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槍老太婆」鄧惠中就是這樣一個典型人物。
關於鄧惠中的事迹，前文已經有過詳細的介紹。對這樣一位傑出的共產黨員，除了小說里有一個傳說般的故事外，很少有人知道她叫「鄧惠中」，而且她是跟自己的兒子一起犧牲在監獄裡的。但由於解放初期在評定烈士時，有關部門發現在敵特機關保存的審訊材料里有一段鄧惠中的「交待」，她把自己在黨內乾的什麼事、曾經與敵人打過的幾次戰鬥經過都說了，這樣她就一直沒有被評上「革命烈士」，「文革」中，更是有人拿著敵特的審訊「證據」說她鄧惠中是「叛徒」，因為在過去我們的一般認識歷史時總把向敵人是否承認自己身份或「交待」什麼事作為判別「革命的堅定者」還是「叛徒」的基本標準。所以，鄧惠中這樣堅強而又為華鎣山游擊戰爭作出重要貢獻的女英雄，在被敵人殺害後的40多年裡一直被人們誤認為「大叛徒」。
過去對「革命烈士」和「叛徒」及「不確定身份遇難人士」的認定，一直是相關部門的「核心機密」，外人常常一頭霧水，有冤情也無法申訴，即使申訴了也不太容易獲得糾正，除了極左時代的政治因素外，更多的是我們的相關部門寧可將問題模糊一些，也不願讓那些曾經給革命帶來極大傷害的叛徒獲得一點點「解放」的機會——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造成「紅岩」幾百名革命烈士的犧牲，就是無恥的叛徒背叛的結果，這份罪孽誰也不想輕易從他們頭上搬開。然而，在這種思想意識的支配下，許多像鄧惠中這樣真正的革命烈士卻蒙受了不白之冤。
「11·27」大屠殺過去60多年了，按照歷史檔案的保密規定，多數檔案已經解密。這樣，我們也有機會看到一些寶貴的歷史材料。下面是當年「證明」鄧惠中向敵人「交待」和「背叛」的審訊記錄了——
第一份是民國37年9月13日即1948年9月13日，鄧惠中在自己的家鄉岳池縣被捕後偽軍法室審訊她的筆錄材料：
鄧惠中45歲江西小學校長
問：你任教員有幾年了？
答：有三年了。
問：你丈夫何名？
答：鄧福謙，他××八年出外到84師（武漢）作秘書沒有回來過。
問：現在在何地方？
答：聽說被共匪去了也沒有準。
問：你有好多產業、好多人？
答：有160排各，兩女兩子。
問：你處過什麼學校？
答：××年在縣女中畢業。
問：你×好久加入共產黨的？
答：我29年參加組織系王治（南充）介紹在青×街教書時加入。
問：你作些什麼工作？
答：在前我有組織，現在沒有了。
問；你8月初五到那去了？
答：我的二兒在新場被捕，我去保他。前天從我女兒那裡回來的。
問：今天晚在甚麼地方拿獲的？
答：學校的小房裡拿獲的。
問：你現在共產黨內任的甚麼職務？
答：我不過作點宣傳。
問：機槍、鑰匙、子彈那來的？
答：是他們的，不是我。
問：你究竟作的甚麼工作？
答：我參加組織後對婦女宣傳，有曹雲清（新場人，現住後山）李中權（在新場）作農村工作，他集合有10餘人。
問：你在黨內有甚麼地位？
答：沒有什麼地位。
問：你的兒子是被新場××拉去的？
答：清鄉拉去了的。
問：李中權系什麼地位？
答：農民地位。
問：七月十九你到×塔山去作甚麼？
答：有李世傑、×光亞、何朽柏、李世昌和我去還願。
問：六月廿九你在毛慎修家裡說的甚麼話？
答：當時有11人，有毛靜修，少全安等開農民會。
問：你是工委會的嗎？
答：地委會是蔡衣渠負責。
問：陳尚克在那裡？
答：認不得。
下面是鄧惠中的簽名。另一份是同一年的9月21日的審訊材料：
問：你在七月廿後，開過幾次會？
答：在萬塔山毛慎修這兩處開過會。
問：你到張遠智那裡是開會嗎？
答：他們在開會，我說你們要攻城看你們的力量如何，能否攻下，否則我要殺你們。
問；那次開會你那有好多錢？
答：6千多萬元是蔡衣渠送來的，其餘的錢是我拿×李中全與毛慎修那裡用的。
問；你叫你的兒同李中玄、鄧華朗去作甚麼？
