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紅岩」的故事，小說的版本僅僅是革命先烈們在獄中的一段藝術再現，而圍繞「紅岩」那段革命歷史的真實故事，其實遠遠比小說要複雜得多，它包括了「11·27」大屠殺之後的幾十年來甚至今天還在繼續的故事……
無法想像，當我走進那段歷史、與那些曾經在白公館和渣滓洞坐過牢的脫險難友——雖然現在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人，及其那些烈士的親屬們接觸之後，我的內心產生了強烈的震撼：「紅岩」真是一座血紅血紅的豐碑，在這塊血紅血紅的豐碑上，凝結了許多我們無法想像甚至難以理解的撼天動地的故事。
在紅岩革命歷史人物中，有這樣一位歷經坎坷、飽受屈辱卻對黨忠貞不渝的人。他的名字叫謝育才，是紅軍時期的中共江西省委書記。謝育才在解放後先後擔任汕頭市市長和湖南農墾局局長等職。他一生中歷經苦難和曲折，曾4次被捕入獄，3次被開除黨籍。即使在解放後仍一直不被重用，並屢次被黨錯誤地判定為「叛徒」，直至1977年含冤病逝，終年74歲。謝育才留下遺願，叮嚀妻子和孩子，一定要忠誠於黨，並求得黨的理解，澄清事實，表現了一位具有崇高共產主義信仰者的偉大情操。關於謝育才的名字，黨內的同志不知道他的名字，廣大讀者更不了解這位老共產黨員。我們在此略作介紹，以作為對他的一份思念：
1904年生於海南萬寧縣貧窮農家的謝育才，思想進步、血氣方剛，年輕時就在家鄉組織成立了農民自衛軍，通過武裝鬥爭佔領了萬寧縣城，成為海南瓊崖地區農民起義最出色的領導者之一。1926年4月，年僅22歲的謝育才加入中國共產黨，這一重大的政治選擇，註定了他一生顛沛流離、歷經坎坷。也正是因為這莊重的政治選擇，使謝育才在其後的革命道路上，不論遭受怎樣的挫折和不公正待遇，始終義無反顧、終身不悔。
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海南革命力量受到嚴重挫折，這時的謝育才擔任了中共萬寧縣委書記，並出色領導了1927年11月的萬寧起義。雖起義隊伍因缺乏作戰經驗，暴動以失敗而告終，但卻強烈地震撼了當地的反動統治。次年夏天，國民黨第11軍鎮壓海南革命勢力，局勢更加嚴峻，原來生氣蓬勃的海南革命陷入一片腥風血雨之中。在白色恐怖的日子裡，敵人進行血腥屠殺，對共產黨幹部一律格殺勿論。狡猾的敵人還常常身著便裝，假冒紅軍戰士，敲老百姓的門，一旦開門，便慘遭毒手，搞得老百姓談之色變。紅色武裝被迫撤退上山，或者撤至香港。11月的一天晚上，敵人荷槍實彈，包圍了謝育才的家，瘋狂的敵人逢人便殺，謝育才卧床不起的母親，及其他的大哥、大嫂、二哥、二嫂和4個侄子全部被敵人用刺刀捅死，全家遇難的9人中最小的年僅9歲，鮮血溢滿家室，慘不忍睹。謝家所有家產也全部被投收，宅居毀於一旦。謝育才得知全家被害的噩耗時，這位堂堂七尺男兒，雙膝跪地，仰天長嘯，悲憤至極，數次暈厥在地。然而，反動派的凶毒行徑，更堅定了這位共產黨人的信念，他發誓要與反動派鬥爭到底。
這也是謝育才為什麼能夠在漫漫革命征途中屢受挫折仍百折不回、義無反顧的跟定共產黨鬧革命的原因所在。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在謝家滅門慘案當天，實際上有3個人倖免遇難：一個是謝育才前妻，一個是他們的女兒謝瑩，還有一個是他的侄女。不久，他的前妻和女兒又被敵人抓住，以300大洋強迫賣到外地，前妻後來生死不明，小小年紀的女兒到處流浪，最後被謝育才的侄女帶回家鄉，孤苦生活……
9年後的1937年6月，謝育才作為閩西南軍政委員會代表與粵軍及國民黨當局談判，提出6條原則：1．國民黨立即停止向紅軍進攻；2．國民黨要實現民主自由，動員人民抗日；3．國民黨釋放一切政治犯；4．我方保證取消軍政委員會，停止對國民黨的軍事進攻；5.我方停止沒收土地和打土豪籌款；6．我方取消番號，改變名稱，在國民政府統一領導下抗日。國民黨方面提出「即日發表投降自新宣言；全部投誠，有槍者點編，徒手遣散」等苛刻條件，使談判幾近陷入僵局。謝育才想著全家被殺，大仇未報，今日還要同他們同桌談判、合作，還要一再受其侮辱和逼迫，實無法容忍，談判現場，竟幾度傷心得直掉眼淚。然而當他想到國難深重，民族危亡之時必須團結一切能夠團結的力量時，只好忍住家仇之恨，遵照黨的指示，繼續和談。也正是因為這次公開和談，報紙上登載了謝育才出任中共方面和談代表的消息，讓遠在海南的鄉親知道他還尚在世間。海南地下黨組織當即派出遊擊隊員梁居民帶著謝育才的女兒和侄女，千里迢迢趕到閩西與謝相會。劫後餘生的親骨肉相聚，謝育才悲喜交集，抱頭痛哭。由於女兒謝瑩不懂普通話，而長期在外的謝育才也忘了家鄉話，父女倆人近在咫尺，竟不能互通語言，只得由梁居民當翻譯，此情此景，亦悲亦喜，令在場的同志們淚雨紛飛。此後，謝育才將女兒謝瑩留在身邊，並於1939年送其到延安學習。他的侄女則繼續從事革命工作，後遭日寇殺害。
