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日本軍部代表今井武夫突然接到日本大本營的指令，馬上結束對蔣介石誘降的「桐工作」，另尋與蔣政權接觸的渠道。一年多來一直負責此項工作的今井不禁有點木然，望著窗外略為陰沉的天氣，他沮喪地一屁股倒在沙發上，長嘆了一口氣。要知道，如果「桐工作」就此結束，也就意味著他一年多來的辛苦工作沒有取得任何成果，作為日本軍界著名的中國通，被人譽為誘降專家的他，如果就這樣結束「桐工作」的話，這讓他的臉面怎能掛的住呢？但他沒料到的是，讓他更難堪的事情其實還在後面呢。
「桐工作」，也稱「宋子良工作」，日本人從1939年11月就開始著手進行此項工作，其目的就是儘快使國民政府投降，結束對華戰事。在戰爭初期宣稱「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日本人為何現在又要對蔣介石進行誘降呢？說到這裡，我們就不能不回頭看看1939年的世界與中國。
1939年，在世界上最值得關注的事情莫過於當年9月1日德軍突襲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此拉開了序幕，接著，德軍又橫掃歐洲，在短短几個月的時間裡佔據了歐洲大片的領土。
據日本戰後公布的材料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比他們預料的提前了三年，所以使得日本有點措手不及。但德國在歐洲的勝利，還是助長了日本法西斯的氣焰。9月4日，日本新任首相阿部信行就急忙發表聲明，宣稱當此歐洲戰爭爆發之際，日本並不想介入，只想儘快解決中國事變。日本其實是想儘快把陷在中國的泥腳拔出來，這樣才能實現南進或北進的企圖，在亞洲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和德國的「建設歐洲新秩序」相呼應。所以，為了適應突然出現的新形勢，日本軍部決定在南京設立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統帥在華全部陸軍部隊。9月23日，軍部下達了中國派遣軍的戰鬥序列，西尾壽造大將為總司令官，前陸相板垣征四郎中將為參謀長，並發布了大陸命第363號，規定了大本營準備迅速處理中國事變的各項任務，10月1日零時起生效。
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的任務是解決事變第一，作戰第二，這就意味著武力不再是解決中國事變的惟一方式。於是，曾在對汪精衛誘降過程中起過關鍵作用的今井武夫大佐，主動要求調到總派遣軍司令部工作，就任主管情報及政務的第二課兼第四課課長，決心施展他在誘降方面的才幹，進行新的對重慶的「和平」工作。
1939年的中國，形勢也並不樂觀。這年冬天，蔣介石調動了約80個師的兵力，進行了以牽制、消耗日軍為目的的「冬季攻勢」作戰。這次作戰，雖然使日軍付出了過去作戰不曾有過的代價，但並沒有收復多少領土。但這次作戰，使得蔣介石和日本方面的心態都發生了新的變化。對蔣介石來說，這次作戰，使他更進一步認識到戰勝日本的困難；而對於日本人來說，他們也意識到蔣介石對中國軍隊不僅仍然擁有著絕對的統帥權，而且中國軍事力量仍然不可低估。所以，重新考量新的策略就成為當務之急了。和談就成為一個新的途徑。
其實，就蔣介石方面來說，之所以要和談，也是外交的需要。當時的英、美兩國，對中國的抗戰抱著一種矛盾的心態。他們既想讓中國繼續抗戰，拖住日本，但同時又想置身事外，不願意給中國提供援助。為了給英、美施加壓力，蔣介石就做出和談的姿態，這一招屢試不爽，每當形勢緊急之時，美國就要宣布增加對華援助，所以，秘密的與日和談也成為給英、美施加壓力的一個手段。除此之外，也是為了推遲汪精衛偽政權成立的時間。蔣介石明白，日本人既想扶植汪政權，但又對其沒有信心，所以，重慶方面就以和談為誘餌，不斷地讓日本人推遲汪偽政府的建立時間。同時，當時的世界局勢瞬息萬變，蔣介石與日本保持接觸，也是為自己留一條後路，靜觀時變。在雙方各懷目的的情況下，所謂的「桐工作」就應運而生。
