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傳道，又一位28歲犧牲在「11·27」大屠殺的革命志士。因為他生前有個非常特殊的公開身份——國民黨中央候補監察委員，所以關於他的「革命烈士」身份屢受置議。
發生在薛傳道身上的事，有不少「紅白」巧合顛倒：1949年7月27日，他在監獄裡得知自己已被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開除的消息。當時國民黨的《中央日報》上還刊出了開除他的新聞報道，指出「中央候補監察委員薜傳道在重慶組織『活力社重慶分社』從事反文化活動，參加共黨，鼓動學潮，經西南軍政長官公署查明屬實，應如何議處此案，決議薜傳道永遠開除黨籍。」4個月後的1949年11月27日，薛傳道與其他100多名渣滓洞難友被兇殘的國民黨特務們殺害於監獄之中。
1949年12月12日，香港《大公報》特意刊發了《薜傳道先生烈士事略》的「代悼詞」。全文如下：
薜傳道先生，生於公元一九二一年，原籍上海，父經商，家本小康。薜先生已家道中落，故先生之歷世，無異為一部奮鬥史。六歲受書，十六歲時，國立中央工校成立，杜滬招生，乃考入土木科肄業。抗日軍，入學一月即隻身隨校西遷。時先生在同學中年最少，天資聰慧，為一校師生所愛重。以家境清寒，復淪戰區，生活異常艱苦，師友均樂為之助。先生愈益奮發，半工半讀，孜孜不倦。肄業三年，考入國立西康技藝專科學校，復攻土木，課餘並發起組織活力社，互以革命救國相淬勵。又二年，以經濟情形過於艱窘，被迫休學，暫到雲南滇緬路工程處及貴州農工學院服務，前後兩年，公餘讀書，未常稍懈。一九四二年轉入交通大學土木系肄業，一九四四年冬，投筆加入青年軍，迨日寇請降，以青年軍日趨腐敗，乃慨然退伍，回中工校任教，併兼秘書。一九四七年與商育辛女士在渝結婚，感情彌篤。先生聰明過人，作事明快，除對土木工程有深邃研究外，並擅文章，下筆千言，頃刻立就。先生為國民黨中央候補監察委員，曾主持辦理「科學與生活」月刊，至第八期被封（該月刊社副社長成善謀先生於同年十月遇害蒙難）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在沙坪壩中央工校辦公室被捕，夫人商女士幸獲保釋。先生終遭嚴刑逼訊，當局以組織活力社重慶分社，參加共黨，鼓勵學潮加罪，並將黨籍永遠開除。是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解放軍迫近渝市之際，在磁器口渣滓洞「政治犯」監獄內，與數百志士同時殉難，年僅二十八歲。
薛傳道，中央工校土木工程教授，一位具有政治信仰的典型愛國知識分子。入獄後，有一次特務分子對他用電刑達七小時之久。他的一位同事回憶說：「據後來他太太告訴我說，他薛傳道承認自己加入過共產黨，並供出了幾個到了解放區去的朋友。由於他所供出的人都不在敵占區，所以沒有什麼人受牽連。他太太同時被捕後，因不承認知道其丈夫的行為，併當時有孕臨產，故獲得取保外出。薛傳道生前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革命陣營里的人對他知之甚少，不過我們可以從他生前發表的一些文章來看他的思想追求和政治抱負。他在《世界日報》上發表過一篇題為《尋求新的教育思潮》文章，便是一例：
我常以為，中國的問題，看到底還是「貧」和「愚」二個字。救貧有賴生產的提高，醫「愚」須待教育的普及；提高生產和普及教育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途徑。至於怎樣才能使生產提高，怎樣才能教育普及，那就牽涉到很多方面，需要從很多方向去研究。
說到教育，現在中國教育的情形，實在太不令人滿意，不但廣大的人民至今還沒有能享受基本教育的權利，就是千幸萬福已經進入學校的也未能真正得到教育的益處。數十年來零亂的教育制度，籠統的教育宗旨，留於中國教育界的可說只是一片荒無而已，這中間固然也有著不少赤誠獻身教育的忠貞之士，憑其長期艱苦的耕耘，創造了若干點滴的成就，可惜人數有限，步調又未一致，並沒有能真正表現出多少巨大的力量。頻年戰亂相尋，河山焦爛，使這一代中國人受著歷史無情的磨難，這正是近百年來新教育的惡果。假如我們希望中國早日進入一個自由、平等、康樂的社會，我們就不能再讓這樣破產的教育，苟延殘喘地繼續拖下去；時代是不停留的，它不會等待落伍者，墨守成規、安於現狀，那只是一條死路；唯有打開新的門徑，才能找新的希望，橫在今天中國教育家或從事教育者面前的首要課題，應該是掀起一股嶄新的教育思潮。
