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渣滓洞監獄，與楊漢秀有著類似經歷的還有一位英雄女性，她的身份更特殊。現在我們到重慶「紅岩革命烈士紀念館」里，就可以看到這個名叫「胡南」的女烈士照片。她的照片下面有一份很珍貴的「簡歷」——
戶主姓名 周恩來
姓名 胡南
性別 女
教育程度 中學
職業 政
服務處所 中共代表團
這個名叫「胡南」的女烈士，圓圓的臉，戴著近視眼鏡，顯得十分端莊、文靜，眉睫間又有幾分英氣。上面這份「簡歷」，是她1946年在南京中共代表團工作時的戶口冊頁上的內容。
胡南，原名胡永萱，又名胡啟芬，在渣滓洞監獄裡，她的名字又叫胡其芬。這四個不同的名字，如同她的生命歷程中四塊閃亮的革命豐碑一樣，閃閃發光。
在本書的第一章里曾經講到過在「11·27」大屠殺的前一個星期時，即1949年11月21日，一個以「吉祥」名義寫給獄外地下黨的一封信，希望組織儘快組織實施營救計畫。後因為敵人的大屠殺計畫提前了，所以營救沒有成功。而據查證，這封「吉祥」的信，也是革命烈士以「獄中組織」名義向當時的中共重慶地下黨發出的最後一封可以查證的信件。從「吉祥」的筆跡和幾位脫險志士的證詞證明，此信是烈士胡其芬寫的，這也是這位女英雄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後心聲，它被保存下來，同時也充分證明了胡其芬烈士在生命最後時刻那從容、鎮靜和豐富的政治預見及周密的處事能力。是血寫的豐碑，字字發熱，句句閃光。
胡其芬在被捕之前，是以劉國鋕介紹到他的親戚、四川省建設廳長何北衡的何公館作家庭英語教師身份從事地下工作的。她的被捕也是由於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副書記冉益智叛變造成的。那是1948年4月初的事——
4月4日許建業因叛徒出賣被捕。4月6日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到許建業住處接頭時被事後在那裡的特務逮捕後叛變，重慶地下黨組織連續遭受重大破壞。身為中共重慶市委婦委書記的胡啟芬馬上得到了市委委員李維嘉同志（「老黎」地下接頭稱呼）的告警通知，知道市委出事，但是此時地下刊物《反攻》的負責人廖意林、蘇海（辛濤）夫婦正受特務追捕，在地下黨市委機關工作的胡啟芬正忙著幫忙他們轉移，一時顧不上自己。
原來廖意林和蘇海在三月間被叛徒出賣，特務到蘇海工作的《新民報》搜捕，蘇海事先已佯稱回廣西老家請假離開。這時，特務知道其妻廖意林正懷孕臨產，於是遍搜全市產科病房，企圖抓捕。在此之前，廖意林已由胡啟芬送到大姐永芬處，在陸軍醫院安全分娩。因特務尋蹤搜捕，胡啟匆忙去找蘇海夫婦，傳達組織通知。此時特務已到陸軍醫院追查廖意林下落。胡啟芬在江邊碰到蘇海，驚喜地說：「我以為沒辦法見到你們了，居然見到了，真是謝天謝地！現在市委出了大問題，你們的領導老黎也沒法來見你們了，他要我以組織名義通知你們，立即設法離開重慶。上海，你們不能去了，因為原定你們到上海後和南方局解脫的地點和暗號可能被叛徒出賣了。」這樣，就在當天晚上，蘇海夫婦由胡啟芬安排到濟民醫院後面的張肖瑜大夫家裡住下，為了減少目標，孩子送進醫院嬰兒室哺養。
4月9日下午，胡其芬到濟民醫院最後商定了轉移的辦法，並為他們籌集了路費。蘇海回憶此事時說：「我和意姐（廖意林）按照組織的安排，順利地轉移了，但是沒有想到，啟芬救活了我們，而自己卻落進了敵人的魔爪，最後犧牲於「中美合作所」。至今思之，亦悲慟難名。」
4月9日晚上，胡啟芬按約定與老黎（李維嘉）碰頭。因市委書記劉國定出事了，老黎的住處已不安全，胡啟芬便邀老黎來江北她家中。次日早晨，她送老黎出門，若有所思，呆了一會兒，匆匆走到庭院摘了一枝紅薔薇遞給老黎，默默無言地分別了。在那白色恐怖嚴重的日子，他們隨時都可能生死最後一別。今朝分別，誰知道還能不能再見面呢？她目送著老黎走下江岸才回到屋裡。隨後，胡其芬又回到家把家裡安排了一下，趕到濟民醫院，同一位地下黨同志一起商籌同志們轉移的路費。深夜，胡啟芬又在濟民醫院的樓上秘密收抄新華社廣播的記錄新聞稿。
11日早上，胡其芬想起了還有些文件和《挺進報》保存在何公館裡需要馬上去處理掉。她哪裡知道就在頭一天的何公館裡發生了搜捕劉國鋕、劉國鋕又機智逃脫，徐遠舉與何衡北大鬧一場的事，更不知道便衣特務早已把何公館團團密封的驚險情景。所以，當胡啟芬踏進何公館的那一刻，她便發現氣氛不對，於是立即到房間去處理文件和銷毀《挺進報》，然後佯裝鎮定自若地走到客廳里。這時早已等待在那裡的特務們堵住了她。前一天因為劉國鋕逃跑一事而與特務們鬧得一塌糊塗的何太太一見胡其芬，頓時將所受之氣全都遷怒於胡啟芬身上。「你們要抓人就抓她吧！她就是劉國鋕介紹來的家庭教師！」何太太指著胡其芬，對特務們說。