1939年11月底，曾跟隨今井武夫工作的鈴木卓爾中佐以日本駐香港武官的名義到達香港。鈴木通過香港大學教授張治平，很快同蔣介石的內弟、宋子文的弟弟、西南運輸公司的董事長宋子良接上了關係。12月27日，鈴木和宋子良的人在香港秘密會面，商談有關雙方結束戰爭的條件。1940年5月，今井武夫親自出面，和宋子良在香港舉行了一次秘密商談，但宋子良糟糕的表現讓今井武夫覺得此人的身份甚是可疑。在他的授意下，鈴木卓爾從鑰匙孔里偷偷地拍下了宋子良的照片，找了許多人辨認此人是否真是宋子文的那個弟弟。為了得到一個確切的答案，今井武夫還帶著照片跑到了上海，讓汪系的人出來辨認，但看來看去，大家覺得模樣長的還真像，只是個別細節上有點問題，但誰也不敢肯定說不是。
根據後來公布的史料來看，這個所謂的宋子良，其實是一個「藍衣社」的特務。在1945年6月，他被上海日本憲兵隊逮捕，經辨認，證明該人為當年假冒的宋子良。今井武夫還曾為此人說情，說他過去是重慶的談判代表，可以放他，讓他繼續充當聯絡，正在此時，日本於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該人立刻以戰勝軍的身份恢複了自由，今井則因戰敗而失去了自由。
第二次中日雙方委員的預備會議，因為日方的翻譯坂田和矢倉兩位特派員在香港的日本旅館松原飯店正和洪幫的人員接頭，突然被香港的民政廳警察包圍逮捕，曾被投進監獄，為了保持會談的秘密，他們決定將會議的地點改在澳門。
1940年6月4日的午後，大雨滂沱，於一片白茫茫的雨霧籠罩中，那艘「白銀丸」在澳門港口靠了岸。熟悉這一帶地理的鈴木卓爾，帶著今井武夫、臼井大佐和新從總司令部調撥的翻譯內之宮中尉，一行四人下了船。為了躲避外間的注意，他們一上岸便裝作不認識而分別住宿。今井和臼井住進貝拉比斯塔旅館；鈴木住在三和公司；內之宮在利貝拉旅館下榻。另外，陸軍總司令部還派來專駐澳門熟悉地理風俗習慣的片山參謀，擔任聯絡官，專門負責這次會談的聯絡事宜。
今井所住的貝拉比斯塔旅館，是一處粗糙的木結構建築，他覺得這裡特別像西歐三流國家偏僻的農村房舍，在小小的院落里，可以看見房舍後面房頂上高高懸掛的十字架，朝夕傳來教堂的鐘聲，徒然使他的內心有一種落魄的感覺。
當晚就舉行了首次會議。那時是晚9時整，還在下著時大時小的雨，淅淅瀝瀝，頗有一些凄涼的秋意。為了極端的保密，會場選在了遠在荒郊海灘的一處陰森森的空房裡，好像一處鬧鬼的凶宅。汽車沒有開到門前，下車後一片漆黑，他們小心地跟在一位帽子壓住前額的嚮導後面，左拐右轉地走了好一陣，才來到有暗崗的門口。接應的人立刻把他們四位代表引進光線暗淡的地下室。空空蕩蕩的屋子中央擺了一張長桌，桌子上間隔均勻地燃點著四支大蜡燭，火苗恍恍惚惚地顫抖著。中日雙方的代表，在桌旁的椅子上相對而坐。重慶的正式代表是三人：章友三、陳超霖和自稱是宋子良的那位，另有一位幫辦是牽線人張治平。房子周圍由安排這次會場的中方保鏢張漢年擔任監視警戒。今井注意到偌大的院落房間空寂無聲，一切都鎖在帶有幾分恐怖的寂靜之中。
雙方代表剛一就座，第一件事就是相互出示正規的委任狀，查驗個人身份證明。今井武夫作為日本的首席代表，出示了擔任閑院宮載仁親王給中國派遣軍總司令西尾壽造的「大陸指令第676號」指示，其內容是：
茲任命中國派遣軍司令官責令所需機關按附件「桐工作實施綱要」與重慶政府代表進行停戰談判。此致中國派遣軍總司令西尾壽造閣下。
參謀總長載仁親王
昭和十五年三月十七日
還附上西尾壽造總司令的正式委任狀。中國方面出示的委任狀，是用軍事委員會的信箋，上面有蔣介石以軍事委員長的署名，蓋有官方大印和蔣中正的個人小印。上寫著：「茲派陳超霖、宋子傑、章友三代表研究解決中日兩國事宜。此令。中華民國三十九年六月二日。蔣中正。」今井武夫這是第一次在正式談判場合看見重慶政府的正式信函和正規的委任狀，他把那格式深深地印在了腦中。
驗證完了，宋子良先站起身解釋他此次改名宋子傑的意思是因為日本駐上海的和知鷹二曾向新聞界披露了今井來港密談的任務，深恐在香港引起對宋氏兄弟的人身安全問題。追蹤過宋子良真假的今井武夫這時只淡然笑一笑，表示對改名之事予以充分諒解。於是會議便就雙方帶來的停戰協定草案，逐項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但氣氛是和諧的，完全不像兩個正在交戰的國家。會上，當談判到「和平實現」後如何配合討伐共產黨的問題時，國民政府代表陳超霖才變得那麼痛心疾首和慷慨激昂。
會談一直到午夜三時方散。回到旅館後，今井打開了當天的報紙，見報端以赫然醒目的標題發表了「宋美齡來港就醫，治療牙疾」的消息，他對同室的臼井大佐說：
「看，蔣介石的心腹來了，宋美齡顯然是到此督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