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以此書獻給：我近半個世紀的朋友和同事亨利·格拉克
獻給：我的良師益友恩斯特·邁爾
獻給：我從事科學革命研究的朋友和研究生魯伯特·霍爾和瑪麗·霍爾以及保羅·羅西
這部《科學中的革命》，對四個世紀以來的革命這一概念進行了歷史探討和分析研究。這麼複雜的一個課題，由於所涉及的事件、人物以及思想等等如此之廣，因而似乎需要從不同的角度進行大量的研究。首先要做的就是，分析一下從一種富有革命性的思想的萌動開始到相當多的科學家們接受並運用一門新科學為止這一過程中，科學革命發展的各個階段。對於科學中的某一組特定的事件是否構成一場革命這類問題的判斷，肯定是因人而異的。而我，則為是否發生了科學革命，提出了一組判斷標準——一組以歷史證據為依據的標準。我所說的那些階段和標準（本書的第2章和第3章分別對它們進行了概述），構成了本書的分析框架。
本人運用這一框架，批判地考察了現代科學存在以來的四個世紀中所發生的一些重大的科學革命。導論部分所論述的是，這四個世紀各個時期的政治革命或社會革命，以及當時革命留給人們的普遍印象，因為我發現，在科學語境範圍內，"革命"這個詞的出現，總是既反映了一些有關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的流行理論，又反映了人們對實際當中業已發生的革命的某些認識。所以，我對這裡所討論的每一場科學革命的思考，都是以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作為背景知識的。
我們必須把歷史上人們對革命的看法與歷史學家對革命的看法區別開。前一部分所包含的是，人們在革命時期以及隨之而來的各個時期中的觀點，這一部分都是一些客觀的歷史事實和資料；而後一部分所包含的則是，人們目前的一些主觀的看法。當然，對於本書所討論的每一場革命，我也作過一番主觀的、史學家式的評價。不過，我在每一個例子中也都強調了歷史證據的重要性。幾乎在每一個事例中，這兩方面都是融合在一起的；那些通過了歷史證據檢驗的革命，在今天的歷史學家（和科學家們）的眼中，仍會被看成是革命。不過，通過歷史證據與歷史學家所作判斷的比較，也揭示出了一些令人迷惑的異常現象。
尤其應當指出的是，對歷史證據的研究表明，科學革命這一概念，像革命這一概念本身一樣，並不是、也沒有成為固定不變的東西。例如，本書所提供的文獻資料就證明了：在科學進步是以漸進增長的方式為主還是一系列革命的結果這一問題上，科學家們和史學家們的觀點是木斷變化的。除了對科學革命總的看法方面有變動外，人們在判斷某些特定的事件是否具有革命性這方面的觀點，也是不斷變化的。哥白尼革命就是一個很恰當的例子。那種認為隨著1543年《天體運行論》的出版天文學出現了一場革命的看法，只不過是18世紀天文學家們幻想的產物而已；這種看法曾流行一時，以致於哥白尼革命一度成了科學革命的範式。然而，史學家們對歷史證據的批判性考察證明，那根本不是什麼哥白尼革命，它充其量可以被稱之為是一場伽利略和開普勒革命。
時過境遷，甚至對於一些偉大的政治革命的意義及其重要性，人們的認識也會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在《人權論》（1791）中，托馬斯·潘恩解釋了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怎樣把一種新的革命性思考引入了政治科學之中。潘恩之所以聞名於世，主要是因為他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所寫的那些小冊子，他最著名的著作有：《常識》以及《危機》等等，他的《人權論》則是作為對埃德蒙伯克的《法國革命感想錄》（1790）的答覆而寫的。從美國和法國的一些事件中，人們對於革命有了新的認識。潘恩對這種新的觀點的解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它說明，政治概念的產生不僅與理論有關，而且與現實當中發生的事件有關：
