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早晨6點，我離開家，沿著街區走去。我用一把大學時就開始用的鑰匙打開門，進入我孩提時代的家。
歲月對這個住所並不友好，不過話乂說回來，當初它就沒有出現在花園洋房中（除非也許曾被當做「以前的」個別對比照片）。四年前我們換掉了粗毛地毯——藍白斑點的地毯顏色快褪沒了，線都露了出來。其實它是向我取代了——剪得很短的毛磨光了，成了辦公室那樣的灰色，這樣我父親的輪椅就可以自由地移動。此外一切照舊。擦得錚亮的邊桌上還擺放著一些拉多牌的瓷器小玩具，它們是很久以前遠涉重洋從西班牙運來的。假日小酒店風格的小提琴和植物果實油畫——我們沒有一個人有哪怕一點音樂細胞或者嗓音甜美——依然裝飾著漆成白色的木質格架。
壁爐架上方有一些照片，我總是逗留在那裡，凝視著妹妹斯泰西。我不知道我在尋找什麼。或許我知道（我在尋找線索，尋找預兆）。我在尋找這個年輕、脆弱、受到損害的女人的任何一點暗示：竟然從街上買回一枝槍，向我射擊，傷害我的女兒。
「馬克？」是媽媽。她知道我在幹什麼。「過來幫個忙，可以嗎？」
我點點頭，朝後面的卧室走過去。爸爸正在一樓睡覺，這比坐著輪椅想方設法爬樓梯容易些。我們給他穿上衣服，就好像給濕砂子穿衣服一樣。父親懶洋洋地左右晃悠著。他的體重有突然失重的趨勢。母親和我對此已習以為常，但這並不能使這個任務輕鬆些。
再見時，母親吻了我，嘴裡散發著淡淡而熟悉的薄荷香氣，夾雜著煙草的味道。我曾催促她戒煙，她不停地許願，但我知道這事永遠也做不到。我留意到她脖子的皮膚鬆鬆垮垮的，金項鏈幾乎嵌進了肉紋里。她俯身向前吻了父親的臉龐，嘴唇在上面多停留了好幾秒鐘。
「小心點，」她告誡我們。之後又重複一遍，她一直都這麼告誡我們。
我們上路了。我推著爸爸穿過火車站。我們住在一個有短途交通車輛的小鎮上。大多數時候，男人們，當然也有女人，都在排隊，身上穿著長大衣，一手拎著公文包，一手端著咖啡杯。聽起來讓人有些不可思議，但在9點到11點之前，這些人對我來說是英雄。他們一周五次乘坐那可惡的火車。他們乘車趕到霍伯肯，然後換車。火車把他們帶到紐約市。有人會奔向33大街，再換車去市中心。其他人會乘車去金融中心。它現在又開張了。為了自己愛著的人，他們每天都在作出犧牲，壓抑著自己的願望和夢想。
我口了以靠整形外科掙錢。這樣爸爸就能得到更好的照料。父母就可以搬到一個好地方去，雇一個全職保姆，找一個能迎合他們更多需求的地方。但是我沒有這樣做。我沒有靠更頻繁地在這條線路上旅行向他們提供幫助。坦白地說，這樣的工作會使我厭煩。因此我選擇從事一些更令人興奮的工作，做我喜歡做的事。因此，人們認為我是英雄，認為我是作出犧牲的人。說句實話，誰願意與窮人打交道？他們往往更自私。我們並不願意犧牲自己的需要。對我們而言，僅僅為養家糊口而工作並不是全部。養活我們愛著的人是次要的。我們需要的是個人的滿足感，即使犧牲家人的要求也在所不惜。現在，我看著那些穿長大衣的人麻木地登上開往新澤西的火車。雖然他們經常痛恨他們要去的地方，痛恨他們從事的職業，但終究還是得做。他們這樣做是為了照顧家庭，為了使配偶、兒女、可能（僅僅是可能）年高體弱的父母生活得更好。
因此，說句實話，我們之間誰應受到崇拜？
每周四，爸爸和我都是沿同一條路線散步。我們在圖書館後面的公園裡繞圈0公園裡的橄欖球場上人聲鼎沸，孩子們在那裡玩耍，此情此景似乎使父親非常舒心。我們停下來，深吸了兒口氣。我看了看左面。幾個健康的女人正在進行減肥慢跑，身上穿著薄如蟬翼的萊克拉彈性纖維紗。爸爸看上去非常安靜。我笑了。也許爸爸喜歡這個地方跟橄欖球沒什麼關係。
我不記得父親過去的樣子了。當我絞盡腦汁回想時，一幕幕像閃電一樣浮現在腦海中 個男人的朗朗笑聲，一個小男孩粘在他胳膊上，吊在半空中蕩來蕩去。我記得我曾深深地愛著他，我想我永遠都會這樣。
16年前，爸爸第二次中風時，說話變得極為吃力。斷斷續續地只能吐出隻言片語。他往往幾個小時，有時幾天一言不發。你會淡忘他的存在。沒有人真正知道他是否有理解能力，他是否患上了典型的「表達失語症」能夠理解但不能溝通——或者是更嚴重的什麼病症。
