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第一章的讀者，相信都會為敵人的殘暴所憤慨，也相信都會被烈士們慷慨就義時的那種英雄氣慨所折服。小說《紅岩》就是根據在重慶解放之前那段黑暗日子裡，國民黨反動派對我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進行殘酷鎮壓和屠殺的史實，以及獄我中共產黨人堅強不屈同敵人展開鬥爭的經歷而完成的一部優秀文學作品。《紅岩》作者羅文斌和楊益言，以及最初參與報告文學《在烈火中永生》的劉德彬，他們都是白公館和渣滓洞的脫險志士，親身經歷和目睹了那段血腥和黑暗的大屠殺。《紅岩》作為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它所產生的影響和育人作用早已伴隨著歲月的流長而久遠。然而，《紅岩》畢竟受限於人物塑造等文學創作和文學文本自身的影響，遠沒能更廣闊、更深刻和更真實地全貌反映出重慶解放前夕敵我之間那種交錯複雜、糾結而又殘酷的殊死搏鬥和人物形態，尤其對敵我兩個陣營在力量懸殊、環境特殊的條件下，彼此所表現出的崇高與卑鄙、忠誠與背叛、人性與狼性方面的那種豐富與生動、精彩和深刻的歷史本來面目。這也是筆者為什麼致力重寫「紅岩」的目的所在。
「11·27」大屠殺，敵人在垂死掙扎時的殘暴以及留給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的那筆血債當永遠記著，然而，還有一個問題更需要我們黨內和革命陣營內部進行深刻反思的，就是為什麼我們有那麼多優秀的共產黨人被敵人逮捕並在共和國已經成立的日子裡喪失了寶貴的生命？為什麼一個地方的黨組織幾乎受到敵人毀滅性的的破壞和打擊？
小說《紅岩》里對此有所記載，似乎都是因為一個叛徒「甫志高」的原因，這「甫志高」也從此成為革命陣營里最令人痛恨的人物。
「甫志高」確實可恨。沒有這樣的叛徒，白公館、渣滓洞兩個監獄裡就不會關進那麼多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當然也不會有後來的「11·27」大屠殺那麼悲憤的一幕。然而，當筆者走進「非虛構」的「紅岩」革命鬥爭史中，抹去掩飾在那些被文學藝術所虛構的成份時，發現了許多更令人深思和省悟的嚴肅問題——
比如：為什麼叛徒「甫志高」的原型人物蒲華輔這樣一個真實的叛徒，最後其實是喊著「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比「江姐」的原型人物江竹筠還早十幾天時間就被敵人殺害了；
為什麼當時的重慶地下黨中職務越高的領導幹部在被敵人逮捕後當叛徒比誰都當得快，而且好幾位後來都成為了喪心病狂殘害革命者的特務分子；
為什麼在許多普通黨員印象中那些平時「唱馬列主義調子」比誰都高、大道理一套又一套的「最革命者」，到了敵人的監獄和「老虎凳」面前時，卻經不住一頓酷刑嚴打而當了叛徒……
「11·27」大屠殺和重慶地下黨如此慘痛的教訓，曾是獄中共產黨員們思考最多、最深的問題，這也是「江姐」、「許雲峰」等共產黨員在犧牲之前最想向組織反映的問題。為此，他們經過了漫長而周密的思考與準備後，認為當時最有可能出獄的羅廣斌可以代他們完成這一用「血的教訓」換來的使命，因而他們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通過各種途徑，最終形成了凝結集體智慧的一份「向黨彙報」的寶貴材料——這就是羅廣斌在創作《紅岩》之前、於1950年初就向組織秘密上交的這份題為《關於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這一極其寶貴的《報告》，是我黨罕見的重要文獻，因為它是那些在敵人監獄裡的共產黨人對自己的組織內部所出現的問題的思考和反省。雖然它真正讓我們了解它基本內容的時間才僅僅幾年時間，然而在筆者看來，它的價值其實遠比《紅岩》小說要重要得多。
羅廣斌出獄後的第28天便抑壓不住內心的悲痛和肩上的責任，開始進行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這就是那些已經犧牲了的獄中同志們囑託他代向組織提交的這份《關於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下簡稱「報告」）。
