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紅岩故事」中的人物，自然少不了一個特殊人物，這就是《紅岩》的主要作者、在「11·27」大屠殺中的脫險共產黨員之一的羅廣斌。這位「特殊人物」身上有許多「特殊」：其一是他的出身，大地主、他哥哥羅廣文是四川的大軍閥之一，並且與劊子手徐遠舉關係不一般；其二他是《紅岩》主要作者，沒有他的存在，也許「紅岩」不會像現在這麼紅火和經典；其三：他出獄後為組織所寫的「獄中八條」及在解放初為那麼多同志評定身份所起的作用。其實再有一點是他在文革中受到的不公待遇而致死的悲慘命運。
「紅岩」從歷史走來的幾十年中的每一個不易的細節，皆與羅廣斌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他羅廣斌身上的「忠誠與背叛」的故事本身就構成了一段意味深長的故事：
羅廣斌於1924年11月出生。大學文化。1948年3月加入中共重慶地下黨組織。關於他的身世，羅廣斌自己寫過的一份《自傳》中這樣說：
「……我出世時，父母親都在作『官』（均系國民黨員），家裡除在忠縣已有田產數百石而外，又在成都開始買田置產業。抗戰前夕，被父親送往日本學軍事的哥哥羅廣文，在蔣介石匪軍中以殺『奸匪』奪功(曾在瑞金受傷)嶄露頭角，家庭聲勢就更加顯赫，在重慶、川西洪雅，又陸續買了許多產業。我自己就是在這樣一個向上的、興旺的封建剝削家庭長大，一直被尊稱為『幺老爺』，過著優裕的享受生活。
「抗戰時期為了躲避空襲，隨父親到川西一個小縣洪雅讀初中(1938年)，因為在城市生活得久，比較早熟，15歲(1940年)便和一個貧苦的女同學戀愛，原來以為家庭很愛自己，一定會同意的，但家庭卻堅決反對，理由是不能門當戶對。母親還說：『就是家裡答應了，別人也要說閑話，說我們沒有家教，影響家聲。』第一次，我才開始看清楚了封建家庭社會的惡毒，對年輕人的專橫、控制和壓迫。在家裡被囚禁似的管制，三年多不準戀愛和通信。這三年多中間，自己開始對封建家庭和社會有了新的看法，經常處在極端不滿和抗拒的憤恨情緒中，甚至和父親鬧翻了打起架來，一心想離開家庭，脫離封建社會的控制。
「1944年，得到在聯大念書的馬識途同志(地下黨員)的幫助，離開了家庭到昆明聯大附中讀書，那時心裡充滿了獲得自由和光明的喜悅。很快地在許多同志的影響幫助下，自己也得到一些進步和新的認識，終於在1945年7月，由馬識途同志介紹加入了黨的外圍『民青社』。分析自己參加革命的動機，主要是要求在封建家庭中求得個人和個性的解放，能夠自由戀愛，後來在若干次鬥爭鍛煉下，思想認識才逐漸得到改造，『一二·一』學生運動是其中最主要的一次。在那次學運中，自己親眼看見了國民黨特務如何屠殺青年學生，才真正認識了反動政府的殘酷血腥的本質，通過這回群眾運動，懂得了群眾的力量和決心，更堅決地參加了革命。
「『一二·一』之後，由於特務跟蹤，便撤往鄉下工作，那時馬識途同志考慮是否吸收我入黨(當時我並不知道，對黨也無認識)，後來覺得我出身地主家庭，應再經過考驗才行。1946年和馬同志一道到成都(他調成都工作)。1947年到重慶西南學院讀書，由原來在昆明指導我進步的另一位同志齊亮(已犧牲，當時在《新華日報》)繼續培養我工作和學習。當時在西南學院搞過一些活動，擔任新聞系主席和系聯會(學生會)主席。六一大逮捕後加入了外圍組織「六一社」並撤往民建中學任教，從這時起就開始和家庭脫離了關係。在民建一方面參加地下黨刊《反攻》的印刷工作，另一方面領導該校「六一社」的組織。1948年3月1日便由江竹筠、劉國鋕(均已犧牲)同志介紹入黨，候補期為九個月。」
羅廣斌在家人的眼裡，特別是他那位在國民黨反動軍隊里當司令的哥哥羅廣文眼裡，他這位「不務正業」的弟弟，實在是屬於「不可救藥」一類的浪蕩公子。然而哥哥並不知道其實他的這位弟弟不僅不浪蕩，而且非常有思想，只是他追求的與他哥哥完全相反。
1948年9月10日因叛徒的出賣，羅廣斌在成都的家中被捕，後又押到重慶渣滓洞、白公館關押。因為有個國民黨川軍兵團司令的哥哥，所以特務機關對羅廣斌另眼看待，希望他能夠「改邪歸正」。羅家本身也費了很多心思想救他出來。不過，其哥哥羅廣文則另有想法，他曾與徐遠舉交待過：這個花花公子，得給他點厲害看看，讓他明白不幹「正道」就得吃虧。徐遠舉念羅廣文的關係和「好處」，一直期望羅廣斌能夠「收斂」一點。但早已成為共產黨員的羅文斌根本不聽勸告，仍「我行我素」。