在海南屠殺事件之後，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萬寧縣委決定將一部分較為暴露的同志撤出島，謝育才接受廣東省委指示，赴馬來西亞、新加坡協助收容安排流亡在外的中共黨員幹部，他的任務完成得相當出色。
1930年初，謝育才取道香港準備回瓊崖。時值香港工人上街遊行示威，謝育才不慎被捕，審訊時他急中生智，報假名，稱自己是在上海讀書的新加坡華僑子弟，準備返滬就學。軍警找不出其餘什麼證據，遂將其「驅逐出境」，由便衣送至上海。
謝育才來到上海後，與地下黨取得聯繫後在上海閘北區第三街道黨支部工作。這年6月，上海舉行大規模的抗議「台灣淪陷日」活動，地下黨要求全體黨團員都要積极參加，尤其是各黨支部負責人要站在隊伍前列。這是一次典型的「左」傾盲動行動，遊行示威之前各領事館周圍早已布滿密探，只待時機一到就抓人。危險已近在眼前，而此次行動總指揮卻渾然不覺，時間一到，即發出行動指令，各支部黨團員便開始散發傳單，立刻有數人當場被捕。謝育纔此時擔任第三街道支部負責人，雖對如此行動有意見，也只好執行命令，繼續散發傳單，隨即也被捕。此次行動造成很大損失，共有7名地下黨負責人被捕入獄。謝育才被關在一間小牢房裡，狹窄的空間擠了30餘人，生活條件的極度惡劣，加上沉重的思想包袱，謝育才病倒了，被送進犯人醫院，在開刀中差點送了性命。1931年4月，謝育才刑滿出獄，先後擔任紅軍福建軍區第二軍分區政委、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長、閩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閩粵贛省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等職，為領導閩西保田鬥爭作出了特殊貢獻。
1940年10月，中共南方局指示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簡稱「南委」)，統一領導廣東、廣西、江西、湘南、閩西南、香港等廣大地區地下黨的工作。南委書記方方，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張文彬，組織部副部長郭潛，宣傳部長塗振農，秘書長姚鐸，委員王濤。11月根據南委安排，閩粵贛邊省委副書記謝育才被調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1941年6月，謝育才抵達江西吉安，住省委統戰部長林鳴鳳家。7月初，到達江西省委機關所在地安福山。這時，謝育才看了前任書記郭潛寫的3年工作總結，又聽了代理書記顏福華的介紹，感到江西省委的情況非常嚴重，因為江西省委領導下的4個特委，實際上已名存實亡，省委機關也不健全。他深感自己責任重大，決定迅速把江西省委下面的組織建立健全。隔日，他隨省委宣傳部長駱奇勛一，跟著交通員李鐵拐下山，直奔吉安。
到吉安後，當晚謝育才一行住在一家小旅館。晚8點左右，謝育才和駱奇勛分別被國民黨中統局江西省調統室行動隊密捕。他的宣傳部長駱奇勛隨後叛變。審訊中，謝育才聽特務叫他「謝書記」，不禁大吃一驚，因為此時謝育才的化名是李志強，職業是教員。這時，特務又說出了謝育才何時來江西、來江西幹什麼等等，謝育才知道省委機關一定出了叛徒。囚在敵人槍桿之下的謝育才痛心疾首，可又無可奈何。
可憎的敵人這時又假借謝育才的名義，寫信給中共江西省委代理書記顏福華，並誘捕了顏福華。不久，顏福華也叛變投敵。接著，江西省委機關的工作人員全部被捕，電台台長等也先後叛變。中共江西省委全軍覆沒。
為了對中共南委封鎖消息，特務將在吉安的所有有可能與廣東聯繫的中共人員及其家屬全部拘捕，利用繳獲的中共地下黨的電台，命令原中共江西省委的電台工作人員，仍按照過去的信號、波長、密碼，對中共南委電台發出呼叫，企圖騙取南委的信任，與其通話。
這時的中共南委和南方局對江西省委的情況全然不知。原南方局機要科科長童小鵬在《「南委」遭破壞前後》中說：「到1942年問，江西省委所屬黨組織基本瓦解，44個縣委、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