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個世紀所發生的三次最偉大的思想革命是與卡爾·馬克思、查爾斯·達爾文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達爾文的革命從根本上重建了自然科學，並且在進化論生物學的狹小的範圍之外，尤其在社會科學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馬克思主義由於其思想和政治的結果，而成為社會科學中（以及社會和政治活動中）的一種革命力量；馬克思主義的擁護者宣稱，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而對許多人來說，弗洛伊德的革命是不明確的，因為就它的重要地位，人們並沒有一致的意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是科學嗎？或者，它是社會科學嗎？或者，它甚至根本不是科學？
關於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弗洛伊德革命的文獻卷帙浩繁，而且是相當混亂和彼此矛盾的。這種狀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形形色色的學派不斷從弗洛伊德確立的正統的核心中分化出來造成的。精神分析已經引起了一些哲學家或科學家連續不斷的強烈批評：他們關注使不能忍受弗洛伊德對性的問題的公開討論的男男女女保持謹慎和規矩的方法。這些接連不斷的強烈的批評或抨擊可以看作是弗洛伊德革命的深遠影響的一個標誌。
除了已經提到的因素外，在分析和評價這場革命的過程中還出現了其他一些問題。其中有不少問題是由於目前無法獲得許多原始的極為重要的文獻（如弗洛伊德與威廉·弗利斯的全部通信）造成的。這些文獻將對弗洛伊德理論，尤其是他的有爭議的誘好理論（參見下文論述）——這是精神分析革命中的一個插曲，一些人認為它削弱了精神分析學和精神分析療法的正確性的基礎——的發展階段作出重要的歷史的闡釋。只能到21世紀，當弗洛伊德的檔案全部公開並且能夠對其進行全面的學術審查的時候，我們才能夠批判地評估弗洛伊德思想發展過程中的這一個或其他的插曲或事件以及精神分析運動的其他成員對這些思想的運用。
弗洛伊德的革命與本書中描述的所有其他科學中的革命不同，因為精神分析學的核心幾乎完全是由一個獨立的個人，即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創立的（不過，關於這一點還請參看維特，1960；埃倫伯格，1970）。此外，只是在這場革命中，原始的文獻（弗洛伊德本人的書和文章）由於其科學的內容而不是其歷史的價值仍然受到實踐者的高度重視和認真研究。不僅正統的弗洛伊德主義者——精神分析學家，精神病醫生，心理學者，社會工作者，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等等——仍在閱讀弗洛伊德本人的著作，而且他的許多著作對於不一定贊同弗洛伊德的概念和理論，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對主要的正統學說持有異議的科學家、實踐者和社會科學家來說，也是重要的經典和教科書。精神分析療法（主要集中於精神分析的過程）與弗洛伊德發展和運用的那些療法仍然是基本相同的。主要是由於這個原因，批評家們經常指責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是一個封閉的體系，它更近似於哲學甚或宗教，而非真正的科學。
弗洛伊德是一個引人注目的和有說服力的著作家，是德國散文的真正天才的大師——他的科學體裁的這個方面在英語翻譯中就看不見了。儘管——正如弗洛伊德在許多場合說的——他的目標是創造一種擺脫了其歷史的哲學重負的科學的心理學，但他卻故意選擇"簡單的代（名）詞"描述三種精神動力（1953，ZO：195）——dasIch（自我），dasEs（它）和dasUber－Ich（超我）。他說，這是因為，在精神分析中，"我們希望保持與通行的思維方式的聯繫，並且喜歡使它的概念成為在科學上有用的，而不是拒斥或拋棄它們"。運用這樣一些普通的而非深奧的措辭和說法，"沒有任何價值"；原因是很實際的：精神分析學家希望他們的理論被他們的病人"理解"；這些病人"經常是很聰明的，但並不總是有學問的。"他解釋說："非人格的它是與正常人使用的某些表達形式直接聯繫在一起的。人們說，它擊穿了我；那時，在我裡面有某種比我更強大的東西。C』etait plus fort que moi（即比我更強大的某種東西）。"但是，在英文中，這些平常的名詞不見了。它們變成了深奧難解的拉丁語的代名詞ego（自我），Super－ego（超我）和id（以德，即本能衝動）——今天，更多的人是從其弗洛伊德的而非拉丁文中原始的意義來理解這些概念的。弗洛伊德在這裡遵循著在新的特定的和有限定的科學的場合使用普通語言中的術語——工作，力量，能量——的物理學家們的傳統。弗洛伊德還採用了諸如"俄狄浦斯情結（Oedipusplex）"和"里比多（Libido）"這樣一些經典的說法。
