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在許建業被捕之後的幾日內，由於敵人「意外「地從許建業的皮包中獲取了不少重慶地下黨組織的材料和一批要求申請入黨的先進分子名單後，特務們很快在重慶各個角落布下了特務網。而就在這個時候，中共重慶地下黨市工委書記劉國定和副書記冉益智的被捕及這倆位中共重慶市委主要領導的叛變，使得重慶地下黨組織遭受了毀滅性的大破壞。這過程中，我們看到了黨內出叛徒尤其是黨內主要領導背叛黨的嚴重危害性。
1948年4月6日，中共重慶地下黨市工委書記劉國定帶地下黨員塗緒勛去志成公司找許建業聯繫工運工作。劉國定當時並不知道許建業這邊已經出事，便衣特務們在志成公司四周密布了暗哨，所以當劉國定一到許建業的辦公室就被守候在那裡的特務扣下。
在外等候的塗緒勛見劉久未出，也進到許建業的辦公室，特務順其自然也將其扣下。因在辦公室現場訊問時，頗為機智的塗緒勛堅持自己是來找許建業聯繫有關公司業務的，並一口咬定與劉國定不認識，加上志成公司的多名員工也證明未見過此人，特務有名不耐煩地揮揮手：「你趕緊走吧！」這樣塗緒勛得以逃脫。
劉國定則不一樣，他聲稱自己是南岸牛奶場的會計主任劉仲逸(這是他當時的掩護身份)，但特務不傻，他們在另一間房子里尋問志面公司員工，結果都說劉國定是「黃先生」，並且經常與一個叫「肖胖子」的人來找許建業。特務一聽劉定國「不老實」，知道這其中必有詐，所以抓住這一破綻逼迫劉國定交代與許建業的關係。
「別以為我們都是傻瓜，你說是南岸牛奶場會計，姓劉，可為啥平時來志成時你卻稱自己姓黃，誰信啊？快，趕緊交代你是不是共產黨！」特務們也不是吃白飯的，又是拍桌又是瞪眼地審問劉國定。
「他、他們弄錯了。我就是姓劉……」劉國定想嘴硬，卻又無法自圓其說，最後只得承認自己是許建業發展的剛剛入黨兩個月的候補黨員，並反覆強調自己除了幫許建業送過一封信到南岸永生錢莊，交給余天、李忠良以外，什麼活動也沒有參加過。
「那你把這個情況寫下來。」特務拿來紙和筆。
劉國定無奈坐下來，將自己所說的寫在紙上。作為市委書記，劉國定畢竟手頭有不少黨內「資源」，了解的黨員情況也多，但由於情況來得突然，他一時弄不明白許建業是怎麼被捕的？另外，特務找志成公司的人了解我的身份，證明特務們還不知道我的底細和身份。南岸永生錢莊的余天和李忠良是因為在農村武裝起義失敗後逃來重慶的，是按我劉國定前幾天的安排，他們也應轉移走了。現在我把他們供出來，特務會馬上去核查，那隻能是除了能證明有過這兩個人外，其他的什麼都得不到，這樣特務們也無法證明我是什麼人，充其也就量將我多被關幾天放出來吧！劉國定這麼一想，所以裝著很自然地承認自己是許建業發展的「新黨員」，供出了兩個根本抓不到的「同黨」。
「跟我們走！」特務收起劉國定的「供詞」，便吆喝著將期押到了渣滓洞。
「喂，喂喂！我什麼都不是，你們還不放我出去！劉國定一看到了監獄，內心很恐慌地沖甩袖而去的特務們喊道。
「老實等著再吧！」特務們頭也不回地告訴他，因為這些人與整天跟共產黨打交道，用他們的話說，你劉先生「玩」的這一套別想糊弄我們，是不是啥都不是，等我們抓住了另外兩個共黨後再核實了看情況吧！自許建業抓住後，所有本案的每一個細節，徐遠舉都親自過問，甚至直接處理。
4月7日，徐遠舉親自帶領特務趕到南岸海棠溪永生錢莊經理李量才家中，以劉國定的名義騙出李量才之子李忠良和余天，在問及劉國定所送信的內容時，李、余所答不一，徐遠舉將二人帶回嚴審。
審訊室里，李忠良經不住嚴刑拷打，在「殺頭」的威脅下，沒幾下用刑就一瓜腦當了可恥的叛徒。李忠良根本不「忠良」，從他口中供出的情況有：(1)梁大達武裝起義領導人——鄧照明、王敏、陳以文和參加武裝起義的30多人；(2)在重慶一起參加抗暴活動的地下黨員劉國鋕的地址；(3)指認一起被捕的余天是梁大達起義後被通緝的鄧興豐；(4)與鄧興豐有關的重慶銀行地下黨員余永安。
「這回不僅有好戲看了，而且必定是一場大戲了！」徐遠舉拿著李忠良供出的長長一串「共黨」名單，心頭萬分狂喜地對手下特務們說：「你們辛苦點，這回我有得給你們陞官發錢的了！」
