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自然還記得那個同劉國鋕一起被李忠良招供的在銀行里工作的中共地下黨員余永安吧！他一被捕後，老虎凳上沒呆多少功夫，就把自己的直接聯繫人、上級「老張」給招了出來，但余不知道「老張」住在何處。
「這是真的？」特務咬住余永安不放。
「是真的，有半點假的你拿我全家的人性命抵壓。」這時的余永安在怕丟性命面前，倒是對敵人顯然特別「忠誠」，他說這樣的硬話還真讓特務們相信了他。
「那無論如何你得把『老張』給我們引起來。否則我們無法相信你說過的話……」
「那一定。」余永安又一次低下頭。
4月16日，余永安的「運氣「來了，他老婆從家裡給他打電話——這也是特務們設下的一個圈套之一：你既然被捕並供認了，為了避免地下黨組織和「同黨」發現，或者看你若不「老實」，就拿你家人的性命來辦你，所以抓你不抓你家人是徐遠舉在對付共產黨時自己發明的招術，他徐遠舉對此曾頗為得意地總結成「經驗」。
「老張今天約你到北碚接頭……」余永安的老婆悄悄打電話過來。余永安立即將這一情況向特務們報告。
「老張知不知道我現在在什麼地方？你有沒有告訴他我已經……已經被捕了？」余永安按照特務們的要求又給老婆回了一個電話，尋問道。
「沒有。我啥都沒說嘛！只說你到了一個鄉下的親戚家去了。」老婆說：「可老張好像很著急，說無論如何明天一定要與他見面。」
「知道了。」余永安和特務們覺得沒有破綻，便當晚押著余永安到了北碚。
1948年4月17日，這是一個普通的日子，然而對中共重慶地下黨來說，這一天是極其黑暗的一天。
這一天，中共地下黨重慶市委的一位正書記、一位副書記同時成了可恥的叛徒，徹底導致了中共重慶市委組織的癱瘓和一大批地下黨員落入敵人魔掌的悲劇……
發生在同一天的這兩個主要領導的叛變，讓特務們欣喜若狂，而我們的革命同志則為此付了血的代價！
我們先說那個叫余永安的是如何帶著特務抓到那個「老張」和化名「老張」的中共重慶市委書記冉益智的醜惡表現吧——
17日。重慶北碚。
余永安若無其事地像以往一樣在街頭轉悠，不同的是一大批便衣特務在四周早已埋伏。
「老張」出現了。「老張」立即被特務們一擁而上逮住了。
「你們想幹什麼？」「老張」想反抗，但沒有力氣，幾個特務挾著他，使他動彈不得。還有，那個站在特務一邊的余永安紅著臉站在一旁，使「老張」異常憤怒地意識到自己被這個「鬼兒子」出賣了。
「老張」被特務們押到附近的一家旅店。
領頭的特務找來幾支筷子，然而上前朝「老張」臉上「劈啪」兩記耳光，二話不說，又捉住「老張」的手指，動上了「夾竹筷」的小刑具。
「哎呀呀——！」「老張」痛得哇哇大叫。
特務一見妙頭不對，他們怕驚動四周，便上來兩個人將「老張」一下推倒在床上，然而拉過枕頭、被子，死死地捂住他的頭。
「嗯！嗯——」「老張」頓時感到氣短胸悶，頭腦昏沉，死亡的恐懼彷彿一下子籠罩全身。「老張」立即意識到必須在生與死的面前「選擇」了——他不禁渾身顫抖，兩手慌亂地搖擺，拼盡最後一口氣喊叫道：「不要……我……說……全部說!」
特務一聽大喜，鬆開手，把「老張」拖起來扔在地上，又一腳踩在他的脖子上，厲聲喝道：「老實交代!不然就踩斷你這小頸子!」
「饒命！幾個大爺饒命！我交代！我交代！「老張」再次擺手求饒，特務才讓他坐在地上，喘息幾口。
「老張」停神後，似乎又有些猶豫，「我、我只是個普通人而已……路過北碚，順便看看余永安。你們不要聽他余永安瞎說……」
「他瞎說？我看是你在瞎眼說話呢！」特務一擁而上，幾條腿從四面北方朝「老張」踢去。
「哎呀呀！我說！我說嘛！」「老張」又服軟了，這回是徹底的服軟。接著他真的「清醒」了——他的「清醒」令特務們大吃一驚過後大喜不已，原來「老張」交代自己是中共重慶市委工委副書記，名叫冉益智。
「你——？共匪重慶市委副書記？」特務中有人不太相信。
「這個不假，我拿性命保證！」冉益智這回立即來了官氣：「老張是我的化名。重慶地下黨的情況我一清二楚……」
「既然這樣，你說我們寫……」特務們的高興得心都快要跳出來了，知道嗎？抓住中共重慶地下黨頭目，獎賞是多少嗎？哈哈，還能升遷官職呢！這樣的好事居然得來全不費功夫！
「我說，你們記……」冉益智果然有一副「領導」氣派。他首先擺起自己的資格：生於1910年，1938年加入共產黨。「老黨員了……」他說完此話，臉上露出一絲得意的神態，還竟然沖特務們笑了笑。