但是，我上高三時那個6月份炎熱的一天，父親突然伸出手，像鷹爪一樣抓住了我的袖子。當時我正準備出門參加一個晚會。倫尼正在門口等我。父親冷不丁地抓住我使我很掃興。我低頭看著他。他臉白如紙，脖子上青筋暴突，當時的情景把我嚇壞了。此後好幾年時間，他的這副表情經常出現在我的夢裡。我坐進他旁邊的椅子，他的手仍然緊緊抓住我的胳膊。
「爸爸？」
「我理解，」他懇求著。我的袖子被他抓得更緊了。「請。」每吐出一個字都是一場戰鬥。「我還能理解。」
這就是他全部的話。但已足夠了。我理解的意思是：「即使我不能說話，或者作出反應，我也理解。請不要讓我閉嘴。」醫生曾一度認為他得了失語症。之後他再次中風，對他到底是否能夠理解，醫生們更沒有把握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在自說自話——如果能理解我的話，那就應該跟他說話，如果他不能理解，說說又有何妨？——我認為我應該這麼做。所以我跟他說話，什麼事都告訴他。剛才，我告訴他的是黛娜·列文斯基來訪一事——「你還記得她嗎，爸爸？」——還有隱藏的CD—事。
爸爸的臉龐凝固了，一動不動，左臉下翻，呈倒鉤狀，好像被刀砍過一樣。我常常希望我們之間從未有過那場「我理解」的對話。我不知道兩害相權哪個更重：什麼都不知道，或者知道自己真實的困境。或者也許我確實知道。
我正在溜冰場旁邊轉第二個彎，這時我發現了我的岳父。埃德加·波特曼坐在一條長椅上，一身雍容華貴的便服，雙腿交叉著，褲子樊得筆挺筆挺的，鋒利得可以切西紅柿。遭到槍殺後，埃德加和我試圖保持一種她女兒在世時所沒有的關係。我們曾一起雇了—家私人偵探所——當然了，埃德加知道哪家最好——但他們一無所獲。過了一段時間，埃德加和我都對虛偽感到厭煩。我們之間惟一的紐帶使我浮想起我生命中最糟糕的時刻。
當然，埃德加出現在這裡可能是個巧合。我們住在同一座小鎮上。人們之間不時地碰面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但我知道問題並不在此，埃德加不是那種有事沒事逛公園的人。他是在這裡等我。
我們的目光相遇了，我不相信我喜歡眼前的情景。我推著輪椅向長椅走過去。埃德加一直盯著我，一眼也沒有向下看我父親。好像我正在推的是一輛購物車。
「你母親告訴我到這裡來找你，」埃德加說。
我在離他幾步遠的地方停下。「出了什麼事？」
「坐到我這邊來。」
我把父親的輪椅放在左邊。我放低腳閘，父親直愣愣地看著。他的頭耷拉在右肩上，這是他疲勞時的一種姿勢。我轉過頭，面對著埃德加。他交叉的雙腿放了下來。
「我一直在尋思怎麼把這事告訴你，」他開始了。
我讓他停了一會兒。「埃德加？」
「嗯。」
「直截了當地告訴我。」
他點點頭，對我的直率表示欣賞。埃德加不是那種講客套的人，他說：「我又收到一個要贖金的便條。」
我感到天旋地轉。我不知道我希望聽到什麼——也許是發現塔拉已經死了——但他剛才說的是……我不是很理解。當我打算接著問下一個問題時，看到他的膝蓋上有一個小背包。他打開背包，取出一件東西。是個塑料袋——就像我們上次見到的一樣。我斜視著。他遞給我，我胸膛里有什麼東西在膨脹。我眨眨眼，看著塑料袋。
頭髮。裡面是頭髮。
「這是他們的證據，」埃德加說。
我說不出話來，我只是看著這些頭髮，把包輕輕地放在膝蓋上。
「他們知道我們會有疑慮，」埃德加說。
「誰知道？」
「綁匪。他們說給我們幾天時間。我馬上就把頭髮交給了一家DNA實驗室。」
我抬頭看看他，又低頭看看頭髮。
「兩小時前初步結果出來了，」埃德加說。「在法庭上還不能用，不過還是有相當的說服力。這些頭髮與一年半前送給我們的吻合。」他停了停，倒吸一口冷氣。「這些頭髮是塔拉的。」
我聽著這些話，但並不理解。出於某些原因，我搖搖頭表示否定，「也許是他們以前留下來的……」
「不，他們還作了年齡化驗。這些頭髮來自一個兩歲左右的孩子。」
我想我已經知道了是怎麼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