翊坤宮於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建成，初名萬安宮，嘉靖十四年（1535年）改名翊坤宮。清沿明舊，沒再改名。翊坤宮的前殿，懸掛乾隆帝御筆匾額「懿恭婉順」，東壁懸掛張照書寫的《聖制昭容評詩讚》，西壁懸掛《昭容評詩圖》，後殿懸掛乾隆帝御筆匾額「懋端壼（kǔn）教」。翊坤宮「昭容評詩」典故，出自《舊唐書·后妃上》（卷五十五）和《新唐書·后妃上》（卷七十六）。故事說的是唐中宗昭容上官婉兒聰慧秀麗，文采卓異，在昆明池評論學士詞臣賦詩的文壇佳話。後上官婉兒在宮廷政變中被「斬於闕下」。儲秀宮「西陵教蠶」典故，出自《史記·五帝本紀》（卷一）：「皇帝居軒轅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嫘（léi）祖。」故事說的是嫘祖西陵氏教授婦女養蠶織布，被後世尊為先蠶氏，為歷代皇后舉行親蠶禮時所祭之神，其寓意是清宮后妃應重視農桑。明代翊坤宮主要是貴妃等居住，據《玉堂薈記》等書記載：萬曆帝鄭貴妃在此宮住過。明朝避諱不像清朝那樣嚴格。如明萬曆帝鄭貴妃居住的翊坤宮，其「翊」字就是萬曆帝「朱翊鈞」的「翊」字，內外所稱，恬不為怪。（《萬曆野獲編·門宮不避諱》）又如明人記載：今禁城北門名厚載門，即玄武門（清改名為神武門）也。但「厚」與「載」兩字都犯明帝字諱，「厚」字犯正德帝朱厚照，嘉靖帝朱厚熜的字諱，隆慶帝朱載垕「垕」字的音諱，「載」字也犯了隆慶帝朱載垕的字諱，但在明朝，上下通稱，並不避諱。
明朝有四大名妃：永樂帝權賢妃、成化帝萬貴妃、萬曆帝鄭貴妃和崇禎帝田貴妃，前已介紹權、萬、田三妃，下面介紹鄭貴妃。
鄭貴妃，大興（今北京市）人。萬曆初年入宮，封貴妃，生皇三子常洵，進皇貴妃。鄭貴妃成為名妃，同萬曆帝立太子相關。
這裡交代萬曆帝的八個兒子：王恭妃生皇長子常洛，鄭貴妃生皇三子福王常洵、皇四子沅王常治（一歲殤），周端妃生皇五子瑞王常浩，李貴妃生皇六子惠王常潤、皇七子桂王常瀛，另皇二子邠王常漵（一歲殤）和皇八子永思王常溥（二歲殤），《明史》稱此二皇子其「母氏無考」。
立太子事爭論的焦點是：立皇長子、王氏生的朱常洛為太子，還是立皇三子、鄭貴妃生的朱常洵為太子，二者只能有一，必須做出抉擇。
按照明制，應立皇長子為太子。但是，萬曆帝不喜歡朱常洛生母王恭妃，也不喜歡其長子常洛；他寵愛的是鄭貴妃，尤愛鄭貴妃所生的皇三子常洵。這樣，朝廷上下，宮廷內外，都懷疑鄭貴妃有立自己兒子常洵為太子的圖謀。萬曆帝處事優柔寡斷，患得患失，拖而不決。群臣奏爭立儲，章奏成百上千。但萬曆帝概置不理，拖而不定，一拖再拖，竟拖了二十八年。官員們有的猜測立朱常洛，有的猜測立朱常洵，兩派門戶大起，朝廷黨爭激烈。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立長子常洛為皇太子，而疑者仍未死心。這就產生所謂立儲的「國本」之爭。明朝的「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都同萬曆帝立儲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圍繞鄭貴妃和立太子之事，傳言不斷，妖書四起。比如，有一封匿名書，假託「鄭福成」——有人附會「鄭」指鄭貴妃，「福」指福王朱常洵，「成」指鄭貴妃與福王立儲冊後成功。還有解釋說：「鄭福成」者，謂鄭之福王當成也。大略說：「帝於東宮不得已而立，他日必易。其特用朱賡內閣者，實寓更易之義。」萬曆帝大怒，敕錦衣衛搜捕，後捉一人，處以極刑。大學士葉向高勸萬曆帝以靜處之，速命福王之藩，以息群言。後發生「梃擊案」。事情牽連鄭貴妃。鄭貴妃聞之，便對萬曆帝哭泣。萬曆帝說：「須自求太子。」鄭貴妃向太子號訴。貴妃拜，太子亦拜。萬曆帝又在慈寧宮太后几筵前召見群臣，令太子降諭禁株連，於是張差獄乃定。萬曆帝崩逝，遺命封鄭貴妃為皇后，禮部阻止。「移宮案」起，又傳言鄭貴妃要與李選侍同居乾清宮，陰謀垂簾聽政。崇禎三年（1630年）七月，鄭貴妃薨。（《明史·后妃傳》卷一百十四）鄭貴妃身經萬曆、泰昌、天啟、崇禎四朝，長達五十餘年。
明人記載一個故事：郊遊時見敕建寺宇，壯麗特甚，登殿禮佛，見供几上並列三位——中曰「當今皇帝萬歲景命」，左曰「坤寧宮萬歲景命」，右曰「翊坤宮萬歲景命」。翊坤宮就是鄭貴妃所住之宮。（《萬曆野獲編·郊寺保釐》）這件事情說明鄭貴妃當時在宮中的地位與影響。
萬曆帝、鄭貴妃與眾朝臣之間，圍繞著皇儲問題，喧鬧了二十多年，說明當時朝廷大臣有一定的話語權，也有政治的影響力，能在一定程度上牽制皇帝決策，自然也付出代價。萬曆帝是個優柔寡斷的人，猶猶豫豫，患得患失，拖而不決，決而不斷，致使萬曆帝與鄭貴妃、朝廷與百姓都受到巨大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