「思潮」二個字粗看好像很抽象，實際是很具體的，它是時代的產物，是社會的反映，在某一個時代某一種社會有某一類的思潮；換一種話說思潮是隨著時代和社會的變化而演進的，決不是一種空洞無所寄託的觀念。「教育思潮」是整過（個）時代思潮的一環，當然也離不開時代和社會，兩個基本因素；同時因為教育是一種承前啟後的工作，它對於時代和社會更負有一種誘道（導）的作用；這是說教育思潮是應該追隨時代，推動時代，適應社會，改造社會而具備種種連（聯）系性和變化性。比如：封建制度日形崩潰、資本主義開始興起的時期，教育方面即有所謂「人文主義」的生產，德國的愛拉斯摩，英國的阿斯坎，法國的拉布立都是闡述這種思潮的學者。這種思想對於摧廢封建制度，建立資本主義曾盡了很大的力量，但是到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時間，人文主義的教育思潮確漸漸的變成了「過時」，因為它原來是排斥中世紀流行的非實際的寺院教育，但結果流於側重希臘文、拉丁文、只令學生誦古語、玩古典、記神學，而依然脫離了實際的生活，這與資本主義發展時期的社會需要是不相容的；於是「實利主義」的教育思潮便應運而生，配合著哥白尼地動說樹立的自然科學的新基礎，培根首先舉起了實利主義的旗幟，高呼「知識即力量」，猛烈地襲擊社會上的偏執，獨斷迷信的偶像；誇美紐斯，總之而提出教育原理應順從自然的主張，一時風聲所向，群起響應，法國的孟坦、德國的拉托克、美國的陸克，莫不都是這一派的人物，他們認為教育的方法須順乎自然，注重實用；教育的目的要使人立於社會上自管其生活、自殖其財產、自謀其識（職）業，以全其人類及市民的本務；教育必須掙脫傳統的宗教羈絆，拋棄古典古語的教授，代之以mother Tohgue就是大名鼎鼎的盧梭，也沒有跳出這個實利主義的圈子，其中原因無非是由於整個世界正在按照資本主義的模型去改造，人與人的關係只結合在功利上面，實利主義的教育即以傳授日常生活所必須的知識技能為目的，當然最適合於這種資本主義發展時期。然而等到資本主義盛積而社會漸漸的陷入彷徨不寧的時機，人們想找另一條新的出路，因此就有所謂「新人文主義」的漸次抬頭，其代表的就如提倡「改善吾人的動物性」使行為臻於高尚的康德，如認定「教育的目的在使人類平均調和發展其天賦各種能力」的裴斯泰洛齊，又如以為在「教育上應發述兒童的知識，使能判斷善惡，陶冶意志，以養成為善去惡的習慣」的赫而巴特以及主張「養護兒童使之自由發展，以自識其本性服從其本性」的福綠裴而，都是教育史上傑出的人物。從人文主義轉變到實利主義，再轉變到新人文主義的這一段史實，正是說明教育思潮追隨時代，推動時代，改造社會而具有種種聯繫性和變化性的最好例子。所以要尋求中國目前新的教育思潮，必須先分析近百年來中國教育演變的歷史和當前中國社會具備的特質，才能抓住要點，得到確切的答案……
科學救國、教育救國，這是舊中國進步知識分子的基本信仰，他們在這種進步思想的引領下，有人開始接近中國共產黨，並且成立自己的進步團體，來與國民黨反動統治進行鬥爭。薛傳道就是這樣的一位知識分子。然而，他在為了追求革命真理和教育救國的道路上英勇犧牲後的幾十年里，卻受到了不白之冤，尤其是「文革」期間，他被戴上了「國民黨大特務」的帽子，受盡了政治上的污辱。薛傳道的親和親屬們也因為他的緣故，幾位在部隊工作的侄女侄子，還有其他兄弟姐妹，皆因他株連而或提前轉業複員，或從幹部崗位上被揪下台，飽受政治凌辱。與他一起參加地下工作的妻子商育辛，更是因為丈夫的原因，幾度被逼成瘋。在紅岩革命歷史紀念館裡，我看到了薛傳道的岳父、商育辛的父親商蔭荘老人在解放初期寫的一份聲討美帝國主義和蔣匪幫的「控訴書」，內容催人淚下：
……「中美合作所」（這個響亮刺耳的名詞），當初我總以為是關於經濟合作等類的機關，絕不想到這是一個由美帝和蔣匪幫用世界上最殘忍的刑具和最厲害的殺人武器，殘害我國革命青年和共產黨人的殺人合作所，更不會知道這個合作所是慘絕人寰、使人不能置信的「人間地獄」，尤不會料及在那裡曾殺死了我的大女婿、迫害了我的大女兒的血腥地方！
我的大女兒叫商育辛，大女婿叫薜傳道，他倆一塊兒在重慶國立中央工專教書，因為他們的政治認識比較清楚，思想比較進步，對美帝和國民黨反動派常表不滿，他們憑著青年人的熱情組織了「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