叛徒冉益智曾接受過徐遠舉之託，要他對羅廣斌進行勸降。冉說：「徐遠舉問我，羅廣斌在重慶做過什麼。我說，我知道他是西南的學生，在學生中有活動能力，後在民建教書，曾經寫過申請書，尚在候補。徐說：你去勸勸他，叫他承認了關係，我準備送給他哥哥去管教。第二天，徐匪派張界同我去渣滓洞，與羅廣斌在李磊屋裡談話，由李磊在旁監視著。我對羅說：『處長叫你承認關係，你有特別的人事關係，承認了可以恢複自由。』李磊要表功，在旁裝腔作勢、東說西說，羅不承認自己與共產黨的關係。後來李磊出去了。我和羅說：你承認了吧，又不要交出組織，可以不寫悔過書而恢複自由，是合算的。但羅仍不承認。我說：『你是不是可以和劉國鋕對質哩？你到秀山不是因為陳明德的被捕嗎？』羅臉紅仍不承認。其實，我確知羅的一切，他入黨是劉國鋕介紹的，過去是和彭詠梧發生關係，領導西南的學運和重大的學運，他去秀山是和陳家駿(女、西南學生)、姚炳奎一道去的。姚是我交給蕭胖子(澤寬)，秀山的關係是蕭胖子管的。這些資料一扯又寬了，我沒說出，也沒繼續再追。便在羅要求弄點藥品之後，結束了這次談話。回來之後，只對徐說，羅不承認。……後聽張界說，羅廣斌承認了關係，但他表明態度：一、和平出去，二、必要時處決，三、決不依賴哥哥的關係出去。」
可以看出，羅廣斌在敵人面前還是非常堅定的。原國民黨羅廣文部二處(情報處)少將處長、起義將領林茂(解放後擔任過四川榮縣政協常委)，1998年應厲華等邀請，來到歌樂山烈士陵園協助整理資料。由於他一直是在國民黨從事情報工作的，與徐遠舉的西南長官公署有密切的聯繫，他在幫助羅廣文營救羅廣斌的活動中起了不小的作用。3月18日，這位84歲高齡的老先生向厲華等同志仔細地介紹了相關情況：1948年，林茂由西南長官公署調到羅廣文部任處長。9月的一次飯後，一處處長劉牧虎請林茂喝茶時希望林茂能夠出面幫助羅廣文司令官一個忙，劉牧虎說：「羅司令的一個同父異母的兄弟，被徐遠舉給抓了，你是從長官公署過來的，能不能給通融一下，不要給殺了！」隨後，機要秘書方勉耕、政工處長谷若虛也請林茂喝茶，要求林茂去向徐遠舉說情，希望看在羅司令官的份上，希望對這個「共產黨」人能夠特殊處理。林茂為了能夠得到羅司令長官的信任，答應幫忙，並表示一定爭取把羅廣斌保出來。11月在一次宴會結束後，林茂找到了西南長官公署二處副處長楊元森，要求他在徐遠舉面前活動，第一能先做到不殺，第二能夠儘早釋放。楊元森把林茂的請求報告給徐遠舉。後來知道，考慮到羅廣文的實力，徐遠舉答應先不殺。1949年3月，林茂應徐遠舉之請，到歌樂山下的「鄉下辦事處」參加應變會議，會後在與楊元森、渣滓洞看守所所長李磊等打麻將時，林茂向楊元森提出羅廣斌的問題。第二天，楊元森告訴林茂說：「徐處長說他沒有忘記這個事，他會酌情辦理的。」同年8月，徐遠舉、楊元森、林茂在一次公務後徐請林吃飯，席間，林茂對徐遠舉說：「羅司令長官的弟弟羅廣斌的事情，我今天還要向徐處長請求一下，務必請您關照，早些設法把羅廣斌放出來。」徐遠舉回答說：「你回去告訴羅司令長官，請他放心，我會相機行事的。」1949年的11月27日下午，林茂為了取得與羅廣文司令部的聯繫，到長官公署利用通訊設備。徐遠舉見到林茂後說：「我現在把羅廣斌提出來交給你，希望你把他親自交給羅司令長官。」林茂則表示：「把羅廣斌交給羅司令長官無法辦到，因為我只帶了兩個警衛在身邊，又還沒有找到羅司令長官，事情還多得很，實在難完成這個任務啊!」徐遠舉見狀只好說：「你實在辦不到，我就自己辦好了。」事後，林茂肯定地：「在大屠殺的時候，徐遠舉是怎樣處理那些有特別人事關係的『政治犯』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點我是清楚的，那就是徐遠舉要利用他手中的這些人質，使羅廣文這樣的人物為國民黨效命到底，他不殺羅廣斌，可又遲遲不放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林茂的這段話很重要，從中可以看出在「11·27」大屠殺過程中，徐遠舉曾經對白公館那些有各種「關係」的「獄犯」還是費了一些心思處理的。像羅廣斌這樣有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