羅伯特·霍爾特（1968，3）指出，考慮一下三個例式可以更好地理解弗洛伊德的著作。其一是"精神分析的一般理論"（拉帕波特，1959），它有時被歸為心理玄學（metapsychology）。這一學科是一系列"精神分析體系可以建立於其上的理論假設"，弗洛伊德在1895年的"科學心理學綱要"（1954，347－445），1915年的"論心理玄學"（1953，14：105－235），以及《夢的解釋》（1900；1953，45）中作了詳細闡述。另一個例式被霍爾特稱為"弗洛伊德的種系發生學理論"，它包括弗洛伊德的"崇高的思索，這些思索主要是進化論的和目的論的"。這一範疇的著作充滿文學的引喻和隱喻，而不是嚴格的或"明確的心理器官的模式"。諸如弗洛伊德的《圖騰與禁忌》（1913）、《超越快樂原則》（1920）、《幻想的未來》（1927）、《文明及其不滿》（193）和《摩西和一神教》（1934-1938）就屬於這一類著作。
最後，在弗洛伊德的所有貢獻中，在科學上最重要的是"精神分析的臨床理論，以及它的精神病理學，它對精神方面的性現象的發展和性格結構的解釋"；這些理論和解釋是以"由人的生活史中的主要事件（現實的和幻想的廣構成的論題為基礎的。對於從事實際工作的精神分析學家來說，正是這一理論指導著臨床診斷和治療。甚至那些嚴格說來可能並不是弗洛伊德主義者的人——精神病醫生，精神病學的社會工作者，臨床心理學者——也受到這一理論的強烈影響；這一理論——"被不確切地歸之為心理動力學"——"甚至已通過關於性格（人格）的教科書而滲透進一般的學院心理學之中"
在對弗洛伊德產生的影響的一個非常有價值的研究中，戴維·沙科和戴維·拉帕波特（1964）向人們表明，弗洛伊德的革命思想是多麼深刻地滲透到心理學思想之中；不一定是"它們紮根於其中的特定概念和解釋性理論"（霍爾特1968，4），而是"一般的概念和觀察"。弗洛伊德的主要的根本的創新是他對無意識和超出我們的理性控制的心理學的力量對行為、願望、幻想和動機因素的影響的認識。他使人們注意和重視所有心理現象——從夢和幻覺到純粹的口誤——的重要性，尤其重視性在個人自嬰兒時期以來的心理發展中的作用。
精神分析革命的不同階段
像科學中的所有革命一樣，弗洛伊德革命的開始階段涉及一場思想革命，或自在的革命（revolution－in－itself）。這場革命發生在19世紀90年代初期，那時，弗洛伊德與J．布羅伊爾合作，運用催眠術開始了對癔病（歇斯底里）的研究。在巴黎與讓-馬丁·夏爾科共事的一個比較短暫的但富有成效的時期，弗洛伊德已經開始從臨床學出發研究催眠術。弗洛伊德關於無意識的機能的思想，在同威廉·弗利斯——柏林的一位鼻喉專家——進行思想交流期間經歷了一個迅速的和徹底的發展。弗利斯不僅對弗洛伊德的生理學和心理學思想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而且他還使弗洛伊德轉變成為一個非理性的生物命理學家（bionumerologist），而弗洛伊德的傳記作者對他的思想發展過程的這個方面只是輕描淡寫，未給予足夠重視（薩洛韋1979，144）。弗洛伊德在與弗利斯交往期間寫作的文獻構成投入的革命，包括"科學心理學綱要"的構思（弗洛伊德1954，355－445）。
1896年5月，在對"維也納精神病學和神經病學學會"發表的演講中，弗洛伊德闡述了他關於癔病（歇斯底里）的原因的學說（1952，62－64）。正如在其自傳中所描述的（1952，62－64），弗洛伊德最初相信年長的女性告訴他的關於她們在幼年時代被一位父親（這是最經常的情況）、叔伯或一位比較年長的兄弟誘姦的故事。後來，他發現，他的雙親的"神經癥狀與實際發生的事件沒有直接的聯繫，而是與體現和包含著期望的夢幻聯繫在一起"，而且，"就神經病（精神神經病）來說，心理的現實比物質的（肉體的）現實更重要。"這是弗洛伊德對"俄狄浦斯情結——這個概念後來具有如此壓倒一切的重要性——"的最初的隱約的感覺。
幾乎與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