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再喝蘋果汁了，」謝里爾告訴她兩歲的兒子康納。
我站在球場邊線上，兩臂交叉著。天氣有點冷颼颼的，新澤西的晚秋已出現了霜凍，濕冷的寒氣逼人，所以我就把運動衫的包頭拉起來，蓋到揚基帽上。我還戴了一副瑞斑牌的太陽鏡和風帽。看上去活脫脫一副警方通緝的爆炸分子的素描畫像。
我們正在進行一場8歲男孩的橄欖球比賽。倫尼是主教練，他需要一個助理教練，就把我召人隊。因為我估計只有我比他更不懂橄欖球。不過我們的球隊正羸著呢。比分大概是83比2，不過我不敢肯定。
「為什麼我不能多喝點蘋果汁呢？」康納問。
「因為，」謝里爾帶著母親的耐心回答，「蘋果汁會讓你拉肚子的。」
「真的嗎？」
「真的。」
我的右面，倫尼正喋喋不休地對孩子們極盡鼓勵之能事。「你是最棒的，里基。」「加把勁，皮蒂。」「那就是我說的積極進攻，戴維。」他總是把他們的名字加一個後綴字母y。唉，令人討厭的是，每當他興奮得過了頭時，連我也被叫成了馬基。
「馬克叔叔？」
我感到有人在扯我的腿，我低頭看著26個月大的康納。「怎麼啦，夥計？」
「蘋果汁會讓我拉肚子。」
「知道啦，」我說。
「馬克叔叔？」
「噢？」
康納以最嚴肅的眼神看著我。「拉肚子，」他說，「不是我的朋友」
我掃了一眼謝里爾。她掩飾著微笑，但我也看出了她的關注之情。我回頭看看康納，「可要記住喲，小傢伙。」
康納點著頭，對我的反應很高興。我愛他。他使我傷心的同時，也給我帶來了歡樂。26個月，比塔拉大兩個月。他在我眼皮底下一天天長大，我的心情既是敬畏，又是渴望，渴望得簡直能點燃一座火爐。
他轉身回到母親那兒。謝里爾周圍散亂地堆放著許多物品，她就像一頭豐收時節背上馱滿東西的騾子。有迷你特梅德果汁盒子和營養穀物條。有幫寶適牌的尿不濕紙尿褲（難道還有尿得濕的？）。有含有蘆薈成分的哈吉斯牌手帕，專門用於擦拭飽受歧視的小屁股。有產自伊文弗洛的歪嘴嬰兒瓶。有肉桂色的全麥麵包，洗得干千凈凈的供嬰兒食用的胡蘿蔔，掰成一瓣瓣的橘子，切碎的葡萄（切成一條條的，防止噎著）。還有一條條的東西，我想可能是乳酪。所有這些東西她都一絲不苟地裝在自己的拉鏈袋裡。主教練倫尼正向我們的隊員大聲叫嚷著制勝策略。我們進攻時，他就告訴他們「射門！」我們防守時，他就建議他們「攔住他！」有時候呢，就像現在，他就對這場比賽的奧妙之處提供他精闢的見解：
「用腳踢球！」
倫尼在一口氣喊叫了四遍之後，掃了我一眼。我點點頭，翹起大拇指，示意他繼續這樣干。他也想伸出手指向我示意，但是有一大堆小傢伙在盯著他。我又叉起胳膊，眼睛斜視著球場。孩子們像職業運動員一樣左衝右突。他們穿著防滑鞋，襪子向上拉到一直遮住護膝。即使一絲陽光也沒有，多數人眼睛下面都塗了黑色的潤滑脂。有兩個孩子甚至把呼吸用的條形繃帶綁在鼻子上。我看著凱文——我的教子，按照他父親的指示，一腳踢在球卜，之後重重地撞在我身上。
我趔趔趄趄地向後退去。
我的日子常常就是這麼打發的。我會看看體育比賽，或者與朋友聚聚餐，或者給病人治病，或者打開收音機聽聽歌曲。我會按部就班地做事，一般來說感到相當體面。之後呢，嘭，出其不意遭到重重一擊。
我淚如泉湧。這種事在謀殺綁架案發生之前從不會發生。我是個醫生，我知道如何在工作和個人生活中保持泰然自若的神態。但是我現在就像某些自以為是的二流影星，隨時隨地都戴著太陽鏡。謝里爾抬頭看看我，我再次看到她的關切之情。我挺挺胸，強作歡顏。謝里爾變得越髮漂亮了。事情有時就是這樣。身為人母會讓有些女人如魚得水。這會讓她們的外表出現奇蹟，煥發出亮麗的容顏。
我不想給你留下錯誤的印象。我並非每天都是以淚洗面，我還是照常過日子。我的確很凄涼，但不是每時每刻都這樣。我並沒有氣餒。我依然工作，但喪失了去海外旅行的勇氣。我總是想我得在這裡盯緊，萬一有什麼新的進展的話。我知道，這種想法是不理智的，甚至也許是幻想。但是我怎麼也理智不起來。
令我吃驚的是悲痛偷襲我的方式。當你察覺出悲痛，如果沒有處理的話，多多少少還可以巧妙地應付、對待、隱藏起來。但是悲痛喜歡藏在灌木叢後面。它喜歡冷不丁地跳出來，嚇你一跳，嘲弄你，剝下你假裝冷靜的外衣。悲痛引誘你進人夢鄉，因此使偷襲來得更加氣勢洶洶。