胡啟芬就是這樣被特務們抓捕的。作為與劉國鋕有關係的嫌疑犯，她被關進了老街32號——特務機關西南行營二處的辦公所在地。在敵人看來，作為中共重慶市委婦委書記的胡其芬，同樣具有「重要的利用價值」，所以對她的審訊和用刑也是必然的。而從地下工作轉到監獄鬥爭，對胡啟芬落說，只不過轉換了一個戰場。「在生與死的抉擇之間，必須保持共產黨人的革命氣節，這是一個革命者的基本素質。」這是胡其芬平時對從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們常說的一句話，而她更是這樣要求自己。
1919年農曆3月26日出生的胡其芬，其父胡彥博是湖南湘潭人，早年留學日本，胡父為人正直老實，雖在北洋政府的財務部當會計，卻家境並不好，常靠典當衣物維持生活。胡其芬的母親肖石蓴是湖南長沙人，性情豪爽，富有同情心，喜歡幫助窮人，母親的性格對胡其芬有很大影響。六歲時，胡其芬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小學讀書，並在家跟大姐胡永芬、哥哥胡篤亮學習英語。1929年胡其芬的父親到南京賑濟委員會做會計，胡其芬隨全家遷到南京。1931年，她以優異成績考進了南京女中。「九一八事變」，打破了胡家寧靜的生活，胡其芬開始痛恨日本侵略者，在憂慮、苦悶和思考中，她渴望了解現實生活，追求理想的社會生活，於是父親書櫃里的《三國演義》，《水滸》，《儒林外史》，《紅樓夢》等經典名著，成了她如飢如渴的閱讀書籍，同時也開始閱讀進步的新文藝作品，如《子夜》、《母親》、《夏伯陽》、《毀滅》等都深深地吸引了她。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生在共產黨領導下掀起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一二·九運動」。胡其芬在南京加入了聲勢浩大的學生示威遊行隊伍的行列，並在兩位堂兄的影響下，成為了南京學聯的成員。從此革命種子播在了年輕的胡其芬心中。在「南京學聯」的內部刊物上，胡其芬讀到了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和斯諾的《西行漫記》，她的心開始飛向了當時中國革命的中心——延安。
1937年暑假，胡其芬考取了中央大學經濟系。這時，抗戰爆發。胡其芬一家遷到了長沙。在中央大學，胡其芬參加了「白雪劇團」，後又去長抗敵後援會救護訓練班學習，併到傷兵醫院服務。當年12月，經堂兄胡篤仲介紹，胡其芬參加了我黨領導以地方統戰關係建立的湖北湯池農村合作社訓練班學習。就在這個訓練班上，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8年7月，胡其芬隨家到了重慶，在新市區委領導下從事地下抗日宣傳工作。這年11月，根據黨組織的指示，胡其芬進了中央大學經濟系，就讀於柏溪分校。作為革命的一顆種子，胡其芬受地下黨沙磁區委的委派，在中央財經大學柏溪分校的地下黨支部中任黨小組組長。當時的支部工作，主要是通過學校的學習救亡聯合會，組織「柏溪劇社」、「歌詠隊」、「宣傳隊」等形式，在校內和附近的農村演出活報劇、教唱救亡歌曲。在這些活動中，胡其芬十分活躍，唱歌、演劇、講演、寫文章，她都是一把好手。同學們欽佩她的才能，推選她為中大女同學會會長。然而國民黨反動特務們對胡其芬領導的女同學會早已視為眼中釘，不斷借事端對她進行誹謗謾罵和人身攻擊，甚至採取卑鄙下流故意找茬。胡其芬毫無畏懼，機警沉著地積極開展工作，後黨組織獲悉國民黨當局準備秘密抓捕共產黨員時，立即決定胡其芬撤離中大。
1939年9月，胡永萱根據黨組織的指示，轉學到北碚復旦大學新聞系。由於胡其芬時常活躍在同學們中間，復旦大學的很多女同學都認識和喜歡她。畢竟胡其芬年輕，她的革命熱情似火，卻缺乏鬥爭經驗，反動當局很快又開始注意這位「胡永萱」的女學生。這年冬天至1940年春，蔣介石再次拋起反共高潮，大肆搜捕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胡其芬不得不撤離復旦大學，被調到《新華日報》研究室擔任英文翻譯工作。從此，她不再用「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