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的車停在莫斯科市內捷爾任斯克廣場對面一座裝飾累贅的樓前，此時是三十號下午一點。坐在副座的尤利·薩貝科中佐轉頭對森四郎他們說：「這兒就是聯邦國家保安人民委員會總部。接下來就交給這兒吧。」
今天，森四郎他們從烏克蘭的利沃夫起飛，經過三個半小時的飛行抵達了位於莫斯科舊城北邊的莫斯科中央機場。起飛前，薩貝科問森四郎他們到了莫斯科有什麼打算，格溫斯基說先去聯邦國家保安人民委員會接受調查。薩貝科認為這個回答「比較妥當」，還說要親自送他們去總部。
抵達中央機場後，森四郎他們擔心的秘密警察並沒有出現。也許就像格溫斯基說的那樣，蘇聯國內的通信狀態還是上世紀的水平。從飛機上走下來時，為了不引起周圍人的注意，森四郎只是輕輕地吐了一口氣。機場也沒有進行特別的入境審查。
有好幾輛公用車來迎接特使一行。接薩貝科的是一輛橄欖色軍車。薩貝科讓森四郎和格溫斯基坐在車的後面。這是十分鐘前的事。
格溫斯基看著NKGB的總部大樓，出人意料地對薩貝科說：「中佐，你不和我們一起去嗎？我還想請你說明怎麼救了我們。」
薩貝科有些猶豫：「我也去？」
「是啊。先把情況說清就得三個小時，不，得四個小時吧。有時間的話一起去吧。」
「時間……不太充裕。」
「中佐，那如果需要你作證再請你來，這樣行嗎？」
「那沒問題。」
「那就我們兩個先去說明情況。」格溫斯基看著森四郎，「沒關係吧，議長？」
「只好這樣了。」
薩貝科鬆了一口氣問：「調查完了怎麼辦？」
「和委員會商量著看吧。」
「有用得著我的地方別客氣。我在參謀總部，就說負責宣傳的薩貝科中佐他們就知道。」
森四郎說：「有麻煩會找你的。到時多關照。」
「話雖如此，在賭場認識中國共產黨還是有些驚訝。」他言語中有些懷疑。
森四郎故作嚴肅地說：「一切都是為了接近日本的法西斯分子。」
「你不是很適應那裡嗎？」
「論賭博的話，再沒有比中國人狂熱的民族了。」
「中國革命將近，我也賭一百盧布。」
「人們都確信此事，賭不大吧。」
薩貝科遞給森四郎一個本子，上面寫著電話號碼，應該是薩貝科在參謀總部的辦公室。森四郎接過來，道了謝。格溫斯基下了車，森四郎也跟著下來，關上了車門。
從蘇黎世走了兩天。總算是降落在了莫斯科，可還是覺得這件事有些不真實。行李也沒有，孑然一身。說不出來的心神不寧。薩貝科的車還沒開走，他坐在副座上和善地笑著，好像想確認森四郎他們會不會真的去NKGB總部。格溫斯基向車裡的薩貝科笑笑，然後對森四郎說：「走吧，我們要在這兒接受嚴格的調查。」
格溫斯基沒走正門，向大樓的右側走去。那邊有便門。森四郎也向薩貝科揮揮手，跟在格溫斯基後面。便門的微暗的門廳里左右各站一名衛兵。左邊有窗戶，下面的門關著，看來要進去必須得到窗口的許可。
格溫斯基問警衛兵：「能用一下廁所嗎？」
士兵轉過頭來。格溫斯基重複了一遍：「想用用廁所。」
士兵像是受到了侮辱，臉都紅了，瞪著格溫斯基，兇巴巴地說：「你知道這是哪兒嗎？」
「知道，聽說這兒的廁所很氣派。」
「來NKGB有什麼事嗎？」
「沒，沒什麼。」
「出去！這裡可不是公共廁所。」
「可是……」
「出去！還有那個男的！」
士兵抬起頭，拿起肩上挎著的帶有圓形彈匣的自動步槍。
格溫斯基舉起雙手向後退著說：「明白，明白，這就出去，別激動。」
士兵拿自動步槍對著他說：「出去，快點兒！」
格溫斯基打開門跑到了捷爾任斯克廣場上。森四郎跟在他後面。薩貝科的車已經不在廣場上了。格溫斯基頭也不回地背對著大樓走著。
森四郎追著他問：「也就是說我們在莫斯科自由了？。」
格溫斯基目視前方說：「目前是。」
「接下來怎麼辦？」
「去日本大使館吧。把情報傳達給大使或大使館的副軍官。」