「馬克叔叔？」
又是康納。對這個年齡的孩子而言，他的話說得相當好。我不知道塔拉現在的聲音會是什麼樣子，我掩藏在太陽鏡後的雙眼緊閉著。謝里爾覺察出了點什麼，她過來準備把他拖到一邊去。我擋住了她。「怎麼啦，夥計？」
「大便呢？」
「大便怎麼啦？」
他仰視著我，閉上一隻眼以集中注意力。「大便是我的朋友嗎？」
竟是這樣一個問題。「我不知道，夥計。你看呢？」
康納費盡心機地思考著自己提出的問題，看那樣子憋得他似乎要爆裂一樣。最後他回答說：「比起拉肚子，它是我的朋友。」
我鄭重其事地點點頭。我們的球隊又進了一個球。倫尼的拳頭砸向天空，嘴裡大喊一聲「真棒！」他差點側手翻出去祝賀攻進球的克萊格（或者我是不是該叫他克萊基——加個後綴字母y）。球員們蜂擁在他身後，激情洋溢在每個人身上。我沒有加入他們的行列，我認為，我的工作就是給裝腔作勢的倫尼做一個安靜的夥伴。
我注視著邊線上的父母們。母親們圍成一堆，談論著她們的心肝寶貝，談論著孩子們的表現和課外活動。沒人能聽進去多少，因為誰也沒心思聽別人的孩子如何。父親們花樣可就多了。有的在攝像，有的在大聲勉勵著，有的讓孩子騎在自己身上，有的拿著手機在閑聊，手裡不時擺弄著這樣那樣的電子產品。上班時間他們整天埋頭於工作，周末這場球賽也讓他們有點專註。
我為什麼要報警呢？
自從那個恐怖的日子以來，我無數次地告誡自己，不要為發生的一切而自責。從某個角度講，我的所作所為於事無補。十之八九，他們壓根兒就沒有打算把塔拉放回家。在第一次打電話索取贖金之前，她可能就已經死了。她也許是死於意外，也許是他們驚恐萬分，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誰能知道呢？當然我是不知道的。
還有，唉，難就難在這兒。
當然，我不能肯定自己就沒有一點責任。每一個行動都會有反應，這是基本常識。
我沒有夢到塔拉——或者即使夢到了，慷慨的上帝讓我記不起來了。也許我還應讚美一下上帝。換句話說，我可能沒有確切地夢見塔拉，但是我確實夢見過那輛掛著移花接木的車牌和磁性標誌的白色麵包車。夢中我隱隱地聽見了什麼聲音，但我堅信那是一個嬰兒的哭聲。我現在知道，塔拉在麵包車裡。但在夢中，我並沒有朝那個聲音奔過去。我的雙腿深埋在噩夢中的泥潭裡，不能自拔。當我最終醒來時，我情不自禁地沉思默想著，塔拉離我有那麼近嗎？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以前再勇敢一點，彼時彼地我能夠把她救出來嗎？
主裁判是個瘦高個的高中男孩，一臉和善的微笑，他吹響了哨子，雙手舉過頭頂揮舞著。比賽結束了。倫尼大喊：「噢，嘿！」那些8歲的男孩彼此之間大眼瞪小眼，都莫名其妙。有一個問他的隊友：「誰贏了？」隊友聳聳肩。他們按斯坦利杯冰上曲棍球的風格排成一列，作賽後的握手。
謝里爾站起身，一隻手放到我的背上。「偉大的勝利，教練。」
「是啊，我是領隊，」我說。
她微笑著。男孩們開始三三兩兩地朝我們走過來。我微微點著頭，祝賀他們。克萊格的媽媽帶來了一盒50包裝的炸面圈，盒子外面畫著基督教諸聖日前夕圖案。戴維的媽媽拿了好幾盒叫「玉和」的東西，說是巧克力奶，嘗起來卻像是粉筆。我彈了一塊炸面圈到嘴裡，一骨碌吞了下去。謝里爾問：「什麼味道？」
我聳聳肩。「難道它們有不同的口味嗎？」我看著父母們與自己的孩了在一起，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倫尼朝我走過來了。
「偉大的勝利，不是嗎？」
「嗯，」我說。「我們都很棒。」
他示意我們離開。我遵從了。到了別人聽不見的地方，倫尼說：「莫妮卡的遺產快處理完了。時間不會太長了。」
我說：「嗯——嗯，」因為我真的不在乎。
「我還把你的遺囑起草好了。你得簽個字。」
莫妮卡和我都沒有立遺囑。幾年來倫尼一直警告我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