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科學中的一場革命？
對科學革命的探討有這樣一種傾向，即注重物理學和精密科學，而不注重生物學或生命科學；注重與哥白尼、牛頓、伽利略和開普勒等人密切相關的革命，而不注重維薩里或哈維開始進行一場革命的可能性。史學家和科學家們持有同樣的觀點，他們都認為,20世紀前所發生的那些重大的科學革命——除了一次之外——都出現在物理學領域。達爾文對生物學中那場孤單單的革命的發生起了很大的作用。本章所要考察的是，可能業已導致了16世紀和17世紀的一場生物學或生命科學革命的三位革命的發動者們所從事的科學事業。
安德烈·維薩里：造反還是革命？
安德烈·維薩里（1514-1564），現代解剖學的奠基者，1543年，他的偉大著作［《論人體的結構（或構造）》］出版了，這與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的問世是在同一年。在其著作出版時，維薩里正值青春年華，他朝氣蓬勃，風華正茂；而此時的哥白尼卻是垂暮之年，事實上，他已經不久於人世了。維薩里的才能，從其事業一開始就被人們認識到了；他於1537年12月5日以優異的成績獲得了帕多瓦大學的醫學博士學位，並且在第二天被指定擔任外科學的教師，開始為醫學系的學生講授外科學和解剖學，當時他年僅23歲。他一開始就表現出了他那種很有主見的性格，在其仍帶有"蓋倫思想色彩"的"動物解剖學的授課和演示"之中，他衝破了傳統，並且"打破慣例…自己親自動手進行解剖，而不是把這項工作交給一位外科醫生去做"（奧馬利1976，4）。一年以後，即1538年，維薩里出版了兩部著作。一部是解剖圖集，書名為：《解剖六圖》。另一部是以前教師們所用的"與蓋倫學說相適應的"解剖手冊的"增訂本"，這本書因維薩里本人的"獨到的解剖學見解"（例如"心臟的收縮是與動脈的跳動同步進行這一顯然與蓋倫相反的意見"）而著稱於世。據官方記載，1539年，這位傑出的解剖學專家和講師"已經令所有的學生都欽佩不已了。"
在這同一年，帕多瓦刑事法庭的法官把已被處死的罪犯的屍體移交給維薩里，以供解剖學研究之用。有了充足的可供解剖之用的屍體的來源，維薩里在人體解剖學領域取得了重大進展，並且"開始逐漸認識到，蓋倫對人體解剖的描述，基本上不過是一種對一般動物解剖學的說明，而且對人體來講，這種說明常常出現一些錯誤"（同上，p．5）。時至1539年年底，他已經可以在帕多瓦而且也可以在博洛尼亞（他被這裡的醫學專業的學生邀請去做解剖示範）公開宣布，學習人體解剖的唯一道路不是死讀書本，而是直接從事解剖和觀察。他把有關節連接的人類的骨骼與類人猿或猴子的骨骼加以對照和比較，以此證明，毋庸置疑，蓋倫對骨骼的說明大部分是以類人猿而不是以人為基礎的。此外，正如維薩里在《構造》（奧馬利澤，1964，321）的前言中指出的那樣，"許多不正確的見解……出現在蓋倫的理論之中，有一些甚至出現在他關於猴子的論述中。"由於那時的蓋倫在醫學理論和實踐的每一個方面都是一位受人尊敬、無可爭議的權威，維薩里的大膽挑戰必然無疑會被看作是一種造反行為。那麼，這是否是革命的第一步呢？
維薩里的傑作《論人體的構造》是一部厚厚的對開本著作，其中有大量非同凡響的整頁的插圖，這種情況表明，藝術的運用到達了表現科學知識的高度。今天仔細想想，也會令人激動不已，因為它們是大約四個半世紀以前就取得的成果。維薩里後來在推動解剖學本身的發展方面的作用也許減小了，因為事實上，差不多他的書一出版，他就結束了他的學術生涯，放棄了他的解剖學研究。帶著"年輕人的衝動"（奧馬利1976，5），他辭去了教學工作，開業行醫，當上了查理五世皇帝的"皇室"醫生。
1555年查理五世退位後，維薩里繼續留在西班牙，並且當上了查理的兒子菲利普二世的御醫。1564年他離開西班牙去巴勒斯坦朝聖，而——顯然是——在回家途中，在希臘的扎金索斯島去世了。