根據李忠良的交代，特務立即出動去捕抓劉國鋕和余永安。徐永安的被捕過程很簡單，特務一到其所在的銀行，正在上班的余永安一下被抓獲。可是特務們抓劉國鋕可是頗費了一番精力。
當年的老特務漆玉麟1972年9月5日四川省第二監獄接受有關部門審訊時有過特務們如何抓捕劉國鋕的詳細交代。漆說：「處長徐遠舉當依據劉國定的出賣情況，當指派偵防大隊大隊長季縷（又叫季子南，江蘇人，他1949年12月從成都竄逃台灣）領著某些偵防特務數人到曾家岩何公館處進行逮捕劉國鋕的，當時是何北衡是四川省建設廳廳長，在社會上很有地位，是不能隨便闖進去抓人的，而季縷他就採取法西斯特務手段進入何公館去，進行誘撲劉國鋕。但劉國鋕當時就發現季縷的手段，他就借口說：『我上樓去打個電話後，就和你一同去會某人好吧』。季縷在樓梯下等了一會，不見劉國鋕下樓，即上樓去看，才發覺統樓通道那邊還有兩個樓梯口。劉國鋕上樓後，就從西樓桶口下溜掉了。季縷馬上用何公館的電話打給匪處長徐遠舉說：劉國鋕以借上樓去打電話的名義逃走了的消息時，處長徐遠舉當暴跳如雷他親自到曾家岩何公館去，強行要何公館交出家庭教師劉國鋕和來當家庭教師的介紹人吳繼時，當何公館交出介紹人是重慶『和成銀行』總務處長劉某某（名我忘，他是劉國鋕的哥哥。此人和徐遠舉關係很密切）時，徐遠舉便親自到和成銀行，逼劉國鋕的哥哥交出了其弟與弟媳曾某二人的像片，以及有可能逃往的地方處等等情況。劉的哥哥當時在交出弟弟和弟媳二人的像片外，特別說明了其弟有可能去榮昌縣城的郭姓姑母處。徐遠舉當即派我帶領警衛組的組長黃聲揚，組員陳林、章加愈帶著劉國鋕曾姓二人的像片到榮昌縣縣城逮捕劉曾二人的。臨走時，徐遠舉還特意對我說，你們要知道啊，季縷這人他是夠滑頭的了，但劉國鋕比季縷還要滑頭。你們這次到榮昌縣去時，不要坐專車去，借一輛商鋪號的小轎車去好了，這樣不易被懷疑是我們特務機關的。到達距離榮昌縣城的一公里之處，就要下汽車，然後步行進城，再悄悄摸清郭某某的住址及他家近日來的動靜後再作行動。我等就是按照徐遠舉的指示去辦的。
「當時我們去了四人。在到達榮昌偽縣府時，由一名姓何的接待，他是國民黨榮昌縣工黨的。在何某的安排和配合下，當天深夜三更，我們就去包圍了郭家公館。第二天，我們在當地國民黨黨部一位主任職務的特務帶領下進了郭家。在郭家的後院花園裡，我看到一位年輕人，已知三分是劉國鋕了，因為我們手裡有他的照片。我上前問：你是什麼人，劉反問我：你是什麼人？憑什麼私闖民宅？我在自己的花園裡透透空氣還要有人管啊？我對他說，我不管你是什麼人，請你站住不要動！這時，我們一起去的陳林拿著照片過來，說：就是他。於是我們立即將其抓捕了！幾分鐘後，又將劉的新婚愛人曾某一起抓了……」
劉國鋕的新婚愛人姓曾名紫霞，是位美麗漂亮的姑娘。當時被敵人抓捕時，倆人結婚才幾天。後來由於特務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劉國鋕身上，又沒有查出曾紫霞是不是共產黨員，加上劉國鋕家人疏通各種關係，所以曾在被捕數月後被保釋出來。曾紫霞同志最清楚她志同道合的新婚夫君被捕的整個過程。下面是她的自述——
特務頭目徐遠舉聽說劉國鋕住在四川省建設廳廳長何北衡公館，想到何北衡是政學系頭目張群手下的紅人，而劉國鋕的五哥劉國其是川鹽銀行香港分行經理何北衡的大女婿。他認為逮捕劉國鋕必須小心從事。他曉得以前軍統、中統特務因為亂抓孫科、翁文灝左右的人都碰過釘子，受過蔣介石處分。況且這何公館地理位置有點特別，在曾家岩求精中學裡院，求精中學有那麼多學生，如果去的特務太多引起學生騷動，那就要惹出更多麻煩。經過精心策劃，決定以「誘捕」「綁架」的方法逮捕劉國鋕。徐遠舉派出了最精幹的特務、渝組組長、偵防大隊長季縷去執行這個任務。季縷連夜部署，於1948年4月10日清晨，化好裝，乘了一輛吉普車出發，將吉普車停在求精中學大門之外，帶上幾名經挑選的特務進入求精中學，又將這幾個特務布置在何公館門外，然後他獨自一人走進了何公館。
這時天剛亮，適存高商的洪寶書同志已經如約來到何公館。國鋕同洪寶書同志正坐在何公館客廳靠窗的沙發上，談著工作。國鋕向洪寶書同志交代說：「組織已決定我立即轉移，我走後有人按規定暗號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