以往號稱的革命，只不過是更換幾個人，或稍稍改變一下局部狀況。這些革命的起落是理所當然的，其成敗存亡對革命產生地以外的地區並不能發生什麼影響。可是，由於美國和法國的革命，我們看到現在世界上事物的自然秩序煥然一新，一系列原則就像真理和人類的存在一樣普遍，並將道德同政治上的完美以及國家的繁榮結合在一起。然而，到了1853年，亦即以上論述過了不足半個世紀，朱塞佩·馬志尼就不再把法國大革命看作是進步的政治活動的楷模了。他寫道（19O7,251）："法國的進步是依賴其自身的力量把自己從18世紀和舊的革命中解放出來的。"他論證說，法國大革命"不應當被看作是一個行將實施的計畫，而應當被看作是一個活動的總結：它不應當被看作是一個新時代的開端，而應當被看作是一個即將滅亡的時代必經的垂死階段。"到了19世紀甚至到了對世紀，革命的目的就是去完成法國大革命未竟的事業，關於這一點，可以在馬克思、恩格斯以及許許多多20世紀的革命理論家的著作中十分清楚地看到。
英國政治的歷史給人們提供了兩個明確的例子，它們說明，某些事件曾被當成是革命，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情況又被改變過來了。換句話說，科學中的革命並非總是一種表現為革命的不斷變革。對於18世紀的歷史學家和政治理論家來說，1688年的光榮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典範，然而到了今天，它似乎已經不那麼具有革命性了。美國獨立戰爭，亦即現在通常所謂的革命戰爭或獨立戰爭，也是如此。與此相反的是，17世紀中葉的英國革命一般根本不被看作是一場革命，而且，這種狀況一直延續了200年。不過，在19世紀和20世紀的一些評論家們看來，英國的這場革命不是一場像光榮革命那樣的政治革命，而是一場夭折了的社會革命。從17世紀末以及18世紀有關革命的文獻中，從法國大革命到馬克思時代這半個世紀左右的文獻中，從馬克思時代到列寧時代的文獻中，從1917年俄國革命以後的幾十年中以及本世紀SO年代。60年代、70年代到80年代的有關文獻中，人們也許可以看到，對於革命由什麼構成這一問題的認識，也是因時代不同而相去甚遠的。這些變化，在有關科學革命的討論中也有所反映，這一點並不奇怪。
從歷史的角度對（無論是科學的還是政治的）"革命"這個詞的起源及其相繼而來的詞義的討論，看起來也許是抽象的、且毫無黨派偏見的，然而，一個簡單的例子就將表明，情況並非總是如此。在其《穆斯林的革命概念》（1972，37-38）這篇論文中，伯納德·劉易斯討論了古阿拉伯語中"眾多表示造反或起義的詞"的來源，其中也包括"thawra"這個詞。他寫道："在古阿拉伯語中，th-w-r這個詞根的意思是，站起來（例如一頭駱駝那樣），或者，受到鼓動或激勵從而…奮起反抗。"隨後，劉易斯解釋說，這個詞"常常被人們用於建立一個小的、獨立的主權國家這類語境之中"，而且這個詞的名詞形式，"例如在……一直到這股興奮的勁頭消失了為止這句短句中，首先意味著興奮的狀況"——劉易斯說，這是"一個非常恰當的介紹。"愛德華·塞德在回答劉易斯時（197，315）問道："除非顯然是為了讓現代語名譽掃地，否則，為什麼要給現代阿拉伯語的革命一詞在詞源上找一個表示駱駝站起來這種情景的詞根呢？"塞德斷言，"劉易斯的推論"，其目的顯然是要"貶低當代對革命的評價，把革命貶低成只不過像駱駝自己從地上站起來那樣，沒有什麼偉大（或美妙）可言。"如果我們想像一個相反的情況，即東方學者也許會由於西歐或美國的革命概念本身是從某個（如復歸或潮漲潮落等賄關周而復始的觀念中發展出來的，因而十分輕蔑地批評這個概念，那麼，我們或許就能理解塞德的批評所具有的說服力了。實際上，按照塞德的理解，劉易斯的詞源學觀點帶有他稱之為"東方學"的思想風尚的色彩，這種思潮是" 一種對東方進行控制、重組和行使霸權的西方時尚。"塞德認為，劉易斯對詞源的討論，反映了他的政治立場和社會立場，他的這種立場致使他把"thawra這個詞與駱駝的站起，更普遍地，與興奮"聯繫在一起，而不是與"為生活的理想而鬥爭"聯繫在一起。在載有劉易斯此文的那部書的編者前言中，情況顯然也是如此。編者說，"在中東，為獨立而進行的鬥爭和激進的活動，即pdetat，起義和造反"，與西方人所理解的革命一詞並不相符（瓦里基沃第斯，1972，11）。編者提出的理由是，"西方人認為有權反抗腐敗政權，而這種觀念是與伊斯蘭教的思想相抵觸的。"
我最初開始寫這本書，是為了對（16世紀和17世紀）科學的革命、對作為科學進步模式的科學革命這兩個概念的起源和相繼產生的用法加以探索。我發現，許多歷史學家，甚至包括一些科學史家在內，都以為這兩個概念是在我們這個時代產生的，那些使用這些概念的科學史家們搞錯了年代，試圖把過去的事件強行納入20世紀的模式中。在研究中，我從過去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