「然後呢？」
「就在那兒告別吧。我去華沙。」
「我怎麼去巴黎？沒有換洗衣服，俄語也只是能聽懂幾句。」
「辦完事，慢慢考慮吧。」
他們從捷爾任斯克廣場拐到了同名的街上。拐彎時，格溫斯基總算放慢了腳步。
與伯爾尼和斯德哥爾摩相比，莫斯科的街道給人一種難以言喻的閑散的感覺。可能是因為斜射下來的微弱的夏日陽光，或者因為剛從戰時的貧困生活中解放出來。人們的穿著也很樸素。
剛才路過的大樓的牆上貼著很多海報。可以看出大半是為了戰爭中鼓舞士氣。有幾張是演唱會和集會召開的通知。森四郎忽然停下了腳步。格溫斯基也站住了看著森四郎。森四郎指著一張海報。上面印著一張巨幅照片，照片上的女人不自然地梳著日本髮式。
「這個女的，我好像認識。」
格溫斯基讀著海報上寫的西里爾字母：「歌劇《蝴蝶夫人》，女高音是奧路爾·芳子·小川。」
森四郎歡呼起來：「是小川芳子。她在巴黎學過聲樂。」
在柏林時還和田中路子提到了在莫斯科消失的她。格溫斯基問：「怎麼日本的女高音在莫斯科？」
「被戀人引誘，私奔到了莫斯科。」
「戀人是俄羅斯人嗎？」
「是日本人，歌劇導演。他相信莫斯科是社會主義劇的天國。」
「他們什麼時候來的莫斯科？」
「戰前，三六年的秋天吧。」心裡一算，森四郎有些驚訝，「已經是九年前的事了。」
「就是說他們是政治流亡？」
「應該是吧。」
格溫斯基端詳著小川芳子的照片，說：「她可真漂亮。」
「在巴黎很受歡迎呢。不止在日本人的圈子裡，在巴黎的社交界也很受歡迎。」
在巴黎時，有段時間森四郎還相當於是小川芳子的經紀人。她去莫斯科時自己也幫了忙。森四郎回想著當時的小川芳子，問格溫斯基：「《蝴蝶夫人》什麼時候演？要是今晚的話我們能去看看嗎？」
「這是上一季的海報，公演已經結束了。」
「去哪兒能聯繫上她呢？」
格溫斯基瀏覽著海報答道：「去國家大劇院問問吧，大概是國立歌劇團。」
「你能幫我打個電話嗎？好不容易來了莫斯科，想聽聽她的聲音。」
「反正要給大使館打電話，到時打。」
海報邊角上有一串像是電話號碼的數字，森四郎把它撕下來，裝進了兜里。走在標為列寧格勒大街的路上，發現了一家餐館。這家餐館叫烏茲別克。當然森四郎不認得西里爾字母，路名、店名都是格溫斯基告訴他的。
他們決定先進餐館制訂計畫。早上隨便吃了點兒，又沒有蘇聯貨幣。先吃午飯，再把格溫斯基帶的英鎊換成盧布。
坐下後，格溫斯基和服務員說好用英鎊換盧布。他們點了菜和保加利亞紅酒，兩個人話也不說埋頭吃著。吃完飯，在店裡薄薄的電話本上查日本大使館的電話，一下就找到了。沒查到日本海軍和陸軍軍官室的電話，可能是沒有獨立的辦公室吧。格溫斯基也對駐莫斯科的日本政府相關機構不了解。
森四郎問：「應該我來打電話吧？」
格溫斯基搖搖頭說：「蘇聯對日參戰近在眼前，日本大使館的電話可能被監聽。我先打，確認一下。」
「能知道有沒有被監聽嗎？」
「我一聽對方拿起聽筒時的聲音就知道。不過蘇聯可能在開發新的監聽技術。」
「在伯爾尼沒想到這一層。」
「結果引來了美國情報部。」
「因為當時把武官叫到了外面。今天只在電話上說怎麼樣？」
「他們不會信的，即使相信也會讓蘇聯方面知道情報泄露了。最壞的結果就是加緊對日參戰。連情報已經傳過去也不能讓他們知道。」
格溫斯基用餐館角落的公共電話打電話。森四郎把耳朵湊近電話。格溫斯基撥著號碼盤。響了兩聲後，那邊接起了電話。
對方說：「日本大使館。」
格溫斯基沒出聲，馬上把電話掛了。放好電話後，格溫斯基說：「果然被監聽了。直接去大使館吧。」
「去之前能不能給大劇院打個電話？」
格溫斯基狠狠瞪了森四郎一眼，卻也沒有拒絕他。打了三次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