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按了。雖然對講機設為靜音，還是能察覺有人按下門鈴。不過，或許是我的錯覺。這一年來，粗魯的拜訪、失禮的電話及自以為是的善意訊息不斷湧入家中，我們變得非常敏感。
客廳門邊的監視熒幕上，肯定映著站在對講機前的人，八成是記者。
剛剛從二樓寢室旁的窗戶往外窺望，大門前聚集幾個扛著攝影機的男人和記者。天空陰沉沉的，彷彿隨時會下雨，那些人卻守在沒屋檐的地方，甚至自備雨衣。一年前，媒體窮追不捨帶來莫大的精神壓力，導致我一看見人影便會噁心胃痛，如今我習慣許多。胸口雖然有股遭受擠壓的緊張感，但厭惡情緒減輕不少。媒體的關注降溫也是原因之一吧。案發後，我光是碰觸窗帘，樓下眾人便會一陣騷動，迅速舉起攝影機。現在氣氛沒那麼劍拔弩張，電視台播報員還會跟其他播報員閑聊。原本唯恐遭人搶先一步的記者，像是吱吱喳喳來參觀的遊客。
二十三歲時，我成為一名職業小說家，至今執筆超過十多個年頭。憑藉踏實地描繪活躍於十八世紀的英國風景畫家一生的中篇小說（現下看來也只有「踏實」一個優點），我拿到知名度頗高的文學獎，獲得許多與出版業人士合作的機會。不僅如此，我常在電視節目中亮相，跟電視台的人也有些交情，可惜，這些對把我當成獵物的記者及攝影師發揮不了作用。他們與我的認知差距太大，我根本手足無措。跟我合作過的文藝編輯或電視台員工，或多或少都對小說抱持興趣。然而，追逐案件的記者完全不一樣。文藝編輯若是「房車」，專門追逐案件的周刊雜誌記者和播報員便是「跑車」。他們只有一個存在目的，就是「比其他人更早抵達終點，炒熱觀眾的情緒」，房車根本不是對手。他們擅長挖掘案件，引發社會大眾的好奇心。
不過，這一年來，我對電視台、報社及周刊雜誌記者的刻板印象有些改變，不再像以往那般深惡痛絕。因為我學到一件事，就是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同樣是「追逐新聞的媒體工作者」，還是有許多差異。聽起來理所當然，我卻是最近才體會到這一點。舉例來說，請求採訪的記者中，有些人對「採訪失去獨生女的雙親」毫無罪惡感，而他們的理由又各自不同。有些人秉持「只要有助於破案，不惜在受害家屬傷口撒鹽」的信念；有些人嫉惡如仇，以致忽略受害者家屬的心情。有些人根本不在乎案件背後的意義，只是盡職地完成工作；有些人滿腦子想搶獨家報導，為前程鋪路；有些人純粹是好奇心旺盛。這些人往往無視我哀慟的表情，振振有詞道：「山野邊先生，您身為作家，又常上電視，相當於公眾人物。既然如此，就得有接受採訪的覺悟，畢竟民眾有知的權利。何況，您的一句話，或許將成為破案的關鍵線索。」
他們不是刻意為難我，而是依各自的理念採取行動。最重要的是，他們並非初次處理這樣的工作。對於「強迫陷入悲傷的公眾人物發表言論」，他們經驗豐富。
相較之下，我和妻子美樹如同剛入行的菜鳥。我們初次體會失去女兒的痛苦，彷彿連皮膚內側都暴露在外，承受喪失感的煎熬。我們夫婦與媒體對抗，簡直像剛學相撲的新力士與身經百戰的橫綱交手。
面對媒體壓倒性的攻勢，我們拚命打起精神應付。
有一次，一名長期守在家門外的記者忽然拿東西扔窗戶。對方虎背熊腰，我們以為他扔的是石頭，但感覺不像。不知他扔到第幾遍時，我決定打開窗戶瞧個究竟。記者拍下我俯身撿拾的動作，我強忍不快，仔細一看，原來是白色的小糕餅，包裝紙上印著「菜摘糕餅」的字樣，我頓時怒火中燒。我女兒的名字正是「菜摘」，這不可能是巧合。對方居然將印著她名字的食物扔向我家窗戶，遇上這種情況誰能保持冷靜？於是，我對著窗外破口大罵。
那記者毫無愧疚之意，反而大聲報出雜誌名及他的姓名，接著喊道：「請接受採訪！」對方不斷打手機騷擾我，由於我不理不睬，他便想出這樣的手段。我咬緊牙關，壓下想跑出去對他拳打腳踢的衝動。
「那是我老家附近糕餅店賣的點心，味道非常棒。經營糕餅店的老爺爺和老奶奶，每天從早忙到晚。」然後，對方忽然唱起：「美味又好吃，菜摘的糕餅，快來嘗一口！」不曉得是不是糕餅店的宣傳歌。唱完，他哈哈大笑。