一個地方黨組織的主要負責人如此嘴臉，接下去就不會再考慮他這麼做會給組織和自己曾經的同志的命運帶來什麼結果了。這就是厚臉無恥。這就是黨的領導幹部的變質要比普通黨員的變質不知破壞程度要嚴重多少倍！
當場，冉益智又供出了北碚學運特支書記胡有猷。
這是叛徒向敵人獻上的第一份「厚禮」，因為胡有猷，又名胡笳其實早已是特務們「眼中釘，內中剌」了，只是不知道他就是共產黨而一直不好抓。現在由他們的「市委副書記」親自確認其共產黨身份，抓這樣一位學生運動的領袖人物，難道不是一份「厚禮」嗎？
特務們認為冉益智確實是從共產主義的理想道路上「回心轉意」了。乘著特務們得意之時，
我們藉此來認識一下中共重慶北碚學運特支書記胡有猷。胡有猷，1911年9月1日出生於貴州省鳳崗縣城一個商人家庭。鳳崗地處貴州高原東北的大婁山脈，是一個所謂「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分銀」的窮山區。父親胡懷中，經營黃絲、鹽巴生意，早年，不幸在山洪爆發中死去。胡有猷有一個哥哥、一個妹妹。自幼個性倔強的胡有猷，妹妹總喜歡叫他「牛哥」。胡有猷六歲入私塾，十四歲入縣立高級小學讀書。他天資聰慧，學習勤奮，是縣裡拔萃的學生，學校每次考試張榜，他總是名列前茅。1929年，胡有猷以優異的成績考取省立貴陽師範學校。在校六年，成績特佳，深得老師的器重，他不僅認真學習課文，而且喜歡閱讀文藝作品和進步書刊。在革命思想的熏陶和進步教師的影響下，他同情勞動人民，不滿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官僚對貴州人民的荼毒，立志要打碎萬惡的舊社會，為勞苦大眾服務。1935年，胡有猷在貴陽師範畢業時，正值紅軍長征路過貴州。紅軍強渡烏江、飛躍婁山、攻克遵義，都發生在他家鄉附近。紅軍的勝利，鼓舞了苦難的貴州各族群眾，也激起了胡有猷投身革命的強烈願望。1936年，他在貴陽中蘇文化協會工作時經人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考入武昌私立中華大學，與同鄉同學利用課餘時間創辦《滇黔月刊》，宣布革命思想。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胡有猷返回貴陽入私立大夏大學讀書。他與生活書店聯繫，以「讀書座談會」和「戰時科學座談會」名義，組織進步青年，學習革命理論，讀《新華日報》，討論時事，探討抗日救國大計。同年8月13日，由於他積极參加和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和出版《民先導報》，被反動當局逮捕。在獄半月，毫不屈服，每天同被捕的「民先」隊員一起唱「民先隊歌」，他在日記中寫道：「為了民主解放奮鬥，這次鬥爭增加了不少經驗教訓，應該保持優良傳統，繼續努力邁進。」胡有猷經親友保釋出獄後，在貴陽師範附屬小學教書，創辦《小學教育周刊》，繼續從事抗日宣傳。同時，在中蘇文化協會主辦的俄文專修學校貴陽分校學俄文，為今後赴蘇聯學習革命理論和建設本領做充分準備。
1939年秋，胡有猷離貴陽來重慶，準備奔往延安抗大學習，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大肆捕殺赴陝北青年，沒有去成。經黨組織同意，來到重慶中華職業教育社工作，開展統戰活動，深得該社負責人黃炎培和著名民主人士沈鈞儒的嘉許。蔣介石製造皖南事變後，重慶白色恐怖更加嚴重，胡有猷轉移到川北一帶做地下工作。1943年，胡有猷調回重慶，先後在寸灘中心學校、廣益中學、建川中學和中華職業學校任教。他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組領導下，根據「勤學、勤業、勤交友」的指示，積極進行革命活動。這段時間，家鄉親友曾多次勸他回黔競選國大代表，有人還推薦他去當鳳崗縣長和遵義教育局長，均被他婉言推辭，他說：「我對政界工作不感興趣，我熱愛的是教育事業。」實際上，他拋棄個人名譽地位，完全是為了革命的需要，服從黨的決定留在重慶從事革命鬥爭的。
抗日戰爭勝利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