，只是用這個方法向警方宣布『所長必死無疑』：這也只能和某種處理現場血泊的方式結合使用——杜拉斯先生，多此一舉的犯人和走題的作者我可都不喜歡。」
「這是『血泊不消失詭計』，完全逆轉思路的情況。」，杜拉斯對小姐的指責並不在意，「這是值得參考的特例：我願意將這種也歸納進去。」
他又開始寫了起來。
「雖然和前提不一致，不過還是——如您所願。」，小姐聳聳肩，「反正，用假血的情況還有一種：就是讓證人失信。」
「讓警方認為證人在撒謊，進而陷害證人。」，杜拉斯點頭，「我親愛的小姐，你的話語啟發了我：這是高明的辦法——我現在可以整理出一種新的『不在第一現場設置過量真血』的情況了：不用親自動手，卻完全藉助法律來殺人。」，他得意地揮了揮手中的筆，「丈夫和共犯在偽造的第一現場，也就是卧室里，全部用假血表演。證人看到的：無論是地上的血泊，還是那『用從割斷的脖子口裡冒出的血寫成的符咒』——那些都是假的！他們用的不過是電影道具，且在證人失去意識之後，就被完完全全地清理乾淨了。隨後，丈夫在離家不遠的某個會在特定時間被人發現的地方留下一個稍微超過致死血量的、全部是自己鮮血的血泊，並且遺留『能夠證明血泊屬於失蹤者』及『能夠證明證人來過』的決定性證據。」
「不錯的辦法。」，伊莎貝拉稱讚道，「由於目擊者證言過於荒謬——羊頭祭司、撒旦符文、割喉獻祭……一旦現場毫無血痕，加上那設計過的『決定性證據』：證人很容易就會陷入十分不利的境地。」
「越不可思議越好——這會讓人聯想到那些因為過失殺人，又打算用精神疾病來搪塞過去的犯人們。」，杜拉斯答道，「本州也有因此而宣判死刑的例子：在醫生給出權威的『無任何精神疾病』證明之後。」
「等到判決結束，藏匿著的丈夫就可以再次露面：要麼回歸原有身份，打一場生者冤死、死者復生的保險金官司，幫著診所脫離困境；要麼滿足於大仇已報、私怨已了，改名換姓過起嶄新生活。」，小姐將話頭接下來，「當然，也可能不是丈夫陷害證人，而是其他人。比如：假設兩個醫生一同追求一位麗人，一個心愿得償，一個自始自終都令她討厭，於是由愛生恨。」，她又提出了一種可能，「兩個醫生是多年的朋友，身兼犯人的那位在半年多的時間裡策划了一次獻血陰謀；或者是趁著一次邀請給丈夫下了葯，存下了足夠完成詭計的血量。200cc足矣——為了報復，他大可以將老朋友的血在那個預定地方放到接近致命的邊緣，再在已經夠大的血泊中添上手頭存有的那些：這樣也可以防止丈夫隨意逃跑。在麗人被無情的法庭送上絞刑架之後，他又可以用替人還債為條件，逼迫丈夫對他的所為保持沉默——呵！愛一個人，又能有多深呢？自己得不到的，就要去毀滅；曾經珍視的，也可以隨意拋棄。嘖嘖……」
「這可不是莎翁的十四行詩——這是謀殺！」，杜拉斯抗議道，「況且，在我的設定中，他……也不是那樣的人。」，說到這裡，他遲疑了一下。
「某人的言行值得懷疑。」，伊莎貝拉的抒情雅緻被強行打斷，臉上滿是不快，「你要給出新的限定了么？除了丈夫的人品之外，我還很想知道犯人特意留下證人、不予殺害的動機：顯然，你的故事設定很容易讓人覺得是丈夫本人設下了一連串陰險的詭計：這是小說中用濫了的手法了。」
「現在可以聲明的是：是詭計，但不陰險。」，杜拉斯回應道，「是時候再加上些新的限定了。」
他用鉛筆在紙上重重地畫上了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