據那些從監獄裡脫險的同志介紹，當時關在白公館和渣滓洞的共產黨員們面對地下黨領導人的變節、投降而造成那麼多黨員及革命同志被捕和帶給黨組織的毀滅性破壞，心情無比悲憤與痛苦，同時對地下黨個別領導下在敵人面前屈膝救榮、賣身投靠既震驚又憤恨，由此對黨的建設和事業發展產生了萬分擔憂之心。在獄中，他們一方面為新中國的成立而歡呼，同時又為自己不能活著出去迎接如紅日升起的新中國而感到痛苦與悲傷。他們在明知敵人一定會殺害他們的最後時刻，並沒有忘了還有最後一份責任，這就是要向自己的黨說說「心裡話」，這心裡話集中起來就是：自己的黨必須保持組織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為此，他們在獄中秘密地下黨組織的動議下，以高度負責的態度和認真嚴肅的精神，從黨的建設、組織發展、黨員教育等方面進行回顧總結，他們相互囑託，若有人有機會活著出去，一定要把他們關心和討論的問題形成報告交給黨組織。
到了1949年9、10月份，國民黨開始有計畫的槍殺獄中的共產黨員和革命同志了，加上獄外黨組織所準備的「越獄計畫」因敵人的提前屠殺而不能實施，尤其是10月28日陳然、王朴等獄中幾位重要的黨組織骨幹被槍殺後，白公館「監獄支部」內的許曉軒、譚沈明、劉國鋕等經過認真研究後作出決定，要羅廣斌請求「自新悔過」而獲得出獄機會。當獄中黨支部將這一決定向羅廣斌交代後，他本人卻覺得「……我自己知道，要求堅決地為組織犧牲，我是能夠苟求自己做到的。但進一步的『犧牲自己的氣節』——雖然這已不是單純的氣節問題了，我卻不願意……」羅廣斌曾在解放後談到這件事是這樣解釋自己當時的心境。為此，「獄中支部」負責人之一的譚沈明告訴他：「為了數百同志，犧牲自己是應該的，就是事情做不好，做不成功，也是應該犧牲的。我們不但要、不僅要能為革命貢獻生命，而且還要求『忍辱負重』」正是這種特殊的交代，羅廣斌最後服從了組織的決定。而獄中組織還專門為羅廣斌用書面形式對他寫了獄中表現的組織結論並對獄中黨組織要求他「自新悔過」（假叛變）出獄的問題作了特別說明。但後來敵人的大屠殺提前了，羅廣斌借「自新悔過」的假叛變出獄計畫沒能實現，而幸運的是他在大屠殺的最後時刻通過策反敵看守楊欽典成功，與另外十幾位同志成功脫險，這樣的命運才使得羅廣斌有了完成獄中支部交給他完成向黨組織報告的任務。
出獄後的羅廣斌身體極度虛弱，可他彷彿自己還在獄中，尤其是他無法相信自己親愛的戰友、同志許曉軒、劉國鋕、譚沈明等不在人間了，他更無法忘記獄中同志們在臨刑前用一個個眼神、一次次緊緊的握手所給予他的重託，這就是他為什麼出獄後的第28天就埋頭開始寫報告。
「老羅出獄後沒多久，就把自己關在家裡，整天不出門，一直埋頭在寫材料，至於寫什麼我們家裡人沒有一個人知道，他也從來沒有告訴過誰，一直到文革中被人迫害致死他都沒有跟我們說過這件事……」2009年3月，筆者登門採訪羅廣斌的夫人時，老人親口對我這樣說，並補充道：「連跟他一起寫《紅岩》的人也沒聽他說過的這個《報告》的事。」
羅廣斌知道這是一份異同尋常的報告，是黨內極端重要的事，所以除了向組織報告外，不可以向任何人包括自己的親人透露一點點兒內容。這是組織紀律，也是烈士們的另一種生命，需要對其異常的遵守和保護，所以直到死，他也沒有向除了組織以外的任何人透露他所完成的這項神聖的任務。
《報告》全文約兩萬字，共有七個部分，分別為：第一部分：「案情發展」、第二部分：「叛徒群像」、第三部分：「獄中情形」、第四部分：「脫險人物——白公館（全部）」……第七部分：「獄中意見」。現在這份《報告》現在被存放在重慶「紅岩」檔案館中，關於這份《報告》以及《報告》的內容一直是被視為「黨的高級機密」而基本沒有外界人所知。
《報告》里到底寫了些什麼，現在已經可以公布了。但其中有一個「謎」至今也沒有弄清楚，那就是這份「帶血的報告」中竟然缺了「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這兩部分內容到哪兒去了？
是羅文斌沒有寫這兩章？那幾乎是不能成立的推斷，因為從「第四部分」到「第七部分」之間顯然是有兩頁紙少了而非寫報告人特意「空」出的兩個沒寫的章節。
是無意被什麼人丟失了？似乎不像。因為要「丟失」的話，也應該或連最後的「第七部分」或連「第四部分」的個別內容也丟失，不可能中間真好丟了兩頁紙。
這個「謎」現在不得而知，而且始終無人結論。因此關於丟失的這兩個部分的內容更成為了「謎」。它到底寫了些什麼？為什麼有人那麼害怕它？
有一件怪而非怪的事讓我們多少能夠驚出一身冷汗：
這份《報告》發現者和發現《報告》中「丟失」兩部分內容的當事人、現任「紅岩革命紀念館」館長厲華先生在1988年時，當他第一次遇見這份《報告》時