他以為這麼做我就會接受採訪？我實在無法理解，於是將他的手機號碼設為拒接黑名單。他是我第一個封鎖的對象。
當然，並非所有記者都和他一樣。有的記者打從心底表現出「為何我得將麥克風對著一個女兒慘遭殺害的父親」的痛苦矛盾。有的記者在離去前，一臉哀傷地說：「您不是加害者，而是受害者。即使是公眾人物，也不該受到這種對待。」有的記者不僅溫言安慰我妻子，還勸其他同業別再纏著我們不放。
默劇演員卓別林認為，所謂的「媒體」是「名為群眾的無頭怪物」。其實，他們有著不同的性格與理念，價值觀也大相徑庭。
剛開始的幾個月，我曾後悔自己成為作家。我不是加害者，而是受害者。若非作家身分，我不會遭受如此肆無忌憚的採訪攻勢。事態演變到這個地步，全是我的特殊職業所致。
另一方面，我也明白作家身分在某些時候形成助益。從前合作過的出版社雜誌記者，多少留了情面。
仔細想想，最可怕的或許不是媒體工作者。儘管不乏高傲自大、咄咄逼人的記者，畢竟不是全部。而且，確定加害者的身分後，新聞媒體對我的興趣大大減退。
直到最近，我才曉得他們糾纏不清的理由，原來是懷疑「作家父親其實是兇手」。真正的兇手落網後，一名認識的記者告訴我：「坦白講，我也是身不由己。每當孩童遭到殺害，我們總會把雙親當成頭號嫌犯，社會大眾也一樣。雖然我時時提醒自己不能有先入為主的偏見，卻難以完全拋開這個疑念。」
「我明白，雙親就是兇手的案例實在太多。」
「或許在您聽來，這只是借口。」比我年輕的記者皺起眉，一臉沉痛。
「但……」我發出不知能傳遞到何方的話聲，感覺像出鞘的刀刺入對方側腹，補上一句：「但這次不同，我們夫婦不是兇手。」
「我知道。」對方難過地點點頭。
「我們不可能殺害親生女兒。」
不僅是媒體，我們還受到許多不露面、不具名的惡意攻擊。有時是郵件，有時是電話騷擾，網路上恐怕也充斥著超乎想像的大量流言。雖然兇手落網，社會大眾仍不死心，反覆叫囂「你們夫婦才是真兇吧」。
此外，我收到不少讀者來信。絕大部分是透過出版社轉交的實體信件，及一些電子郵件。剛出道時，由於我寫的是類似風景畫家傳記的枯燥小說，感興趣的讀者不多。我必須再次強調，那些小說只能以「踏實」形容。我個人非常喜歡這種踏實的風格，不過坦白講，就是賣不出去。然而，隨著上電視的頻率增加，小說賣得愈來愈好，加上改編成影視作品的效應，讀者更是多到我無法掌握的地步。儘管都是讀者，感受力與認定的常識卻各不相同。案發後，他們寄給我的信中包含不少令我無法承受的言詞。不論鼓勵或批判，於我都太過沉重，看了兩封便再也看不下去。
這一年來，我與妻子在家裡淋著惡意形成的傾盆大雨，每天都像落湯雞。雨滴穿透屋頂，直接打在我們身上。
我們愈來愈深入思考何謂「良心」。
「你知道嗎？在美國，每二十五人，就有一人不具備良心。」美樹那天對我說。
她跟我一樣，承受媒體與一般民眾的無情對待，當然也對「良心」這個議題產生興趣。
「之前我在有線電視頻道上看到的。」她接著解釋。
「新聞節目嗎？」從一年前起，我們幾乎不看新聞節目。
「不，是往昔某個搖滾樂團的紀錄片。那個樂團的鼓手在接受採訪時咕噥：『聽說在美國，每二十五人就有一人不把良心當回事，不曉得是不是真的？』」
「這種人被稱為『精神病態者』（Psychopath）。」我想起早年為了寫小說閱讀的幾本書籍。「有些書上說，他們擁有冷酷的大腦。」
表面上，這種人與一般人並無不同。他們一樣會生兒育女或飼養寵物。不僅如此，他們多半擁有一定程度的社會地位，不少人成就卓越。只是，他們沒辦法和他人產生共鳴，遵守社會規範的意願極低，毫無「良心」，完全不在乎自身的行動會造成多大危害。
「這些人『沒有做不到的事情』。」
「咦？」
「這是書上寫的。一般人怕傷害別人或逾越規範，不敢放縱自己的慾望，但『精神病態者』不受良心鉗制，他們是無敵的。世上沒有他們做不到的事情。」
「原來如此。」美樹不帶情感地低喃。
「這種人根本不在意別人的痛苦。」
「即使再怎麼給別人添麻煩？」
「是的，他們不痛不癢。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