維薩里的目的，就是要讓醫生和解剖學家認識到當時的蓋倫解剖學中的一些不恰當的甚至是謬誤的東西，從而著手對這一學科進行改革，那時的這一學科——用他的話講——處於這樣一種狀況，能夠教給學生的知識非常少，而且比一個屠夫在其店鋪里告訴人們的知識高明不了多少。在維薩里看來，真正的解剖學，亦即基於解剖的解剖學，是整個醫學唯一堅實可靠的基礎。C．D．奧馬利——20世紀傑出的維薩里生平和事業的研究者——認為，甚至"［維薩里著作標題中的]構造這個詞都可以作這樣的解釋，即它不僅是指人體的構造，而且也是指醫術的基本結構或基礎。"維薩里不僅試圖用圖文並茂的方式糾正蓋倫的錯誤，而且還主張，每一位醫學專業的學生和每一位醫生本人都應把自己有關人體的知識建立在進行解剖的基礎之上。奧馬利把維薩里的辯解概括為："除了以前已經做過實地解剖的外科醫生外，教授或教師也都必須走下自己的講台，自己動手進行解剖"（同上，7）。維薩里著作中給人印象最深之一的部分是，他解釋了醫生們自己做解剖時的失敗怎樣和為什麼導致了醫學的退步。
在古代的或古典的拉丁文中，與我們今天用革命這個詞所表達的意思最相近的是"novaeres"（從字面上看，意為"新事物"）。毫無疑問，維薩里的《構造》中有大量的新事物，其中許多是與蓋倫的論述或已被公認的觀點相矛盾的。建立以直接的人體解剖經驗為基礎的解剖學知識，並且為了比較，建立以動物解剖為基礎的解剖學知識，以及提倡醫學專業的學生們、解剖學家和醫生們自己動手完成解剖工作，這些也都是嶄新的、聞所未聞的事情。維薩里不僅用實例說明，這種實地解剖已經產生了新的知識；而且他還為讀者提供了明確的指導，告訴他們應當怎樣看手進行解剖，以便證明維薩里本人的描述，或"得出某種獨立的結論。"維薩里著作的革命方面的價值，因其精美而詳盡且藝術性很強的解剖學圖解有了相當幅度的提高。正是為了強調"自己動手"這一革命性建議，維薩里甚至還在書中用了一整頁的插圖，以展示完成他建議讀者去做的解剖所必備的工具。
毫無疑問，維薩里成功地在解剖學這一學科中、在解剖學的教學方法方面開始了一場改革。據奧馬利稱："到了17世紀初，除了少數幾個保守的中心如巴黎和帝國的某些地方外，維薩里的解剖學既贏得了學術界的支持，也贏得了公眾的支持"（1976，12）。然而奧馬利並沒有說，維薩里使解剖學這一學科革命化了，也沒有說維薩里開始了一場革命，甚至在其很有權威性的傳記的開頭這樣講："現在，大部分學者並不認為安德烈·維薩里是現代解剖學的奠基者"（1964）。我也沒有發現，科學史家們——或者，就此而論，生物學史專家、醫學史專家以及解剖學史專家們——曾普遍地提到過一場"維薩里革命"，儘管與通常使用的"哥白尼革命"這一表述中所表示的所謂天文學改革相比，維薩里在改造他的科學中的實實在在的成就和直接的影響似乎更值得使用"維薩里革命"這一稱謂。
對維薩里的評價之所以未把他看作是一位革命者，一個可能的理由恐怕就是，他秉性謙虛，這一點從他對蓋倫的實際評論中可以略見一斑：他曾把蓋倫尊稱為"醫生王子"。在他出版的著作中，他既沒有對蓋倫或蓋倫學說採取正面攻擊的方式，也沒有對蓋倫進行批評或糾正，除非有這樣的特殊情況，即"他覺得有充足的理由採取這樣的行動"（奧馬利1964，149）。他"從來沒有違反過他的這一行為準則"，他也從來沒有嘲笑過蓋倫或"公開以蓋倫為戒"。（另請參見本書第5章的補充材料5．2中有關維薩里的人道主義的論述。）
維薩里並未採取一種反對蓋倫的革命態度。他在公開表述任何與蓋倫的教導不同的觀點前，都要猶豫很長一段時間，而且，當他最終這樣做時，他只是批評蓋倫關於解剖學的著作，而不是"從總體上批判蓋倫的醫學體系"（沃爾特·佩奇爾和P．拉坦希1964，318）。儘管維薩里大膽地批評了蓋倫的那些從未"與他有過絲毫偏離"的追隨者（維薩里1543，pref·4；法林頓譯，1932，1362），但維薩里馬上又補充說，他本人並不希望讓人覺得似乎"對這位作者有價值的東西背叛無遺，或者對其權威有任何不敬之舉。"這樣，在用對事實的描述性陳述否定了蓋倫的"腔靜脈發端於肝臟這一說法"後，在指出蓋倫"沒有注意到已觀察到的腔靜脈口的大小是主動脈口的三倍"之後，維薩里總結說，"然而，我並不覺得更詳細地去研究這些問題以及其他許多問題有什麼樂趣可言"（奧馬利澤，1964，177）。這種態度也許與（後面所討論的）具有反叛精神的帕拉切爾蘇斯的態度形成了對比，後者公開把阿維森納的醫學著作付之一炬，藉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