答：怕他有危險才叫他到唐家去躲避一下。
問：他到重慶去讀什麼學校？
答：西南學院一年多了。
問：鄧葉芸既不是正式黨員，是否編為小組。
答：我編為讀書會，由周亞華負責領導看書報。
問：你們入黨禮節如何？
答：為黨盡忠，保守秘密，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
問：楊明權買手槍彈放在張遠智家裡，你如何處理的？
答：我不知道
問：你賣五石谷是否交與兒子作活動費。
答：沒有那事。
問：你們的經濟本源怎樣？
答：自武勝之暴動後上級派小二送來兩仟萬元錢，叫我拿來作黨費。
問：徐也速是否工委書記？
答：我不清楚。
最後也是鄧惠中本人的簽名。材料中許多文字難以理解，這也從另一方面證明了它的真實與客觀性。
對這樣兩份敵特的檔案材料如何看待，在解放初期和「文革」期間是可以想像的。鄧惠中因此一直沒有被認定為「革命烈士」。現今的重慶紅岩歷史檔案館中，當年每位在監獄裡犧牲或死去的人都有相應的材料，其首頁是統一用鉛印的題為《遇難烈士登記表》。當時由於條件有限，凡是確定為「烈士」的就被分為「甲」級「乙」級或甲下、乙下，依次來認定誰是最革命者、誰是一般的犧牲烈士，但在一些明顯是叛徒的表格上就會寫上「叛徒」字樣，而對那些未確定身份者則標上「不確定」的字樣。在鄧惠中的表上，我們現在可以明顯地看到那份《遇難烈士登記表》中的「烈士」二字被改成了「人士」，而且旁邊還寫有一個「叛」字。就這樣，鄧惠中便從「烈士」變為「人士」，變成了「叛徒」。這簡簡單單的幾個不同的字，決定了鄧惠中在死後的命運完全與江竹筠和許曉軒等人不同了。後者通過革命小說和革命戲劇成了家喻戶曉的英雄人物，前者的鄧惠中則長期地被埋藏在革命的「可恥叛徒」之列。為這，她的親人和家屬蒙受了幾十年的不白之冤。
「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歷史終究不能顛倒黑白。」這類話說起來很容易，但真正明辨是非，讓真相獲得應有的認可亦非易事。再說，什麼是真正的真相？真相中有沒有假相的存在？假相中難道不會隱藏著真相？這些問題在當時的地下工作和異常錯綜複雜的對敵鬥爭中完全是有可能存在的。為什麼憑一個簡單的「證據」、旁人看法和敵特分子的一份「審訊」材料就輕率地認定誰是革命者、誰是革命的叛徒呢？而如果不是依據像羅文斌這樣的脫險者在獄中的所見所聞和敵特機關當時留下來的現場「審訊」材料，你又能拿出什麼來證明你是革命者或他就是反革命呢？
呵，太複雜了！
革命者面臨的考驗何止是敵人的嚴刑拷打，還要經歷各種各樣的非常考驗，包括被組織和自己隊伍中的革命同志們的誤解，有時這種誤解將是永遠的……誰能經受？真正的共產黨員能經受！真正的忠誠於組織的、又有堅定信仰的人能經受！而且，真正的共產黨員必須經受各種考驗，這也是「紅岩精神」能夠萬代相傳的根本所在。
楊漢秀烈士的事迹，前面也曾介紹過，但由於她是被自己的親伯叔叔楊森殺害的，而且又是單獨秘密殺害的。因此雖然她當年被定為「革命烈士」，可由於她的屍體一直沒有找到，加上她獄中用的名字與真名又不一樣，其親生女兒為了找到自己的母親，解放後費盡心血，受盡心靈折磨，最後也是在烈士犧牲40多年時才知道了母親的真實情況。我從紅岩紀念館的檔案里看到了楊漢秀女兒李繼業寫的一篇「親愛的媽媽楊漢秀」文章，很受感動。下面摘選一段給讀者：
每個人都有媽媽。可是，我的媽媽是誰？她在哪裡？為什麼不要我了？這一切在我年幼的心中，一直是個解不開的謎。
那時，我還沒有上學。有一天，與鄰居小孩玩耍時發生了矛盾，突然，她們喊道：「你是抱的娃」。我一下愣住了，我怎麼會是別人抱養的孩子？那我的親身母親又是誰呢？我不知所措，彷彿掉進了冰窟里。我不相信這是真的，心想，一定是小夥伴為了要制服我，胡亂編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